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的增額委員任期已過了兩年，這兩年中，你挑起很多抗爭，你自己覺得比較滿意的是什麼？比較不滿意的是什麼？
誰怕誰呀！
答：比較滿意的是，我一直以做一位啟蒙運動家自我期許。啟蒙的精神就是要勇敢地把自己的理性運用到公共事務上去，大膽地把自己的看法公開講出來，別人才有機會針對你的看法發表他們的感受及評論。
現在流行「誰怕誰呀！」把權威打破，誰都敢講，在立法院中，誰都敢鬧，這是我最滿意的。既然大家都敢鬧，那我就不必鬧了。
我還不滿意的是，做事情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鬧是要有方向、有目標的鬧，不是胡鬧。
現在問題是舊的權威打破了，有人認為不再有權威，這也不對，我們要打破不合理的權威，但是，仍要建立新的權威、更合乎社會實際狀況的權威。例如，本黨中，姚嘉文主席到彰化縣黨部座談，他才講兩句話而已，台下就有一位黨員說：「你不懂啦！你不要講！」這種情形還像樣嗎？
民進黨不易分裂
問：從能破能立的觀點，國民黨本期要強力通過五大法案的立法工作，你如何面對？
答：國民黨要強力、要硬幹，他要先預估將付出多少政治代價，這五大法案，若是違憲，就不要考慮。
問：現在國民黨、民進黨，立法院內、立法院外，大家都汲汲於結成派系，你擔不擔心民進黨在三全大會後大大分裂？
答：沒那麼輕易，本黨人才濟濟，如果連這個問題都無法解決，還想跟國民黨爭天下嗎？
問：你的問政策略，與你去歐洲進修、唸書，有沒有大關係？
答：我不認為有關係，我的個性本是如此，德國並沒有那麼了不起，德國人也不聰明。
問：你曾經說，在台灣參與政治多了，會使人變得愈來愈俗氣；這次你又再去歐洲，那方面收穫最大？
答：參與政治本來就是最糟糕的事。
我這次到歐洲總共待了三個月，最主要的收穫是重新有機會過獨立的生活，整理要出版的論文；而且，台灣社會變遷如此快速，我覺得有必要未雨綢繆，所以我這次去歐洲，對於社會安全、保險、福利等政策作全面的蒐集，並針對西德實行這些政策一百年來，社會立法的演變作整理，我們要看看人家如何做。
社會福利最重要的基本原則是「幫助你，使你能夠自我幫助」。技術上要視我們經濟發展到何種階段、是否能負擔而定，否則社會福利政策搞到最後會變成乞丐政策。
不要搞成乞丐政策
問：你平常參與政治，談的多是政治問題，為什麼到了歐洲，卻特別注重社會福利等公共政策問題？
答：依我看，當我們的政黨政治、國會政治漸漸上軌道之後，公共政策的競爭，將會變成主戰場。
問：你蒐集了這麼多資料，能否舉一個具體實例，看看台灣發展到現階段，有那些社會福利制度是最需要的？
答：在這方面我們幾近乎野蠻。以健康保險來講，我們當然不可能做到像今天西德的程度，連眼鏡都保險，但至少對於得到特別嚴重疾病或根本很難治療的民眾，可以優先納入考慮。生命權不應取決於金錢，像植物人就不應放任民間機構來做。
問：現在留學生大多去美國，也有一些人去日本，你選擇去歐洲的理由是什麼？
答：美國不講效率，在我眼中，是一個組織鬆散又浪費的國家，是很落後的，美國的高速公路亂七八糟，路基線都拉不直；在德國，路就是路，普通道路時速可開到一百公里，高速公路是沒有速限的。
美國地大物博，機會很多，基本上，分配問題不叫能成為主要矛盾，勞方受到資方的壓迫，大不了辭職，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所以美國勞工運動怎麼樣也搞不起來。而西歐工業化最早，資源有限，分配問題是主要矛盾，所以，美國的社會立法，再怎麼弄也比不上西歐，美國也用不著。
在歐洲，以德國為例，它強調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基本上尊重市場的價格機能，但是，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維繫社會公平，台灣基本上也是資源有限，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學習。美國則完全不懂這一套。
留學生變「傻瓜蛋」
問：你在歐洲，見了不少大陸留學生，你對他們的評價如何？和台灣留學生有何不同？
答：這次我去歐洲，與三年前的狀況不太一樣，大陸在德國的留學生是台灣五倍多。知識分子敢公開站出來講話的，也愈來愈多，雖然還是很怕，但是與台灣的留學生比起來，台灣比他們更差。
三、五年前出去的台灣留學生，回國後，大概會變成傻瓜蛋，因為台灣的變化這麼大，在很多方面，已經不比先進國家差了。所以這些留學生如果對社會沒有入微的觀察，在專業知識方面，不能出類拔萃，那麼，他在台灣根本就沒有用。
「調教」胡平
問：你曾經和「中國民主聯盟」主席胡平辯論，感覺如何？
答：那不算辯論，我只是「調教」他。
問：為什麼你說胡平需要「調教」？
答：他完全沒有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經驗，基本上是書呆子論政，也不懂台灣的問題，就大放厥辭，瞎捧國民黨。
像胡平這種人，在中國大陸搞民主運動是搞不出什麼成績的，現在只是起步階段，很快就會被淘汰。
問：他們的優點是什麼？
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有種，敢出來，有一就有二。「民聯」之中，優秀的人才很多。我對胡平的意見只限於對胡平個人，不批評「中國民主聯盟」。
問：陳立夫、趙耀東等建議貸款給中國大陸五十到一百億美元，交換中共放棄「四個堅持」與「武力犯台」，你認為可行性如何？
答：西德大約援助中共五十個方案，例如中共與德國的經濟合作部有一項大冶煉鋼廠的計畫，分成兩個層面，一是技術援助，一是財務援助，而我們有些人提出貸款一百億美元給中共，又要他們放棄四個堅持，這種說法太粗魯。
台灣短期內要去經營中國大陸那是不可能的，也沒有這種經驗，但德國在這方面已經作了好幾年，我們可以學習。只要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方面、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更加成功，我相信對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都有關鍵性的影響。
問：你回國後提倡台灣、香港、大陸之間舉行三邊會談，你為何在現階段提出這個構想，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嘗試聯邦制
答：我到德國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研究兩德的關係，包括東進政策，提出從自決原則談聯邦的可行性。
我不是要台灣與中國大陸聯邦，而是大陸如果要跟台灣談，那它先在內部試試聯邦制，先把它的中央集權弱化，這對於他們實行經濟改革，人力資源的解放，政治系統的穩定都是好事。我們應該等他們都做好了，再來看看。
我們不牽涉意識型態，因為政治講面子，你要他不講「四個堅持」怎麼可能？所以只要慢慢來，以後就沒有人談四個堅持，拿掉它絲毫不費功夫。我認為海峽兩岸關係的和緩應該要確定，要把它當作政策。
祕密外交是禁忌
我之所以會邀香港一起做，主要的理由是：秘密外交是一個禁忌，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因為它的政策不可預期。
台灣需要藉著公開談判，讓西方國家更清楚的看見：我們的訴求是合理的、理性的，符合雙方利益，符合聯合國的宗旨，讓這些形成對中共的壓力，變成一場宣傳戰。我們如果又是悶著頭堅持「三不」，誰會注意？
找香港來，可降低接觸的敏感度，避免兩極對立，主要還是漸漸將會談的重點轉移到香港。
問：大陸對聯邦制初步的反應如何？中共為什麼要接受？
答：就我所知反應還不錯，而且中國大陸到一九八三年為止，大家都在考慮聯邦制，後來是因為有人說，採聯邦制，會使有些省分太孤立。其實，這根本不是問題，像對新疆、西藏等落後地區，憲法可以規定政策性地重點支援。
「自決」不能講得太死
問：你計畫什麼時候和他們談？
答：慢慢談，我現在第一步年底到香港、澳門去一個星期，第二步明年初去一趟德國，西德在這個問題上是全力配合。
問：你這樣做，怕不怕在民進黨的政治鬥爭中被戴帽子？
答：我不在乎這些。所幸，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人戴我帽子。我個人的看法是，基於本黨黨綱的基本立場，我把自決的原則，不僅僅局限於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我在規畫大陸政策時，也把自決原則放在其中，大陸的前途，應由大陸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也就是大陸要落實民主化。自決有很多彈性，不要講得太死。
問：胡秋原跑一趟大陸，國民黨的中常會就有人擔心會被說成要出賣台灣，你有沒有這些擔憂？
答：胡秋原是老可愛，在這個時代，還能勇於實踐自己的理想，至少比起諂媚之徒高多了，但他的那一套理想與現實根本完全脫節，是他自己的幻想。
(鍾尚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