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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擴大兩岸商機來對付邊緣化危機

文 / 高希均    
200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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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擴大兩岸商機來對付邊緣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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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求「勝利」的策略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新著《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中指出:他在書中提出的政策建議,會使全球化的利益極大化,缺點極小化。這位史丹佛大學教授認為:全球化帶來「另一個(美好)世界是可能的。」

這正是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抉擇:創造最好的商機,或是忍受邊緣化危機。

台灣有兩個:一個是正在邊緣化中的台灣,一個是亟待奮起的台灣。

造成邊緣化台灣的元素是:內耗性政治議題一個接一個地出現;財經、民生、環保、教育等重大政策一個又一個地空轉;兩岸關係中的磋商一件又一件地僵持;廉能政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造成人民、企業、外商束手無策。

亟待奮起的台灣,是要以最短的時間、最大的包容、最廣的視野,尋求反敗為勝。這個尋求「勝利」的策略就是:擴大兩岸商機、減少邊緣化危機。如果這個策略成功,那麼「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

只要台灣強調維持現狀,台灣面對的危機,不是對岸的飛彈,而是世界舞台上競爭力的衰退。令人痛心的是:台灣競爭力的衰退不是企業家不努力,而是政府部門不爭氣。

(二)政治把經濟帶進死巷

全球競爭力對台灣的重要性,一句話可以說清楚:台灣沒有競爭力,世界舞台上就沒有台灣的存在。

任何執政者最要認清的是:只有把經濟放在首位,台灣才有活路;如果把政治放在首位,台灣就走向死巷。台灣半世紀的經驗清楚地顯示:

過去的威權時代,是靠經濟救活了政治(及政權)。

此刻的選舉時代,居然政治(及政權)拖垮了經濟。

這個道理實在太簡單不過了;可是為什麼政治人物會犯這種無法理解的錯誤?四個可能的解釋是:

(1)意識型態凌駕一切:為了要贏得深綠選票,不得不做極端的決策。

(2)所用非人:財經領域是專業領域,不斷出現酬庸性的任命,造成外行領導內行;加上一些高層主持者自己捲入貪污,不斷換人,產生決策雜亂無章。

(3)政治勢力干預:一些重大工程(如故宮擴建、國科會、太空中心)可能涉及舞弊;一些重大社會政策則是明顯地選舉操作。應以國家長期利益為考量的的財經政策,則未見討論。

(4)相關立法與大陸政策僵硬:最明顯者就是對中國大陸投資、貿易、交流等的各種限制。美國商會於5月底發表2007台灣白皮書,執行長魏理庭不客氣地直指:「盼望台灣政府能多談經濟議題,少在政治問題上打轉。對於兩岸直航,做就對了!」

(三)兩岸直航創造商機

台灣要如何創造商機?台灣最大的潛力與實力就是企業的生命力。只要給他們適當的投資環境、適當的工具(法令、資金、人才等),他們就會像1960~1980年代那樣地生龍活虎創造商機。其中最迫切的一項就是兩岸立即直航,並且大幅度減少兩岸間對投資、人才、其他交流等限制。

這樣的鬆綁比強心針、特效藥更有效,因為它會帶來一連串正面的乘數效應。

很少國家會擁有這種獨一無二的機會:一念之間的轉變,一個政策的推動,就可產生七項相乘的平方效果:

(1)增加台灣去大陸的商機(如金融、航運、高等教育);同時增加大陸人士來台帶來的商機(觀光、購屋、投資、升學等)。

(2)增加外商留台擴充企業,以及外商來台投資的誘因。

(3)減少兩岸的緊張關係;一旦簽訂兩岸和平協定,可進一步減少台灣軍購支出。

(4)減緩台灣的統獨爭論與省籍情結。

(5)兩岸僵局打破後,交流擴大,有助於雙方瞭解、互信與善意的逐漸增加,並有助於國際空間的擴大。

綜合上面五項,就可立刻

(6)減緩台灣被邊緣化的危機。

(7)即使為了節省能源與全球暖化問題,美國《時代》(TIME)雜誌建議:旅行時要選擇最短與最直接的航線。

台灣一旦因兩岸直航出現大商機,國內外大量資金、人才、技術就會進來。台灣的內需產業(如房地產、零售業、旅遊觀光)也因此而注入新的需求,連帶也會提升就業人數、政府稅收、經濟成長率。

各種因邊緣化帶來的危機(投資萎縮、外商撤走、觀光業艱困)也立刻獲得紓解。台灣失去的人氣、勢頭、自信就會大幅地躍升。

距離美國布希總統卸任還有一年七個月,6月11日美國《Newsweek》的封面專題已經出現了「布希之後,如何重建美國在全世界的地位」。距我國明年總統大選投票只剩下九個月,讓我們認真地討論:後扁時代,台灣的活路、出路及生路倒底在哪裡?

我的答覆有四:(1)靠創造兩岸商機來減少危機;(2)靠全球化來對付邊緣化;(3)靠兩岸共同市場替代台灣海峽戰場;(4)靠凝聚全民共識來替代對立意識。

如果我們真做這樣的選擇,「另一個台灣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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