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日，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卸下了長達十八年的執行長職務。張忠謀接受《遠見》專訪過程中，談及這半年的最大改變，被尊稱為半導體教父的他，露出難得的溫暖笑容說，「現在不住在新竹，就是舒服多了。」
四十七年來，張忠謀投身半導體產業。在交棒給台積電總經理蔡力行之後，有更多時間關心全球政經局勢，對於台灣目前政經局勢發展，也有獨特的看法。
他認為台灣並沒有邊緣化，也從來沒有當過核心，只是相對重要性的消長。他也認為三通雖然是解決台灣經濟的快速方案，但是卻不是根本方案，若是社會的價值、文化、教育等層面沒有改善，台灣仍然會碰到成長的極限。
這半年來，七十四歲的張忠謀有更多的時間對外演講，更關注台灣應如何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學，培養未來領袖人才。即將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霍克菲爾德（Susan Hockfield）、中研院李遠哲院長舉辦「世界一流學府論壇」。
張忠謀與本刊讀者分享他對世界、台灣、半導體產業、還有台灣社會發展的獨到見解。
從世界經濟看台灣
Q：你經常參與國際重要經濟、或智庫會議，密切關注全球趨勢發展，從國際看台灣局勢，有什麼看法？
A：台灣的新聞媒體都把焦點放在台灣或是大陸，但我看台灣的問題，完全是放在世界經濟的脈絡下（context）來看。
從國際的眼光來看台灣，現在常用的「邊緣化」就不太適合，應該用相對重要性的消長來看。
老實說，邊緣化與核心化是相對的，台灣從來沒有在全球經濟體系下成為核心過，自然也沒有邊緣化的問題。假如把台灣與其他經濟體的相對重要性來看，消、長本來就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發生的。
美國對於世界經濟的消長，也是每年都在發生。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從很重要，漸漸變成不這樣重要，未來還是會走這樣的路。
台灣從1950到1980年代，在全球經濟的相對重要性，很快地提升。大陸則從1990年代開始快速提升，這也造成台灣的相較重要性下降。
從這個眼光看起來，這個過程一直都在發生中，一點都不令人驚訝，唯一的驚訝就是大陸能夠有這樣的決心，一下子把經濟開放了。
若這樣看，就不會用邊緣化的形容詞，因為台灣從來沒有做過核心。即使在全盛時代，台灣也只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沒有在世界經濟的核心。
Q：台灣過去至少是世界經濟重要成員之一，現在好像被略過（bypass）。東協加三沒有台灣，外商也漸漸撤出台灣，董事長怎麼看？
A：這就是我講的相對重要性的移轉。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它占全球GNP（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半，現在只剩下四分之一，這何嘗是美國所期盼的？美國現在還是核心嗎？的確它還是，過去五、六十年美國都是核心，但是這樣的核心與過去已經差很遠了。
儘管如此，美國民眾的生活水準，在這些年當中，仍然持續上升。
全球經濟的趨勢，將會更全球化。很不幸地，全球化的利益並不是很平等的，對於部分的個人不但不利，反而是有害的。
Q：台灣產業外移的現象，要如何解決？
A：最近幾年來，台灣在全球經濟的相對重要性降低了一點，可是也沒有降低很多。許多台商到大陸去投資，還是台灣經濟的一部分。
例如筆記型電腦原本都在台灣生產，現在到大陸去生產，可是經營筆記型電腦的人，還是台灣人，你說台灣的就業機會變少了，這一點的確是這樣。所以必須轉型，台灣產業的轉型也是很成功的，新增加的失業人數沒有失去工作機會的人來得多。
知識經濟也造成不安
Q：台灣民眾普遍會有不安全感，根據《遠見》最近調查，三分之一台灣人民認為自己是窮人，雖然失業率不算非常高（目前3.94％），但是民眾認為比過去窮，也看不到未來會更好？
A：這就是一個問題。美國也有這樣的問題，人民的不安全感，的確比十年前還要增加。
不安全感有很多原因，知識經濟是其中一個原因。
知識經濟本來就是一個很不平均的時代。大家都以為知識經濟的利益，屬於所有擁有知識的人，但事實上是掌握在部分有能力把知識轉成錢的人手上。
全球化也是很無情的。美國是始作俑者，他的所得制度已經過時，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最近布希的減稅政策，就被許多人批評，連高收入、有遠見的人都批評。包括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凱利都反對，因為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
所以我剛剛講的知識經濟、全球化趨勢與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這個現象在美國與台灣都造成不滿與不安的感覺。
但是這些都已是不可擋的潮流。我從來沒有講這是對全部的人都好，只是對於大多數的人還是很好的。雖然仍有少數人不平、不滿，但大方向是對的，所以也沒有哪個國家說不要全球化。
Q：你是不是有一些解決這種不均的想法？
A：我認為台灣的稅賦問題，是要看遠一點，我是贊成最低稅負制。但是台灣的最低稅負制度還不夠徹底，無論是公司或個人都一樣。台灣政府的稅收只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12％多。
美國光是聯邦稅，不計算各州與地方的稅收，就超過GDP20％，約是台灣的一倍，稅率比台灣高得多。
台灣民眾對政府期待很高，福利要多、教育要好、大學與研究經費要多，什麼都要多，可是稅假如不多的話，政府就像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在這個前提下，台灣最近要實施的最低稅負制度；稅率還算太低。其中，海外收入要三年以後才開始計算，而資本利得國外都要收稅，台灣也遲遲無法實施。
Q：你最近常提企業社會責任，是不是可以解決你剛才講的不安與貧富差距？
A：我覺得企業社會責任，的確與解決社會貧富不均與不安感覺有關係，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能夠完全交給企業。在美國，失業是個人的責任，雖然企業還是要負責，但是比較低一點。
台灣的工人，因為工廠移到大陸去，工作沒有了，那這個責任誰來負責？我覺得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幾年以前，台積申請到大陸設廠，就承諾在台灣不減少用人。但是有些企業非要到大陸去不行，因為他要靠低價的勞力。
上次經發會的結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第一條積極開放的原則，我覺得寫得不好，就是優先開放在台灣活不了的企業。他在台灣都活不了，到大陸更沒有競爭力。我在經發會中發言，這樣的積極開放，都是為了活不了的人，不要等到活不了了才開放，這是很糟糕的。
Q：有了第一次的經驗，馬上要召開的第二次經發會，你還會參加嗎？
A：我還沒有被邀請。（笑）
三通只是兩岸的快速解法
Q：你是從世界的脈絡來看台灣，但是一般人都是從台灣內部來看問題。很多人都說兩岸關係，是影響企業最關鍵的地方，你的看法？
A：我覺得這是最快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基本的解決方案。台灣還有很多基本的要素，亟待改善。我幾年前有一次演講，談「成長的極限」，就是談這件事情。
我覺得觀念、風俗與教育制度等，都是成長的極限。人家問我，假如三通了、積極開放，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我會說這是最快的方式，也的確有幫助。但是到了一個地步，也是會受限於其他更為基本的成長極限。
我覺得「向內看」的確是一個問題。什麼東西都是朝向台灣島內看，雖然是高唱國際化好多年了，但是我看報紙與雜誌，尤其是報紙，真的沒有國際觀點。
Q：是不是台灣思考的人不多？
A：我覺得國內報紙應該要扮演一個意見領袖的角色。我知道通常媒體都會講，這樣的內容，在市場不能生存，或是讀者不喜歡這樣的議題。
其實，國內很多人都捐錢給宗教或公益團體，為何不捐錢給媒體？辦一個完全高層次、非營利、超越政黨的新聞媒體，扮演好社會意見領袖的角色。不計利益，只為了社會好，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
Q：你覺得這是社會文化與價值的問題嗎？
A：不只台灣，連美國也是如此。以美國最近一百年來看，它是世界經濟的領先國家，但是它的社會價值也在改變當中，也讓它的成長的極限在降低當中。
主要的改變就是，四、五十年前的每一個美國人，都覺得自己必須貢獻公司、團體、家庭與國家。現在開始有很自私成分，就是要拿東西了。可是過去貢獻與拿東西是一個平衡，但是現在這個平衡已經扭轉了，許多人要拿的，遠比要貢獻的還要高。
Q：不久前，大陸中芯半導體總裁張汝京說，台灣半導體的優勢在消失當中，你的看法？
A：我很仔細地看了這一篇新聞，內容跟他三、四年前講的事情一樣，並無新意，只是加了一點新東西。
三、四年前他說大陸的市場很大，我的看法是覺得大陸市場成長很快，但直到現在都還不是很大。事實上，中芯現在主要是在接國外的生意，完全是跟台積搶國外的訂單。他跟我們搶國外的訂單，我們不怕他們。
可是為了避免中芯未來來爭奪大陸的訂單，這是台積為何要到大陸建廠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張汝京）講台灣半導體的競爭優勢消失，只有一個新觀點，就是我們不能過去做0.18微米，我卻認為我們應該可以去大陸。但向政府申請快一年了，還沒有下文。可是硬把這一件事情當成台灣半導體競爭優勢消失，這是不對的事情。
事實上，中芯一直在虧本，人員也流失很多。他現在講台灣優勢消失，實在有點不對。報紙也應該有能力做分析報導，不能原文照登。
Q：大陸市場競爭態勢是怎樣呢？
A：未來的大陸市場一定會很重要，我們現在在台灣，也接大陸的訂單，我們如果可以在大陸生產，對於大陸客戶的服務會更好，這是為何要去大陸設廠的原因，主要是去提升對大陸客戶的服務品質。
如果看三、四十年前的日本，當時他的經濟已經很繁榮了，名義上也市場開放，允許國外的工廠都可以進日本設廠，但是日本當地的客戶還是寧願跟日本當地的工廠買東西，這個情形到現在還是一樣。我們相信大陸客戶也會寧願向在大陸有設生產工廠的業者買東西。
未來的領導人才怎麼找？
Q：回顧2005年，你有沒有值得回顧與分享的事情？
A：2005年對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CEO的職位交出去了。
在2005年7月1日交給蔡力行，這是老早就有準備的，早在七、八年就開始做規劃了，2005年7月1日就是把整個交接的流程走完。
Q：這半年來，你的心情有何變化？
A：過去半年最大改變就是，本來我一週去新竹三天，現在是一個禮拜只要一天，這樣的感覺很好。
以前在台北與新竹有兩個家，在過去的二十年都過這樣的日子。這樣的感覺不是很好，搞了兩個家兩頭跑。現在不必幾天住在新竹、幾天住在台北，這就是舒服了。
以前，我花很多時間在公司內部開會，現在減少了很多的開會，三天變成一天，剩餘出來的時間，我就可以看看喜歡的報紙、雜誌與書。現在對外講演也比較多一點。
Q：你為何要在元月17日舉辦「世界一流學府論壇」？
A：剛好麻省理工學院校長霍克菲爾德（Susan Hockfield）要來台灣，我就趁這個機會，也邀請了中研院長李遠哲，我們三個人，舉辦一個座談，主題是「what makes a world-class university」（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我認為世界一流學府是培養未來社會領導人的地方。
有志做一流的大學，你的使命就是要培養未來的領導人才，而不只是培養未來的學術人才、或訓練專業人才。
這樣的論壇很重要，但是麻省理工學院校長並不是我的最好人選。假如是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校長來，我想會比較接近我的想法。
不過這位麻省理工學院校長，一年以前還是耶魯的教務長，耶魯的使命就是培養未來的領導人才。麻省理工學院在過去十年當中，有九個諾貝爾獎得主，若只看2000年以來，也有四個諾貝爾獎得主，他很引以為榮。我就跟他講，我想的是未來可以培養出多少總統，例如美國最近連續三位總統，都是耶魯培養出來的。
但是她還是跟我有足夠的共鳴，因為她一年以前還是耶魯教務長。（江逸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