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期趨勢來看，台灣年平均氣溫在過去100多年已上升約1.6℃，夏季天數持續拉長，部分地區一年有超過3分之1時間處於高溫狀態。真正影響健康與社會運作的，不只是破紀錄的極端高溫日，而是高溫日數與夜間高溫的持續累積。據衛福部統計，近年夏季熱傷害急診就醫人次明顯上升，部分年度在盛夏前半段，就已較前一年同期增加5成以上。（本文節錄自《為什麼有些街道走起來特別涼？》一書，作者：林子平／商周出版，以下為摘文。）
為什麼颱風天或地震會停止上班上課？
這是因為風災、水災、震災在《災害防救法》中被明確列為「災害」。在制度上，災害不只是嚴重的自然現象，而是指一種會對社會運作造成明確衝擊，且需要政府動員公共資源回應的風險。
一旦被列為災害，政府就能依法發布預警、調整上班上課標準、啟動災害應變中心、動員跨部會資源，並編列與動用救助與補助經費。換句話說，災害的關鍵不在於天氣本身，而在於它是否被視為必須由公共體系共同承擔的風險。
而長期以來，對高溫的想像多半停留在「夏天本來就熱」、「個人適應就好」。高溫造成的影響分散在不同場域─勞動現場、學校、街道、家庭與醫療體系，傷害往往是逐日累積、延後顯現，而非一次性的事件；責任也橫跨多個部會，缺乏單一窗口可以認領。這使得高溫在制度中始終被視為一種「背景條件」，而不是需要公共介入的災害。
但近年的情況已經明顯改變。從長期趨勢來看，台灣年平均氣溫在過去一百多年已上升約1.6℃，夏季天數持續拉長，部分地區一年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時間處於高溫狀態。
更重要的是，真正影響健康與社會運作的，不只是破紀錄的極端高溫日，而是高溫日數與夜間高溫的持續累積。
這樣的氣候背景，也已轉化為具體的健康衝擊。近十多年來，多個測站顯示，超過36℃的高溫日數明顯增加，高溫已成為可預期、可重複發生的氣候條件，而非偶發事件。
依據衛福部統計，近年夏季熱傷害急診就醫人次明顯上升，部分年度在盛夏前半段，就已較前一年同期增加五成以上。這些案例並非集中於單一極端事件，而是隨著連續高溫日逐步累積，對長者、慢性病患者與戶外活動者造成壓力。
當一種風險能被持續監測、反覆出現，並對公共健康與社會運作造成可預期影響，它在實質上已符合災害管理中「可預警、可量化」的核心條件，只是尚未被制度正式承認。
其它國家如何因應高溫
南韓是明確將高溫列入災害的代表：
他們在2018年修法，把熱浪正式納入《災難及安全管理基本法》，當氣溫連續達到警戒門檻時，政府能依法啟動中央災害應變體系，動用救助與補助資金，統一跨部會指揮，開設避暑中心，並要求地方政府針對弱勢族群啟動主動關懷。
這讓高溫不再只是「天氣事件」，而是能依法動員的災害，傷亡者也能比照其他天災獲得補助。
各國雖未都把高溫列為「法定災害」，但多已建立完整的應變體系。
部分國家以通報、關懷與訪視為核心思維：
另一類國家則以空間安全與基礎設施應變為主要做法：
這樣看來，各國面對高溫，處理的從來不只是醫療或環境，而是怎麼把人、空間與制度接起來，讓高溫來時，需要被保護的人，有地方可去，也有制度可以啟動。
那台灣呢？我們要先讓高溫成為法定災害，讓制度引導體制？還是強化人與空間的防護網，讓每一個人都知道該怎麼避暑、該關心誰、該去哪裡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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