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敖去年9月「神州文化之旅」，到北京大學演講，表示他個人願意捐助人民幣30萬，希望北大能為故校長胡適在校園中樹一座銅像。
李敖的建議可行嗎？簡單地說，在歷史和政治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和消除之前，短期內是無法實現的。
提到北大的校長，一般人大概只數得出蔡元培、蔣夢麟、胡適這少數幾個人。最多，前面再加上個嚴復，後面加上湯用彤和馬寅初。其實，從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算起，百年學府的北京大學，前後已經有二十九位校長了，現在表列如下：
京師大學堂時期：那時不設校長，而設「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簡稱「管學大臣」，前後有九人──孫家鼐、許景澄、張百熙、張亨嘉、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柯劭愍、勞乃宣。
中華民國時期：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5月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令，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聘嚴復為首任校長，直到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校長胡適飛往南京，前後有校長十一人次（蔡元培曾兩任校長）──嚴復、章士釗、何燮侯、胡仁源、蔡元培、劉哲、李煜瀛、陳大齊、蔣夢麟、胡適。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8年12月15日，國民政府飛北平的最後一架飛機把胡適接往南京，校務由湯用彤和鄭天挺支撐。「新中國」成立，任湯用彤為校長，到現任校長許智宏，五十餘年來已有九位校長──湯用彤、馬寅初、陸平、周培元、張龍翔、丁石孫、吳樹青、陳佳洱、許智宏。
胡適對北大有什麼貢獻？
考察北大歷史，蔡元培是奠基者，蔣夢麟繼其精神光大之，且校長任期最長；那麼胡適有什麼貢獻呢？
胡適二十六歲從美國回北大任教，先後擔任過教授、研究所哲學門主任、英文系主任、教務長和校長。他提倡文學改良，使用白話文；將美式教育引進中國；要求學界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保持獨立思考；他還進一步闡釋自由主義的精神，爭取中國人的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胡適不是一位躲在書齋研究學問的學者，而是心懷天下的知識分子。終他一生，國家一直處於外患和內戰中，人民流離失所，生活艱辛。做為一位學者，胡適既有見解，又長為文，無論是就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問題，他都寫了大量批判和建議的文章，總希望國家能步上正軌，人民能登席之上。就北京大學三位主要校長來說，蔡元培代表一種道德形象，他立定規模，垂拱而治。蔣夢麟是一位教育家，他開拓和堅實了教學和研究的基礎。胡適是一個精力充沛而關注廣泛的士人，校園圍牆限制不了他的熱情與理想，他的言論、風采，對社會造成全面的影響，世人把他和北大看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心。
不默而生的自由主義者
胡適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義。他不做官，不組黨，只願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為社會立言、為人民呼喊。他寫文章和演講，常常引用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那句話。為人題字、書聯，也常常寫這幾個字。
1949年3月，胡適曾到台灣。3月27日下午，應台灣省議會和文化團體的邀請發表演講。他由傅斯年陪同到達台北市中山堂，台下固然早已滿座，連台上都擠滿了人，只給胡適留下一方站立的位置。胡適那天的演講題目是《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他指出自由不是舶來品，我們「古已有之」。他以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做為例證，並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闢了自由批評的空間，而在范縝、韓愈和王陽明身上都充注了自由主義的精神。他結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大陸眼看就要由中共接掌政權，有些人已經有了「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奢侈品，人民並不需要自由」的論調。胡適這篇演講，顯然是有感而發，而且有強烈「針對性」。嗣後他又聯合雷震等人在台灣辦《自由中國》雜誌，和「不自由的中國」隔海抗衡了。
從批判胡適到研究胡適
胡適沒有像許多學者一樣，留在「新中國」，跑出去了言行還是這樣「反動」，中共當局自是十分不滿。而且，中共建國伊始，為了鞏固政權，便於統治，也非要消除胡適的「自由思想」不可。於是毛澤東更親自下令，於1954年展開大規模的「批判胡適」運動。
那個時候，全國知識分子，人人被迫投入，不論你是學什麼的，文科固不在話下，就連理、工、醫、農也不能倖免。胡適的朋友和學生，更要表現得積極。於是大家參加洗腦學習，寫體會，寫小結，全國發表的批胡文章，總數不下兩百萬字。當時身在美國的胡適，不僅沒有生氣，反而替批判他的人緩頰解脫：「大陸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胡適和夫人江冬秀育有兩男一女，女兒早夭，他們攜長子祖望去國，次子思杜留在大陸。受父親的牽累，胡思杜飽受折磨。1957年被打成右派，自殺身亡。胡適之所以給兒子取名「思杜」，固在紀念他的老師杜威，也含有他一生對自由主義信仰堅定的意思。
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對思想管制已趨寬鬆。就拿對胡適來說，不僅胡適的著作可以出版，而且「胡適研究」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大家都知道，當年批評胡適是從批《紅樓夢研究》開始的。毛澤東曾說：《紅樓夢研究》的思想就是胡適的思想，要把《紅樓夢研究》批透就必須批胡適。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年九十四歲的「紅學家」周汝昌，去年底出了一本《我與胡適先生》自傳體的書，既有胡適，又是紅樓，這在早年是不能想像的事。
中共會為「階級敵人」立像？
儘管如此，中共官方對胡適仍然要有一定的態度。畢竟胡適曾一度是「階級敵人」，即使到現在，胡適那種充滿批判和反抗精神的自由主義，也不宜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大陸宣揚與推行。何況大陸正在力倡「和諧社會」，在共產黨人看來，太自由、太批判和太反抗，這個「社會」能「和諧」嗎？
當然，這樣的考慮太政治化了。但是大陸當局做事，哪一件能脫離政治思惟呢？就拿未名湖畔的兩尊銅像來說，一是蔡元培，一是李大釗。蔡元培對北大的貢獻和社會清望，為他樹像大概是眾議僉同之事，至於李大釗的像，就不免顯露了政治痕跡。
李大釗曾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北大名教授車載斗量，不管是論學養還是論影響力，若要樹像紀念，怎麼樣也不能把李大釗排在前頭。但李大釗在別的方面有其重要性。
毛澤東1918年8月從湖南老家到北京，想參加去法國的「勤工儉學」，因故未成行，暫住他後來的岳父、北大教授楊昌濟家裡。此時毛需要就業謀生，楊昌濟寫信給蔡元培，蔡下條子給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給毛澤東安排一個圖書登記員的職位。據毛澤東後來說，當時北大意氣風發的學生們，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誰會理他這個滿口湖南土話的鄉巴佬，只有李大釗願意接近他、照顧他和鼓勵他，在後來的談話和文章裡，毛澤東常提起這件事。
同時，李大釗還是資深共產黨員。早在1920年，他就領導組織「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組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為中共第一到第四屆中央委員。1927年4月被張作霖逮捕殺害，又成了共產黨的烈士。
像李大釗這樣的人，套句大陸的術語，是「根正苗紅」，宜乎可以樹像。
立在校園 不如放在心裡
畢業校友曾捐建馬寅初的銅像。馬在校長任內，因人口問題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馬據理力爭，跟毛澤東「對著幹」。在被鬥爭時還「死不悔改」，聲言自己雖然老了，就是單槍匹馬，也絕不屈服。現在校園裡找不到他的銅像，甚至校史館也沒有，據說擱在經濟系辦公室裡。
北大校園裡有三座像，除了蔡元培和李大釗的兩座外，另一座是以寫《唐吉訶德》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像，由西班牙語系校友捐贈。賽萬提斯有份，胡適、蔣夢麟、馬寅初這些人沒份，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比較樂觀的大陸文化界人士認為，改正歷史錯誤和解決政治問題，在大陸是根深柢固的難題。
不過這些事近年已頗有進展，為胡適樹像一事，目前雖然尚未可能，但往稍遠的前方瞻望，還是大有希望的。
一向豁達大度的胡適，泉下有知，一定不在意能否為他樹像，或何時樹像。他活在大多數人心裡，人人懷著一尊他的像，這不比什麼都好？（作者為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社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