一九五九年，一張單程機票，一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赴美求學。一趟克難時代、集合眷村希望的旅程；一段看見世界、開拓人生視野的經歷；一位留美書生，回台推動社會進步的軌跡。他寫書、寫人、寫時論，第一次寫下自己九十年的故事——一位經濟學教育家、出版者、思想傳播者的人生智慧與實踐。（本文節錄自《高希均回憶錄》一書，作者：高希均／天下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眷村的子弟，怎麼有能力出國讀書？年輕時讀過的書，不少是西方名人傳記，像是《林肯傳》、《居禮夫人》等，但那些故事總有些遙遠，少了一點「親切感」。直到讀了農學前輩沈宗瀚博士的《克難苦學記》，給了我極大的鼓舞。
沈宗瀚是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之父，他是一位傑出的農藝專家，很早便在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取得農業博士，地位非常崇高。沈宗瀚在擔任農復會主任委員時，李登輝曾是他的下屬。這本書寫於台灣社會普遍提倡「克難精神」的年代，他坦誠描述自己克服重重困難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艱辛歷程，不僅細述學習英文的辛苦、發音上的困難，以及在學術道路上如何突破困境，也提及了他兩段婚姻都因妻子早逝而告終的不幸經歷。沒想到，我後來也有機會認識他的公子沈君山教授，而且變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沈宗瀚的奮鬥精神和毅力，為我這個同樣懷抱留學夢的年輕人樹立了榜樣。在那個年代，「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 S I S）播放的電影和「美國之聲」（The Voice of America）都是我看見世界的窗口，加上「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 S A I D）也大力支持台灣學生赴美深造，我於是立志前往美國就讀研究所。
在學業方面，我的父母沒有給過我壓力，而且很難相信，大學那時候並不公布班級的成績名次，我們只會知道每門學科老師打的分數。一直到大四上學期註冊時，政府宣布公立大學開始徵收學費，前三名可免繳，學校才公開每班的成績排名（至少這是我在台中農學院的經驗）。那時尚未開學，我還在台北家中，同學看到公告欄後寫信給我，我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
大四規定要寫畢業論文，也有論文比賽，有兩個論文範圍可以選擇：農業組織及合作社發展。獎金也是由這兩個組織贊助，每個題目都提供一千元的獎金。然而，要獲得撰寫論文資格，必須是班上特定課程中成績最好的前兩名學生，而且要由授課老師指定才能參加。在這兩門相關課程中，我成績都是最好，獲得了撰寫這兩個論文題目的資格。但我只能選擇一個題目，班上另一位女同學拜託我選擇另外一個題目，讓她可以爭取到其中一個名額，並且請我看了場電影。
大三萌生到國外進修「經濟發展」的念頭，並被沈宗瀚的《克難苦學記》鼓舞；大四得知自己的學業成績，給了我追求更高學位的信心。
準備申請美國學校，遭遇的困難之一就是「推薦信」。當時台灣的教授們即使學問好，也鮮少能夠用流利的英文撰寫推薦信。通常，學生自己先擬好稿，再請教授審閱簽名。這讓我感到相當為難，因為我必須在信中充分肯定自己，卻又不好意思誇大；如果寫得不夠好，又無法凸顯自己的優點。
另一個挑戰是費用問題。當時寄一封航空郵件到美國，大約要花費兩百元台幣，不是筆小數目，相當於父親月薪的四分之一。因此，我只能謹慎地選擇三間學校申請，結果太令人興奮了。這三間大學都是很好的州立大學，都願意提供獎學金。
這三間大學最大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蔣彥士、謝森中、彭淮南等首長皆是畢業生；其次是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孫震在那裡得到學位；我選了南達科達州立大學，它們的畢業生狄奧多·舒茲（Theodore Schultz）是美國農經的泰斗，一九七九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任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經濟系系主任多年。
一九五九年六月當完兵離九月出國還有一段空檔，台大農經系的張研田老師便邀請我到台大擔任研究助理，因此，我認識了謝森中（後為中央銀行總裁）、李登輝（後為總統）、王友釗（後為農復會主委）等著名學者。我被安排在台大農學院二樓的研究室，另有兩個辦公桌，分別就是李登輝和王友釗的位置，他們一週來台大兼課一次，見面時偶有交流。
李登輝先生已有碩士，再次赴美去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一九六八年，他寫信向我索取我在一九六四年發表的博士論文做為參考。那時我已經從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取得博士，教了四年書。那篇博士論文〈農業經濟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寫好後，已經將部分內容分別改寫成三篇文章，在學刊上發表過，我當然很高興寄一份給前輩李登輝先生。
「什麼時候湊足一張機票回來？」
一九五九年，台灣平均國民所得才一百二十三美元，一張飛往美國的單程機票就要六百美元（相當台幣兩萬四千元），這是天文數字。
在軍中服務的少校父親，苦思許久，他年逾五十，決定提早退休。全部的退休金一萬八千元都無法湊足一張單程機票，需另外加上母親標會湊到的六千元，才能買到一張較便宜的學生包機機票，並為我做了人生的第一套西裝。
父親一個月的薪餉不足以維持家用，通常還要靠母親四處去張羅。每到開學時刻更是難為了她。「標會」似乎是她最常用的辦法，也是我最先接觸到的「地下經濟」。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穿著訂製西裝，全家人在松山機場為我送別。母親問我：「什麼時候才能湊足另外一張機票回來？」宛如生離死別。
父親退休後，家中收入就歸零了，當時三個妹妹還在念書。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念好書，每月一定要寄回來二十美元家用。飛機起飛時，我既興奮，又感到責任重大。
從不延誤寄回三十美元的家用
到美國的第二個月，領到兩百美元的助教獎學金，我立刻到郵局用掛號寄了三十美元回家。因為後來得知美國的助教獎學金不用扣除所得稅，實實在在領到的就是兩百美元，寄宿家庭只要二十五美元，我吃飯吃得簡單，大約也是二十五美元，於是就寄了三十美元回家，往後也都如此。
父母收到錢後，搭公車到衡陽路的銀樓換成台幣一千兩百元。那時，美元兌台幣的匯率是一：四○，父親少校的月薪是八百元，眷村中薪水最高的兵工廠上校廠長也只有九百元。一夕之間，退休的父親變成了眷村最高所得者。
幸虧美國西北航空從未失事過，每月初從不延誤地遞送我的家用；在太平洋的另一邊，我也每週從不延誤地收到父親寫來的航空郵簡，密密縫縫地寫滿了他的叮嚀。母親笑他：「退休後唯一的大事就是寫信給兒子！」做兒子的又何等幸運，每週能得到這麼多的親情與勉勵。
提升眷村的讀書風氣
出國八年後，一九六七年我終於帶著未見過祖父母的兒子，第一次回台探親。父親高興地把家裡設備都「升級」，廁所換成新式馬桶，我則帶回一台新力 （Sony）的十二吋彩色電視機，轟動了眷村鄰居，傍晚都擠到我們的客廳來看電視節目。
自己的故事似乎激勵了許多眷村裡的孩子，他們看見讀書真的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大大提升了眷村裡的讀書風氣。他們也都奮力向學，幾年後，有人考上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有人成為中研院院士、華航董事長和總經理。我從未預料到，三十美元能發揮如此大的影響力。
三位妹妹自台大及輔仁大學畢業後，我也鼓勵她們到美國讀研究所，除了提供保證金兩千四百美元，還有旅費及學費。她們也都在美國成家立業，生活安定，已逾八十歲了，至今仍常感謝我對她們的支持。
在我成長過程中，「軍人」是一個榮譽與犧牲的標誌；「眷村」是一個刻苦與奮鬥的標誌；「軍人子弟」更是一個沒有特權依靠、沒有財富依靠、自力更生的標誌。正因為一無所有，更要一切靠自己。
一位軍人子弟最深刻的領悟是：「把書讀好」就是自救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