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大廚》愛德華．李：我從未想過這座城市會在我的生命裡留下揮之不去的傷痛：那次旅行因為我父親的離世而蒙上了一層陰影。從此，西雅圖在我腦海中，總是與死亡相連。整整4年後，我才重返這座城市，尋得一種對生命的肯定。（本文節錄自《酪乳與塗鴉》一書，作者：愛德華．李，三采出版，以下為摘文。）
我根本沒準備好在西雅圖面對父親的離世。西雅圖幾乎是我能離家最遙遠的地方──我父母住在紐澤西州純樸的小鎮雷奧尼亞（Leonia），而我卻遠在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
「喂？」
我父親熬不過今晚了。這次不一樣，我必須馬上趕回去。我答應姊姊。我讓她在電話那頭放聲大哭，彷彿我的肩膀就在她身邊；等她停止哭泣後，我才掛斷電話。
我回到餐廳裡。世上似乎沒有任何委婉的方式，可以對剛認識的兩個人說「我父親快要不行了」，所以我直接脫口而出。
他們說如果我必須先離席，他們完全能夠理解。但我沒有離開。我想把眼前的拼盤吃完。我餓了。我從那邊緣微微皺起、夾雜著鹹潤油脂、口感紮實的香濃肉片中，找到了一絲慰藉。
我吃下醃漬橄欖和醃黃瓜，一片片地品味著寇帕義式風乾豬頸肉、古拉泰勒火腿、茴香風乾臘腸，以及莫利薩拉米。我細細咀嚼，不疾不徐地品嘗每一口。
他一直都不希望我成為廚師
他來自舊時代的韓國，在那裡，廚師只是廚工，而廚工不過是僕人。對於移民父母來說，當廚子無疑是走錯路，甚至是後退一大步。小時候，父親經常開車帶我去西點軍校，希望有一天能看見我穿上灰黑相間的軍校制服。我的名字來自泰德．甘迺迪（Edward "Ted" Kennedy），父親的夢想是讓我成為一名美國外交官。
我告訴他自己想當職業廚師的那天，氣氛實在是好得不能再更好了。當時我還在念大學。我曾經休學一年去旅行；雖然已快要讀完最後一學期，但這麼做主要是為了我的父母，而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們沒有因為我的職業選擇而大吵，他也沒有因此與我斷絕關係。只是，從那天起，我們之間的對話變少了許多。
紐華克的班機上，我怎麼樣也無法入睡。空服員送來的餐點全都被我吞下肚─有消毒水味的黃芥末火雞三明治、鹹花生、渾濁的咖啡，甚至是那塊吃起來像是燒焦沙子的酸敗蝴蝶餅。
吃了這些東西之後，我的口氣彷彿在一夕之間老了好幾歲。抵達醫院前，我嚼完一整包的冬青口香糖（wintergreen gum），試圖掩蓋嘴裡的味道。
家人們已經守了一整夜，而我父親仍奇蹟般地緊抓著最後一口氣。
醫院不遠處有一家不錯的韓國餐館，它的入口周圍有假瀑布和蟾蜍雕塑。母親叫我帶姪子和姪女去那裡吃午餐。我父親相當虛弱，身體因為止痛藥而腫脹不已。
他已經無法說話，但他的眼神流露出渴求解脫的哀求。護士進來調整他的點滴時，心電圖的畫面有一瞬間完全空白；更讓護士嚇出一身冷汗的，是我母親急切地問出不合時宜的問題：「他斷氣了嗎？」
我姊姊用韓語對母親怒吼。我忍不住笑了出來。母親多年來一直照顧爸爸的病情，對他的離世早有心理準備。在那恍惚的一刻，或許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
心電圖恢復正常後，母親堅持要我帶孩子們去吃韓式燒肉，順便幫她帶一份回來。父親看起來氣若游絲，她不想讓孩子們目睹這一幕。但我想留下來。我想聽他向我道歉，為了那些年來對我的忽視，為了他從未讓自己成為我需要的那個父親，說一聲對不起。
（延伸閱讀│原生家庭的傷：父母在等孩子一句道謝，孩子卻在等父母一句道歉）
我靠近病床。他身上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他的手。那雙手一直都巨大又厚實。即使現在身體虛弱不堪，他的手依然相當具有男子氣概。
我輕輕抬起他無力的手，將自己的手放在下方；不是掌心相貼，而是讓他的手掌靜靜地搭在我的指節上。他已經虛弱到無法緊握我的手指了。
我低頭親吻父親的額頭，告訴他可以安心離開了，我們都會好好的。
然後，我帶孩子們出去吃午餐。
父親沒有做無謂的苦撐。我們的第一輪烤肉還沒上桌，他就過世了。母親沒有打電話通知我們，她希望我們好好享受這頓午餐。
接下來的幾天，我幫忙母親整理父親的遺物。姊姊是家裡唯一哭泣的人，我想，她哭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哭。我們翻找著父親的衣櫃和個人物品，我們找到一個裝滿一元硬幣的大箱子，還有一疊他多年來收集的兩元紙鈔，總值大約幾百美元。
我在母親把它們拿去銀行之前，悄悄抽走一張兩元紙鈔。現在它一直放在我的錢包裡。我也說不清這麼做的理由，畢竟，我也算不上多愁善感。
我父親從來就無法稱得上老饕
對他而言，食物的功能就是求個溫飽。吃飯只是為了解決飢餓，不該過量，更不該把餐桌當成享樂的地方。他從未把食物視為任何超越生存需求的事物。對他來說，大多數時候，吃飯更像是例行公事，而不是一種享受。
不過，他偶爾還是會特別想吃一道菜──部隊鍋。這道菜是一種軍隊燉菜，誕生於韓戰時期，當時物資匱乏，許多家庭只能利用美軍發放的配給食品，即興組合成一頓飯。父親曾在韓國軍隊服役數年，但他從不談論那段日子，我也被一再叮囑絕對不要過問。
我從小就認為全天下只有父親的飲食品味如此差勁，但事實上，無關國籍或貧富，很多我父母的同輩人其實吃得都不好。
已經有許多文章探討過美國六○到七○年代的食品工業，以及速食文化崛起所衍生的問題。我父親正是那個世代的一分子，對他來說，吃麥當勞是融入美國文化的方式，甚至是一種近乎愛國的行為，就像吃罐頭濃湯、微波電視餐，或喝可口可樂一樣。
這也是一個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脫貧致富的移民世代。我父母沒有週休，經常早出晚歸，對他們而言，餐桌上的享受並非優先考量。我問瑞典俱樂部的長者，他們年輕時都吃些什麼食物，而最常見的答案是肉丸、鮭魚和果凍。
「我們這裡有許多在北歐出生、成長於二戰後加工食品時代的僑胞，如今大多已年過七、八旬。他們習慣吃冷凍肉丸、即食醬汁，以及那些穩定不變的風味。這當中還夾雜著濃厚的懷舊情感。畢竟，隨著年齡增長，人們往往會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回顧過去；而這些熟悉的懷舊食物，對許多人來說，就是承載記憶的重要象徵。」
如果我父親是瑞典人，他想要的，或許就只是一碗乾癟的肉丸搭配一勺甜膩的越橘醬。我走過運河上的橋，腦中又想起了父親。或許以後每次來到西雅圖，我都會想起他吧。但這份思念不會再帶著悲傷。
我不知道他的這一生中，是否曾經有過一件事讓他感動落淚。他的生活過得不容易，對我們這些孩子也很嚴苛。但在紐澤西的那間醫院裡，我已經原諒了他所做的一切。
我希望，在他的人生中，曾經有某件事能讓他像此刻的我一樣快樂。幾杯阿夸維特，幾塊醃鯡魚，對我來說就已足夠。我會永遠記得他是一個堅強而複雜的人，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才真正找到屬於他的平靜。
（延伸閱讀│「我透過食物尋找自我」《黑白大廚》愛德華．李寫給台灣讀者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