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歷史上人們對一篇作品清一色的褒貶，未必是它成敗的標誌；觀眾的冷淡才是它最大的失望。「河殤」之所以成為幾十年來海內外最為爭議的中國作品，是由於它不僅震撼了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也震撼了上下幾千年的中華文明。這既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的成功，也是一個文明變革的訊號。
長城是包袱，也是資本
很多人幻想世界上的事物可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譬如說，他們要社會主義的安全，不要由此而來的均貧；要資本主義的效率，不願因此而擔風險。換言之，他們要西方商業文明的繁榮，但不願為其付出代價。這類理論雖然美妙，但近乎異想天開。
事實上，「優點」和「缺點」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長城所象徵的「大一統」，在閉關政策下是革新進步的沈重包袱，而在開放政策下卻可以成為國際競爭的最大資本。
最近，保羅．甘迺迪所著「強權和興衰」一書，就預言美、蘇強權的衰落和歐洲、日本、中國的興起；諾貝爾物理獎學者史蒂芬．溫伯格更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統一歐洲的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