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玠震撼」之後，在「陳立夫提案」之後，在胡秋原大陸行事件之後，中華民國本來十分謹慎的對大陸開放步伐，終於停滯下來。
明顯的例證是：開放公務員赴大陸探親的案子已被擱置；至於記者去大陸採訪就更不能提了。
大陸政策不見積極作為
其實，這也不使人意外，早在七月間國民黨十三全大會所通過的大陸政策案，已清楚的看出不會有什麼積極的作為。全會所決議的事項，綜合起來，不出三項範圍：
第一、授權從政同志追認既成事實，如台灣地區生產企業得透過間接途徑，進口所需大陸原料，以後透過民間團體，以適當方式便利海峽兩岸民眾書信來往等。
第二、主要目的著眼於「宣傳」上的影響，如透過海內外學術文化活動，團結大陸知識分子，以及支援海外大陸留學生、學人的民主運動等。
第三、只有原則而無內容的說法，如參照國際奧會等國際組織的規定，處理海峽兩岸參與國際性體育技能競賽事宜等。
上述這些，不僅看不出有什麼突破，也看不出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國人固然感到失望，連一位外國朋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在聯合報上撰文，批評它「消極、含糊、空洞」。
消極、含糊、空洞倒也罷了，有些地方恐怕還昧於情勢。拿「支援海外大陸留學生、學人的民主運動」來說，就不合時宜。大陸派出的留學生，以在美國為多，而在美國公開從事「民主運動」的，只有「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以及它發行的刊物「中國之春」。中共對他們深為忌恨，已公開宣布這個團體為「反動組織」，並且把負責人胡平的護照給吊銷了。
中共這一著是一狠招，因為絕大多數留學生都要回中國大陸，在大陸的政治立場上，「反動」是極嚴重
的罪名，「中國之春」既然是「反動組織」，逼著大家不能不和他畫清界線。
開放政策緊急煞車
大陸留學生發行「中國之春」，向中共爭民主自由，本來是自發性的，非暴力的，也無外人介入的，如果國民黨公然給予「支援」－－不管是那一種形式的支援，都坐實了它的「反動」，把它陷入黨派鬥爭的處境，使大陸留學生避之唯恐不及，將大大減損「中國之春」的號召和影響。無論從國民黨的「反共」立場，或者與共產黨「和解」的立場，這樣做都是不智的。
當然，國民黨人也許可以說，這只是聊備一條而已，未必真要去做。這話倒使人相信，因為觀乎各項條文，能做的，或看來準備認真去做的，並不多。
自十三全大會以來，執政黨和政府大陸政策趨向消極、觀望和保留，是毋庸諱言的。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就是黨內有力量發言的人，認為開放政策走得太快了，國人對中共的敵意已較往日減低，心防一破，可能樊籬盡撤，所以應該煞車，冷靜一下，不能跑過了頭，惹出亂子。
持這種看法的人，是只看到中共。
這些人有什麼錯嗎？似乎沒有。自台灣開放民眾大陸探親以來，很多對大陸的抵制也跟著放鬆。大陸的消息占了台灣報紙很大的篇幅，大陸作家的書籍可在台灣出版，大陸的錄影帶和錄音帶在台灣隨處可見，兩岸人士在第三國接觸也非常頻繁，看來是一片好景。但是中共對台灣的政策卻一直未變，態度儘管溫和，但立場十分堅定，一句話：一個中國，其他免談。 中共「外長」錢其琛九月底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他在演講和答覆記者的詢問時，說明了對台灣的政策：
第一、中共雖然贊成以聯邦的形式統一朝鮮半島，但這不是對台灣發出的新訊息，大陸對台灣，只有「一國兩制」。
第二、「亞銀模式」是一特殊例子，不能推廣，台灣不可以這一模式參加其他國際組織。
第三、若兩岸進行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是否可在聯合國為台灣安排某種席位，必須在談判時才能考慮，現在言之過早。
兩岸關係「和戰拖」
錢其琛主管中共對外事務，又在聯合國這一高度敏感的組織場合，且在台灣和大陸交往頻繁之際，他的話不是隨便講的。
從他的話中，我們看不出中共對台灣有什麼讓步。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國政府若提醒其人民，不要有過分「浪漫的憧憬」，也並非不合理之事。
對於這一派人士的謹慎做法，有些人則比較積極，認為大陸已在進行改革，並不像當年那麼僵化，中國不應長期分裂為兩個，在人民的普遍意願下，在中國共同文化的基準上，和大陸可以進行和平統一。
持這種看法的人，是只看到中國。
這些人有什麼錯嗎？似乎也沒有。老實說，中國大陸雖然貧窮落後，但它地廣人眾，再加上在國際強權間有平衡的作用，所以它是一個「大國」是無法否認的。
作為一個「大國」，在統一問題上，時間對它有利，它可慢慢地等，使台灣在國際上更形孤立，逐漸減少末來談判的籌碼，看眼這一觀點的人，心裡自然著急。
再說，台灣內部統獨之爭愈來愈嚴重，不管是「台獨」或「獨台」的想法或行動，當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不了的時候，可能招致中共的干預，那才是天下災禍。
有些人想得、說得更「坦白」：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不外三條路：和、戰、拖。戰固然不好，拖也不是長久的法子，只有和才是一勞永逸之計。既然只有這條路好走，為什麼不嘗試著朝和平統一的方向努力呢？
無論是只看到中共的人，或只看到中國的人，都各有說辭，因為都無法實驗，實在很難說誰對誰錯。實際上，今天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大陸的政策，能不能不做的問題。
自從我們退出聯合國，而世界各國多與中共建交又和我們維持實質關係的時候，我們和中共必須面對面的命運已經注定。
底線在那裡
政府的「三不」政策，首先揭櫫「不接觸」，這已經不可能。後來界定為民間接觸，政府不接觸，但自從中央研究院三位官方人士赴北平開會後，這個界定也成了自說自話。政府總是被現實的情況推著走，所以顯得進退失據，窘態畢露。
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明白事理，政府應該把大陸政策說清楚，底線在那裡，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做什麼事，告訴大家，使朝野行事都有個準則可以遵循。現在政府諱莫如深，民間期許過高，於是常有批評怨懟之聲，使政府處境更為困難。
台灣與大陸敵對四十年，也隔絕了四十年，彼此瞭解不夠，信心不夠，再加上大小懸殊，台灣邁出的步伐必須謹慎，這是沒有人可以反對的。
不過謹慎並非觀望，政府表現得積極進取、有活力，才能提振人民的奮鬥精神和勇氣。蹉跎畏縮，不僅在國際上孤立，也將在國內孤立。
大家都知道，必須等到大陸有適度的民主政治後，兩岸和平統一才有希望。以今天的情況來看，如果台灣不積極和大陸接觸，不積極介入大陸事務，以催化大陸的民主化，統一的時間是很難預見的。若是台灣對大陸的步伐停滯不前，顯然與這一目標相違背。
無論眼睛朝著中共，還是朝著中國，我們總要有個政策。所謂政策，是有一個既定的總目標，並有達成這個目標的具體步驟。我們現在經常說「大陸政策」，請問目標是什麼？步驟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