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尋求「勝利」的策略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新著《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中指出：他在書中提出的政策建議，會使全球化的利益極大化，缺點極小化。這位史丹佛大學教授認為：全球化帶來「另一個（美好）世界是可能的。」
這正是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抉擇：創造最好的商機，或是忍受邊緣化危機。
台灣有兩個：一個是正在邊緣化中的台灣，一個是亟待奮起的台灣。
造成邊緣化台灣的元素是：內耗性政治議題一個接一個地出現；財經、民生、環保、教育等重大政策一個又一個地空轉；兩岸關係中的磋商一件又一件地僵持；廉能政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造成人民、企業、外商束手無策。
亟待奮起的台灣，是要以最短的時間、最大的包容、最廣的視野，尋求反敗為勝。這個尋求「勝利」的策略就是：擴大兩岸商機、減少邊緣化危機。如果這個策略成功，那麼「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
只要台灣強調維持現狀，台灣面對的危機，不是對岸的飛彈，而是世界舞台上競爭力的衰退。令人痛心的是：台灣競爭力的衰退不是企業家不努力，而是政府部門不爭氣。
（二）政治把經濟帶進死巷
全球競爭力對台灣的重要性，一句話可以說清楚：台灣沒有競爭力，世界舞台上就沒有台灣的存在。
任何執政者最要認清的是：只有把經濟放在首位，台灣才有活路；如果把政治放在首位，台灣就走向死巷。台灣半世紀的經驗清楚地顯示：
過去的威權時代，是靠經濟救活了政治（及政權）。
此刻的選舉時代，居然政治（及政權）拖垮了經濟。
這個道理實在太簡單不過了；可是為什麼政治人物會犯這種無法理解的錯誤？四個可能的解釋是：
（1）意識型態凌駕一切：為了要贏得深綠選票，不得不做極端的決策。
（2）所用非人：財經領域是專業領域，不斷出現酬庸性的任命，造成外行領導內行；加上一些高層主持者自己捲入貪污，不斷換人，產生決策雜亂無章。
（3）政治勢力干預：一些重大工程（如故宮擴建、國科會、太空中心）可能涉及舞弊；一些重大社會政策則是明顯地選舉操作。應以國家長期利益為考量的的財經政策，則未見討論。
（4）相關立法與大陸政策僵硬：最明顯者就是對中國大陸投資、貿易、交流等的各種限制。美國商會於5月底發表2007台灣白皮書，執行長魏理庭不客氣地直指：「盼望台灣政府能多談經濟議題，少在政治問題上打轉。對於兩岸直航，做就對了！」
（三）兩岸直航創造商機
台灣要如何創造商機？台灣最大的潛力與實力就是企業的生命力。只要給他們適當的投資環境、適當的工具（法令、資金、人才等），他們就會像1960～1980年代那樣地生龍活虎創造商機。其中最迫切的一項就是兩岸立即直航，並且大幅度減少兩岸間對投資、人才、其他交流等限制。
這樣的鬆綁比強心針、特效藥更有效，因為它會帶來一連串正面的乘數效應。
很少國家會擁有這種獨一無二的機會：一念之間的轉變，一個政策的推動，就可產生七項相乘的平方效果：
（1）增加台灣去大陸的商機（如金融、航運、高等教育）；同時增加大陸人士來台帶來的商機（觀光、購屋、投資、升學等）。
（2）增加外商留台擴充企業，以及外商來台投資的誘因。
（3）減少兩岸的緊張關係；一旦簽訂兩岸和平協定，可進一步減少台灣軍購支出。
（4）減緩台灣的統獨爭論與省籍情結。
（5）兩岸僵局打破後，交流擴大，有助於雙方瞭解、互信與善意的逐漸增加，並有助於國際空間的擴大。
綜合上面五項，就可立刻
（6）減緩台灣被邊緣化的危機。
（7）即使為了節省能源與全球暖化問題，美國《時代》（TIME）雜誌建議：旅行時要選擇最短與最直接的航線。
台灣一旦因兩岸直航出現大商機，國內外大量資金、人才、技術就會進來。台灣的內需產業（如房地產、零售業、旅遊觀光）也因此而注入新的需求，連帶也會提升就業人數、政府稅收、經濟成長率。
各種因邊緣化帶來的危機（投資萎縮、外商撤走、觀光業艱困）也立刻獲得紓解。台灣失去的人氣、勢頭、自信就會大幅地躍升。
距離美國布希總統卸任還有一年七個月，6月11日美國《Newsweek》的封面專題已經出現了「布希之後，如何重建美國在全世界的地位」。距我國明年總統大選投票只剩下九個月，讓我們認真地討論：後扁時代，台灣的活路、出路及生路倒底在哪裡？
我的答覆有四：（1）靠創造兩岸商機來減少危機；（2）靠全球化來對付邊緣化；（3）靠兩岸共同市場替代台灣海峽戰場；（4）靠凝聚全民共識來替代對立意識。
如果我們真做這樣的選擇，「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