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勞工立法方面，有兩個新趨勢：第一是企業採行自動化情形愈來愈普遍，在此情形下，該如何保障勞工權益。第二個關心點是如何提高生產力。
微妙的勞資關係
西方立法的精神多偏重於勞資對立，但日本並沒有如此的假設，因此管理階層和勞工比較可以合作。而且，日本工會的社會地位，不如西方國家，這點非常重要。
在西方，例如德國，有明文規定工會對決策的參與權，日本卻沒有。但是實際上，公司要做任何決定，例如海外投資，如果沒有徵詢工會或大部分工人的同意，是辦不成的。雖然日本法律上沒有如此規定，但勞資的關係就是如此微妙。
世人以為這種關係的形成，導源於日本的傳統、及文化；但依我看，直到一九六０、七０年，日本勞資大致上也是對立的；直到我們開始面對國際競爭，像家電產業，日本公司必須與美、歐國家做殊死戰。過去，日本依賴廉價勞工，但之後，日本開始著手建立高技術和提高品質。
在這種情形下，日本的勞資雙方，才有了共識，他們明白不能再激烈地衝突，情況才開始有了改變。
日本經驗很有趣，因為我們引進非常先進的美國立法原則，所以對於私人企業來說，罷工是非常自由的，幾乎毫無限制。在二次大戰之前，日本企業也飽嘗罷工之苦。
我認為日本經驗不只是台灣，連韓國、新加坡也一樣可以採用。因為在這些國家，政府仍依賴立法來限制談判的範圍、罷工等，但這不會維持太久，所以終究還是要跟日本學。
你愈嚴、他愈鬧
從日本經驗可以擷取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日本對公營機構的罷工權，有非常嚴格的規定，直到七０年代，甚至幾年前，都是如此，像國鐵，雙方關係都很惡劣。靠嚴格的管制是無法使勞資關係和諧的，因為過分的限制，只會導致非法的罷工。
一旦非法罷工形成，罷工人數就不斷增加，以保護原先罷工的人。政府也處罰領頭人，以及上萬個罷工者，但這只使得不和諧的情形尖銳化。這種事一直不斷地循環下去－－罷工、處罰、對立、罷工。
直到兩年前，國鐵民營化之後，營運也漸漸恢復效率，奇怪的是，員工可以自由罷工了，他們反而不罷工。
在新興工業國家普遍有個想法，認為工運因為有激烈分子參與，例如共產黨，或其他意識型態較激進的人，所以必須立法限制工運，日本過去亦復如此。
但事實上，立法的限制反而給這些人一個示威、抗議很好的藉口。所以新興工業國，需要有智慧的決策，開放這些限制。一開放之後，工會就必須集中全力，改善公司的經營，與主管合作加強自身的競爭力，這才是一個良性循環。
台灣在立法這方面還是剛開始，應該多「抄抄」西方國家及日本的經驗，一旦定下來之後，要修改就很困難了。
然而要解決問題，是沒有捷徑的，而且也無法完全抄襲，不是將日本模式搬過來就可以，每一個國家都必須有自己的模式。
但也許日本有一點，倒是可以給其他國家做參考。當日本想走向工業化時，我們除了西方國家，沒有別的學習榜樣，但現在，我們知道除了西方的經驗之外，我們還可以走出自己成功的道路，我想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例如增加員工參與感，最簡易的西方模式，就是訂下一大堆規定，促成此事。看起來不是再簡單也不過了嗎？可是在日本就是行不通。我們發現，不斷交談、溝通，這才是日本模式。所以你們也需要一點時間建立自己的一套方法。
上酒館也開會
有趣的是，美國式管理常覺得日本人浪費時間，會議太多，一天到晚開不完的會；而且在日本，沒有一個人有個人的辦公室，完全公開，沒什麼秘密。日本人會議多，連半夜到酒館、藝妓館，還是開會。
會多，看起來很沒有效率；但也就因為會議多，一旦決策形成，每個人都知道要怎麼做，因為關於那件事的理念，大家都非常清楚。這種理解、默契，是任何文字、契約、法令所無法做到的。
現在，人人都覺得日本企業非常有效率，都想跟日本學習，包括西方在內。但我總覺得，日本是有效率，就是失去了平等，福利也不見得好。所以我認為，一個工業國家平衡的模式，應該同時結合了效率與福利。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太重平等、福利，而忽視效率，所以成長緩慢，英國就是個例子。台灣在這方面，應該小心應付。
另外有一點日本經驗可供參考的，是就業與教育的關係。一個要走向工業化的國家，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有效率、受良好教育的人才，必須進人有效率的行業、企業，總體的力量才能發揮。這一點在日本是很清楚的，什麼學校畢業的，什麼樣成績的人，進人什麼樣的公司，都很清楚。
至於大企業和小企業的關係，日本大企業像本田等，都協助他們的衛星工廠提高技術層次，這是很重要的事。日本的工業發展有一點跟新興工業國非常不同，我們的傳統、小型工業，像紡織，都能夠現代化，同時也保留了傳統技術，這一方面，日本做的非常成功。但在新興工業國家，似乎都以淘汰為職志，這是雙方很大的差異。
(李慧菊整理)
(花見忠為日本上智大學法律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