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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書」而「生」的書生
在世局混沌中，自己已經走到望九之年。近幾年，當有人以「德高望重」為說詞，邀請我出席聚會時，我總會坦白地告訴他們，我已「年老體衰」。
回顧這一生，我是一介「書生」──為「書」而「生」。自己何其幸運，一生與書結緣。從中日抗戰烽火中誕生，在南港眷村長大，再到美國研究與執教近半世紀，最後回到台灣投入文化出版，變成了一個東西方社會中既入世又出世的讀書人。
為什麼要在90歲寫這本書？我時常想起安息在汐止的父親。他留給我的是500多封家信，一再叮嚀我：「做一個教書人，就要好好地寫些書！」「讀書人不能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判斷，要有明辨是非、擇善固執的勇氣。」
我自問：要把什麼重要的觀念留給下一代？答案是：深厚的經濟基礎、豐富的精神遺產、優美的自然環境、進步的現代社會；千思萬慮之後，最具體需要的是追求「和平幸福」。綜合一生的體驗，寫下這本書，就是對這個時代的交代與未竟的心願。
回首1970年代，我傳播進步觀念的歷程，首先迫切需要根除的就是「白吃午餐」的心態。1977年，我引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對當時台灣社會瀰漫著「市場要保護、物價要補貼」的貧窮心態，敲響警鐘。我驚覺到：一個社會不可能長期不勞而獲而進步的。反之，愈少的人白吃午餐，社會就愈容易進步。社會進步創造了財富，比財富更重要的是「幸福」；幸福的前提先要擁有「和平」，「和平」必須要有遠見的國家領導人來倡導及無數民眾的維護。
60餘年前大學畢業，1959年幸運地去美國大學研讀一門新興的學科──「經濟發展」，研究如何使貧窮落後的社會不再貧窮落後。
（二）「經濟」的關鍵角色
自己在美國經歷了40年勤奮的教研生涯，得以參訪西歐、北歐、東歐、俄國及東亞的社會經濟制度，又再回到台灣逾20年。總結這一生的體認，先容我綜合地指出經濟、教育與和平的關鍵角色：
(1)一個社會經濟落後，多數人的生活不可能小康。
(2)一個社會經濟成果屬於少數人，社會不可能安定。
(3)一個社會人民的各種活動受到政府多方面多層次控制，競爭力不可能高。
(4)一個社會只注重經濟成長，國際上得不到尊敬。
更進一步說：
(5)一個和諧社會是貧富不懸殊的、多元的、公義的。
(6)一個進步社會的媒體是公正的、政府與國會是有效率的、人民是肯付稅的。
(7)一個快樂社會是人民生活、社會福利、文化水平、永續發展齊頭並進的。
(8)大陸和台灣的歷史教訓是：沒有「戰亂」是人民追求幸福的起步及根本。
綜合「醫」、食、住、行、育、樂、「和」這七項，就變成了現代文明社會的理想拼圖。
（三）「教育」的不可或缺
(1)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落後，而社會進步的。
(2)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支出過多，而財政破產的。
(3)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屬於少數人，而社會安定的。
(4)世界上沒有一個社會，因為教育制度受到政府嚴格管制，而能有創造力的。
(5)世界上沒有一個社會，個人不受教育，而能活得幸福的。
(6)世界上貧窮的社會，必須得到幫助來克服「教育窮」「孩子苦」「工作缺」的宿命。
(7)世界上沒有一項支出，比投資教育更迫切；世界上沒有一項工程，比教育所產生的長期影響更深遠。
(8)世界上孩子的微笑，是天使的微笑；世界上孩子的傷痛，是你我的傷痛。
一旦經濟成長，教育普及受到重視，就容易產生「以人為本」的信念。當以「人」為核心時，就能發揮人性尊嚴，共同追求這些基本信念，如：公平與法治；教育機會的普及；財富的合理分配；文史哲、藝術、音樂、外語等的提倡。因此，年輕一代，容易擁有人文素養。美國評論家常自責地說：「我們的科技可以摧毀幾千里以外的敵人，但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能教好身邊的下一代。」
（四）祈禱兩岸領導人共獲諾貝爾和平獎
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工作者，透過我們出版的雜誌及書籍，現實面的提倡是：
(1)人人受教育，就有生存的本領。
(2)人人有工作，就有活的尊嚴。
(3)人人有付稅的能力，就會產生文明。
(4)人人盡公民的責任，就會永續發展。
文明社會能構建高度文化水準及科技發展，擁有多元創新機制，相互包容尊重的生活方式，避免武力衝突，共同致力於永續發展，兩岸關係必須改善：
● 化敵為友，全民無憂。
● 兩岸交流，天長地久。
● 兩岸一家親，兩岸一起興。
● 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2024年，我出版了五本套書《打造台灣軟實力之島：開放、文明、進步、和平、學習》，刊出了近300篇論述；此時此刻正在全力提倡「和平幸福」。我祈禱：兩岸領導人盡快地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你們最大的貢獻不是贏得戰爭，而是贏得和平。
和平，不是選項，是唯一的道路；
幸福，不是期望，是共同的責任。
這才是兩岸政治領袖與兩岸人民所能共同獲得的最高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