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一生非常淒涼悲慘，但是他有一個特殊的歷史際遇——中國數千年帝制到他終止。他的「末代皇帝」的身分，因當時國際的利用，加上後來戲劇和小說的鋪陳搬演，在中國人的記憶裡，他的「知名度」可能不輸於秦皇漢武。
水漲船高，於是溥儀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和他後來的妻子李淑賢等人，跟他一起受到世人注意。因而也惹出一場罕見的「誹謗皇后」的官司。
2006年1月8日，「末代皇后」郭布羅‧婉容的胞弟郭布羅‧潤麒在北京發表聲明說：「他控告《甘肅青年報》和《北京千龍新聞網》誹謗他姐姐婉容的案子，經一審法院駁回，他的年紀已經九十四歲，沒有精力繼續打官司，決定不再上訴；本案就此定讞。」
案子雖已結束，但大眾對此事的興趣和談論並未結束。事情的原委是這樣：2005年5月18日，《甘肅青年報》刊登一篇題為《中國末代皇后——婉容》的文章，在文中有婉容嗜毒成癮，以及與溥儀侍衛私通等描述，《北京千龍新聞網》轉載了這篇文章。潤麒認為報導降低了婉容社會評價，嚴重侵犯了她的名譽權，乃告上公堂，替死去的姐姐伸張權利。
法院歷時七個月的調查，確定了潤麒「國舅」的身分，有權提出告訴。經過審理，2005年12月6日，北京朝陽法院裁定駁回。法院認為；一報一網所刊文章內容，屬於社會已公開和已知曉的，應不構成侵權行為。
頭一遭，皇帝被妃子離婚
那麼，婉容是否真的吸毒？有外遇？有沒有事實根據呢？要講清楚，就得話說從頭。
郭布羅‧婉容，正白旗，1905年生，是內務府大臣榮源的女兒。她不僅儀容端莊秀美，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在貴族圈中聞名遐邇。雖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但根據《清室優待條例》，仍准許溥儀住在紫禁城，維持皇室體制。1922年，十七歲的婉容被選入宮，成為皇后。與她同時入選的還有另外一位少女—文绣，受冊封為淑妃。
婉容的活潑與多學博識，使溥儀視之為知己。文绣不僅相貌平凡，且平民出身，沈默寡言。溥儀固然疏遠她，婉容更是虐待她，太監也看不起她。
1924年，馮玉祥逼宮，將溥儀趕出紫禁城。這位「末代皇帝」帶著婉容和文绣，住到天津富戶張彪的花園別墅「張園」。溥儀和婉容每日宴遊如故，文绣則受冷落如故，她的沮喪和壓抑可想而知。最令文绣難以忍受的是，她和溥儀只是掛名夫妻，雖結婚九年，但未同居。文經友人協助，逃出「張園」，在新聞界面前公開宣布，要循法律途徑和溥儀離婚。皇帝和妃子打離婚官司，是中國歷史上頭一遭，當然是大大的轟動。溥儀迫不得已，在離婚書上簽字。但為了朝廷的顏面，溥儀以皇帝身分傳諭一道，曰：「淑妃擅離行園，顯違祖制，應撤去原封位號，廢為庶人，放歸母家居住省愆，欽此。」
溥儀自覺受了奇恥大辱，認為文绣之走，全為婉容所逼，乃開始冷落她。
不能人道，皇后尋外遇？
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華日軍誘拐溥儀到長春，成立所謂偽「滿洲國」。此後溥儀對婉容更是不聞不問，而婉容的行動也受到日本人的嚴密控制與監視，這使她的身體和精神都處於崩潰邊緣。為了發洩和報復，她愈來愈放縱自己，吸食鴉片，甚至與溥儀身邊的侍衛李越亭私通。據溥儀最後一任妻子李淑賢在回憶的文章中說，溥儀親口告訴她，婉容和李越亭還有一個孩子，生下來就死了，被溥儀丟進火爐裡燒掉。
被打進冷宮，且有喪子之痛，婉容更是離不開毒品，弄得形容枯槁，哭笑無常，像個瘋子。1945年日本投降，無力再管這批皇親國戚，溥儀倉皇逃走，餘人各謀生路。1946年，婉容死於流亡的路上，得年僅四十一歲。皇家的榮華富貴，只換來後人的歎惜。
日本是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無條件投降，17日溥儀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蘇軍俘獲，押到西伯利亞，在集中營裡關了五年。1950年8月溥儀與其他偽「滿洲國」戰犯一起由蘇聯政府移交中共，在哈爾濱和撫順兩個戰犯管理所關押十年，1959年12月特赦，被安排在政協任職。1962年，五十七歲的溥儀與三十八歲的護士李淑賢結婚。溥儀1967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李淑賢於1997年逝世，享年七十三歲。
李淑賢在生命最後時刻，曾告訴她的知心朋友、記者胡敏英說，溥儀有生理殘疾，不能人道。這也許是文绣要離婚、婉容有外遇的真正原因。
誹謗韓愈，39代孫提告訴
婉容吸毒以及與侍衛的不正常關係，雖無官方紀錄，但根據皇室內圍人士的傳述，似亦非無因。維護姐姐聲譽而興訟的潤麒，最後以九十四歲高齡精力不繼為由放棄上訴，雖或為實情，但也可能意識到，官司打下去也未必能贏。
婉容於1946年香消玉殞，距今不過六十年，發生侵害名譽案件猶有可說；若有人為一千多年前的祖先打誹謗官司，恐怕就很少見了。
台灣早年就曾發生過，只是中年以下的讀者可能就不知道了。1976年10月10日，台北市潮州同鄉會發行的《潮州文獻》上，刊出一篇題為〈韓文公蘇東坡給與潮州後人的觀感〉的文章，指出「韓愈為人尚不脫古代文人才子怪習氣，妻妾之外，不免消磨於風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後誤信方士硫磺鉛下補劑，離潮州不久，果卒於硫磺中毒。」
自稱韓愈三十九代孫的韓思道，認文章「蓄意誹謗」其祖先，乃狀告雜誌發行人、也是作者郭壽華損害名譽。台北地院一審處郭壽華罰金三百銀圓。郭上訴，高院駁回，維持原判定讞。
高院判決書說：「自訴人以其祖先韓愈之道德文章，素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無中生有，對韓愈自應成立誹謗罪，自訴人為韓氏子孫，因先人名譽受侮而提起自訴，自屬正當。」
動輒得咎，折磨文人創造力
刊布這則新聞的《聯合報》，在訴訟期間，發表外界很多反應、評論的文字，贊成和反對者各述己見，非常熱鬧精采。當時台大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就指出，根據《刑法》所定，誹謗對象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誹謗已死之「人」必有時效的限制，豈能隨便評論一位古人就犯了誹謗罪？此風一開，我們就不能批評王莽、曹操、秦檜，也不能批評張邦昌。文人一下筆就動輒得咎，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
寫文章固不能指名道姓侮辱活著的人，連影射都有犯法的可能。湖北大學教授涂懷章，2003年8月出版小說《人殃》，同校有十三位教授認為，書中人物是影射他們，作者捏造事實，故意醜化，給他們的人格、聲譽帶來嚴重影響，乃聯名訴訟。2006年1月5日武昌區法院做出判決：小說雖未寫真實姓名，但根據作品能夠推出特定對象，涂懷章的行為已構成誹謗罪，判拘役六個月。
文藝界對此感到震驚。武漢作家協會發表公開信說，如果讀者讀小說時都「對號入座」，則作家必人人自危，誰還敢從事文學創作？當今之世，大家都對維護自己的名譽權提高了警覺，誹謗問題今後勢將加倍折磨文人墨客的創造力，也將加倍考驗司法者的智慧與圓融。（作者為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社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