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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不足以救中國

文 / 陳平    
198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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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不足以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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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歷史上人們對一篇作品清一色的褒貶,未必是它成敗的標誌;觀眾的冷淡才是它最大的失望。「河殤」之所以成為幾十年來海內外最為爭議的中國作品,是由於它不僅震撼了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也震撼了上下幾千年的中華文明。這既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的成功,也是一個文明變革的訊號。

長城是包袱,也是資本

很多人幻想世界上的事物可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譬如說,他們要社會主義的安全,不要由此而來的均貧;要資本主義的效率,不願因此而擔風險。換言之,他們要西方商業文明的繁榮,但不願為其付出代價。這類理論雖然美妙,但近乎異想天開。

事實上,「優點」和「缺點」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長城所象徵的「大一統」,在閉關政策下是革新進步的沈重包袱,而在開放政策下卻可以成為國際競爭的最大資本。

最近,保羅.甘迺迪所著「強權和興衰」一書,就預言美、蘇強權的衰落和歐洲、日本、中國的興起;諾貝爾物理獎學者史蒂芬.溫伯格更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統一歐洲的世紀」。

蘇聯的改革與開放將會擔更大的風險,其原因在於它沒有「大一統」的歷史,卻有非俄羅斯民族分裂和離散的傳統。這說明中西文化無所謂優劣,問題是在於那個民族的選擇可以使其傳統文明更能適應時代變革的挑戰。危機感是一個民族奮起和上升的開端,倒是樂而忘憂是盛極而衰的前奏。

不少學人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文化,似乎清朝的腐敗,就是儒學的沒落,而四小龍的興起,就預示著儒學的復甦。然而他們忘記了民族文化不僅包括少數人的「菁英文化」,更根植於多數人的「大眾文化」。請問究竟是「三國」與「水滸」,還是四書、五經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大?

港、台一些學者批評大陸當代啟蒙運動未脫當年五四窠臼。五四時代的啟蒙家,多數是來自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或是出身於破落貴族的世家子弟,如胡適、陳獨秀等,他們接觸到西方文明,為科學、民主吶喊;然而,他們的呼聲只在少數接觸過西方的知識分子中間激起一點微弱的火花,卻始終未成廣大民眾自身奮鬥的目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瞭解工農大眾生存的必須,也就無法為科學、民主在農民占人口多數的中國找到生根點。

「河殤」借題發揮?

毛澤東雖然瞭解農民的要求,卻不諳科學的文明。所以,幾十年間雖然改朝換代是成功了,國家獨立是掙得了,而民族復興卻並未完成。

然而,由「河殤」探索者與製作者所代表的當代啟蒙家,多是文革中的大學生和中小學生,他們幾乎都上過山、下過鄉、做過工、務過農,雖然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卻想探索世界的新知識。

這代知識分子和五四時期乃至當今的海外知識分子不同:他們學養雖不足,卻思想開放而有使命感;他們經驗雖不多,卻瞭解民眾而有務實心。中國政革的動力和希望存他們身上。

有人質問「河殤」為什麼不直接批評時政,卻以黃河或文化來借題發揮?我以為這代人中絕不乏敢於吶喊和拚命之士。然而,經過了文革的知識分了、不再相信吶喊與拚命便足以救中國,也不再相信,有社會主義或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一類的簡單藥方。

八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或是正統社會主義的蘇聯皆是百病叢生,更何況中國或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如今中國貧窮的一大原因就是耕地不足而人口過多,而孫中山與毛澤東都曾經認為人口多是好事;直到七0年代,中國領導人的這種觀念才為輿論所改變。

從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我們見過多少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領袖攻擊舊政權,然而一旦權力到手,他們又何曾實現過自己當午民主、自由的諾言?有鑒於此,儘管我不敢完全苟同「河殤」中的一切觀點,我還是贊成「河殤」的製作者探討中國文化中專制傳統的根源何在。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革命,中國人拋酒了多少多少鮮血?我們所換來的教訓,不是要改朝換代,而是要改變競爭的遊戲規則,換言之,就是要改革傳統的機制?「河殤熱」的出現,正是開放政策改變了遊戲規則的產物,

去年夏天「河殤」在大陸時播時停之際,我正為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討論中國改革一事訪問北京(編按:作者時任該會會長),金觀濤來看我時,談起「河殤」引起的反響及壓力。頗為憂心忡忡。我提議:為何不把「河殤」的錄影帶拿到海外去放映,聽聽外界的聲音。

不久後正值他去香港開會的機會,「河殤」的辯論便從國內席捲至海外,文藝作品的評價,經濟政策的制訂,如今已不是政治局要員的專利,而是大眾參與的過程。這是幾下年來中國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中共官員也要「言論自由」

我不僅聲張人民應有的平等權力,同時也建議恢復中共高級官員的言論自由。王震對「河殤」的批評在京報不能登,只好去寧夏見報,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贊成王震有發表個人不同意的權利、卻不贊成任何人以一言下定論的作法。

我在文章中見過王震,印象中他雖然是出身農民的軍人,卻很愛護部下中的知識分子。不能僅僅因為震要批評「河殤」就要他下台,同樣地,也不能僅僅因為金觀濤批評了農民倚賴土地的局限就不讓他發言。

我希望兩代人之間可以公開、平等地對話,藉以導致對民族局限和出路所在的共識,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建立信任與合作;遠在台海兩岸的變革中,都是極為重要的。

人類認識的最大障礙在於「自我中心論」,中國的復興也應從擺脫「中國中心論」的傳統開始。

「河殤」的許多史料是舊的,然而觀察角度是新的。它令人觸目驚心之處,就在於它提醒我們,是故步自封相妄自尊大造成上我們民族近百年落後挨打的命運。它引人回首歷史時,亦啟示人們世界兩種經濟體制皆各有得失。

問題是要結合兩種經濟體制、實現傳統結構轉型究竟要付出多少代價?

提出問題乃是為了找出對策。文化傳統是生命的有機體,不是宿命的僵化物,當大陸、台灣、香港為未來作選擇時,可以從「河殤」的啟迪中分析民族歷史的局限,觀測全球競爭的格局,這樣才能超越固有的傳統,推進中華的文明。

(陳平為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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