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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里曼是記者?還是意見領袖? 為什麼他的話,全世界都在聽?

文 / 吳錦勳    
20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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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里曼是記者?還是意見領袖? 為什麼他的話,全世界都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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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多數記者都有地域性,因為大都是報導本國議題。但是佛里曼透過著作變成有國際級影響力的作家。說他是記者,還不如說他是世界級的意見領袖。

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為紀念創刊十周年,會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進行了一次網路調查,評選在世的全球「百大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佛里曼就位居16,可見其地位。

目前他還擁有五所美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工作之餘,他也曾在哈佛大學開了一門「全球化」的課。

影響力

不管何時,要見誰就見誰;1000字專欄,帶來以巴和平

現在,他在《紐約時報》寫的專欄同步供稿給全球700家媒體轉載,讀者至少上百萬,以如此高聲望報紙的明星級作家身分,佛里曼幾乎可以要見誰就見誰,不管什麼時候。

多年前,佛里曼和前國防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和現為歐巴馬的副總統參選人――民主黨參議員拜登(Joe Biden)準備由阿富汗美軍基地登機回家時,接到來自五角大廈的禁航令。佛里曼立刻從包包中拿出衛星電話,背出一組腦袋裡的國務院總機電話,最後拜登、倫斯斐輾轉連上鮑威爾將軍,機長最後臉色慘白對他們說:「歡迎登機!」這件事說出了佛里曼在外交事務上的份量。

佛里曼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朋友,甚至一國領袖、部長等。很多政治人物信任他,往往帶給他意想不到的消息。2002年初,當時還未繼位為國王的阿布都拉王儲(Crown Prince Abdullah of Saudi Arabia)就是透過佛里曼的專欄,公布阿拉伯聯盟對以巴和平的建議方案。透過這個1000多字的專欄,佛里曼已超越一名記者,而化身為和平大使。

他的足跡可說遍布全球,護照蓋滿數不清的戳記,甚至包括委內瑞拉南方荒野至印尼雨林。

轉捩點

15歲到耶路撒冷,從此變身中東專家

今年55歲的佛里曼,是個猶太裔美國人,個子不算高,髮鬢稍白,也有微凸的中年肚。大大的鼻子,配上兩撇八字短鬚,笑起來甚至有種促狹的表情。但他走路快,渾身散發一種幹練氣息。如果現在他戴起帽子,拎起皮箱,就更像一個猶太商人。

但本該是一個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平凡猶太人,卻從15歲那年改變了命運。

1953年,佛里曼出生於明尼亞波利市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商人,而母親是家庭主婦。

15歲那年,1968年耶誕節,佛里曼跟爸媽到以色列看正在特拉維夫大學讀大三的姊姊。

那是他第一次離開美國,第一次搭飛機,對以色列和中東感到新鮮好奇,他形容走在耶路撒冷舊城漫步,只感到萬分親切,他感受到中東和他的關係比明尼蘇達更密切。佛里曼說:「這趟旅行改變了我的一生。」

回美後,他投身研究以色列,包括為校刊訪問到當時還在美國沒沒無聞的夏隆(Ariel Sharon)、之後的以色列總理。高中三年暑假他都在以色列集體農場度過,他說:「不過一年時間,我的夢想從有朝一日成為職業高爾夫球手,變成以色列問題專家。」

之後他進了猶太學生占多數的布蘭黛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又到英國牛津聖安東尼學院攻讀,精通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主修中東研究。

1981年開始他為《紐約時報》供稿。1982年派駐黎巴嫩貝魯特時,隔年他就得到普立茲新聞獎國際報導獎。1984年改派耶路撒冷新聞部主任,1988年他第二度獲普立茲新聞獎國際報導獎。1989年出版《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奠定其地位,至今仍是中東問題專書。911後,他對中東恐怖主義的分析,在2002年得到第三座普立茲獎。如今已是普立茲獎的終身評審。

新觀點

串聯中東和全球化科技,提出情報套利等五大理論

從一個中東問題專家,佛里曼在1995年變成《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後,又延伸關懷視野到全球化問題,這才是奠定他今天全球影響力的基礎。

1999年他出版第一部探討全球化議題的作品《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在美國暢銷;2005年再出版《世界是平的》,全球熱銷。

他尤其對科技的發展將如何改變人類社會與經濟行為,有很大的興趣。佛里曼在美國大學的演講中,自剖他想像力與創造力兩大根源,一個是阿拉伯中東問題,另一個是全球化科技發展,他最厲害的是把他們串在一起(connecting all the dots),混合出新的觀點。

做為一個記者,佛里曼最擅長情報套利。他認為記者是「懷有定見的觀光客」(tourist with an attitude),為瞭解複雜多變的全球化體系,他得運用他所謂的「情報套利」(Information Arbitrage)技巧,賺取不同時空的「資訊差」,像西班牙作家荷西.賈賽特(José O. Gasset)說:「在倫敦購買廉價情報,在西班牙高價賣出。」

當然佛里曼所以能特別成功,在於它個人「尖銳的想像力」。佛里曼具有一種狡黠的本領,知道每一則訊息重量,可以從細小潮浪看到背後巨大伏流。

例如911重創美國後,他花了三年時間走訪中東回教各地,為Discovery拍紀錄片,挖掘恐怖主義根源與範疇,但他逐步瞭解產油國石油及能源的地緣政治意涵。這些觀點已經呈現在他的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中。

又如2004年1月,他在印度拍外包紀錄片時,受到Infosys執行長奈里坎尼(Nandan Nilekani)一席話的刺激,如天打雷鳴般地驚覺到,世界商業競爭舞台,統統剷平了,而美國人卻在睡大覺。那次訪問讓他日後寫出了《世界是平的》一書。

防彈衣

經歷過貝魯特式的死亡,情感上如穿了防彈衣,冷靜旁觀世局

不過佛里曼的記者生涯也不是一帆風順。1982年,剛派駐貝魯特不久,他的出租公寓就遭炸彈攻擊,趕到現場時,公寓已炸成兩半,地上滿布殘磚爛土。隔天,佛里曼50歲助理的三個孩子的遺體在瓦礫堆裡被挖出來,最小的男孩哈南死時才七歲,笑起來有可愛小酒窩。

幾歷過無數次「貝魯特式的死亡」(沒有任何理由,最荒唐可笑、又駭人聽聞的死)之後,佛里曼說,「即使離開黎國多年,我老覺得不管身在何處,我都未曾離開那裡。」

即使日後身處鬧哄哄人堆,坐在棒球場或歌劇院裡,歌舞昇平中,他腦中會「一瞬間閃過炸藥崩毀的畫面,」他說,貝魯特的經歷,已使他的情感上穿了一層防彈衣。這層防彈衣,讓他對世局變成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經由他褐色的眼珠過濾的世界,也變成由文字及語彙構成的無邊大網。我們也在他精湛的情報套利下,找出這個複雜混亂世界的新秩序。

本文出自 2008 / 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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