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三千字的小說寫個很簡單的故事，書評人看出生命的真義，引申出三萬字的闡述。
吳樂天是個講古人，有心人從他身上看到台語(本土)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積極面和脆弱點。
說出閩南語的真善美
他述說故事遣詞用字精確、古雅，蘊含豐富文學性，經由電波傳播各地後，看熱鬧的計程車司機和家庭主婦欣賞他中氣十足；懂門道的知識分子，為他說出閩南語的真善美而佩服。
編劇吳念真一回聽到吳樂天講道：廖添丁在近黃昏的時分，要去會一個女子。庭園裡蜻蜒飛著，女孩子在彈琴……。
「他形容那琴聲，就好像琵琶行裡寫得那樣逼真，而且順得不必換氣。」吳念真當時在計程車上，讚嘆得拍手叫好，嚇了司機一跳。
這種功夫使得吳樂天的地位，跳開藝人的層次，鍍上文人的色彩。
到處有人請他演講(尤其是學校)。一個月平均十三、四場演講，聽眾不只愛聽他說故事，還想進一步分享他對天下事的看法。
經過幾十年的壓抑後，本土意識的確翻醒了(國語歌星不趕著出閩南語唱片嗎？)；但這種意識的覺醒力量，卻像衝到頂點的沖天炮，搖搖晃晃，並不踏實。
藝術評論家何懷碩分析，中美斷交後，刺激本土文化的省思，產生鄉土文學。部分人本土意識強得「不但反共，而且反中華」；但在日據時與母體文化斷絕五十年，光復後又延續四十年，猛然發現本土文化其實非常薄弱，只是意識強烈罷了。
在這種困局下，台語反映本土文化的復甦，大都集中在歌廳秀、流行歌曲等通俗文化上。就像吳念真說的，給人的感覺依舊低俗。他舉例，國語歌曲說失戀，一定用「昨日海誓山盟」之類的，但台語歌曲比較大膽直接而原始，還聽過「用破桌布形容被拋棄的女人」。
擁有基層資源的象徵
在這種局勢下，在全省各大小電台二十幾個時段主持節目的吳樂天，變成一個擁有基層資源的象徵。大家對他有期望－－他可以只是個很受歡迎的講古人；他也可以運用知名度，推動本土文化的提升；他更可以用同樣的象徵力量參與政治，做像廖添丁那樣「打抱不平」的事。
四十歲出頭，劍道五段，看起來永遠不疲倦的吳樂天，似乎也明自這點，而且他每個角色都想做。
他講古時借古諷今，講了十幾年的廖添丁也被停過兩次，他還為此坐牢；他辦一所「台灣民俗館」，好像有意振興民族藝術；他替民進黨員助選，拍政治味濃厚的電影，宣稱成立「廉政促進委員會」，要揭發賄選的公職人員。兩年多前，選舉熱季剛過，他甚至自信地說，以他的民意基礎，如果回到地方，「要選什麼都可以當選」。
吳樂天天生氣喘、口吃(現在他三十秒可以說九十七個字)，家裡食指浩繁，么子的他從小給人撫養。十二歲離家出走，自謀生活，趕過鴨子，送過米；跟著布袋戲班子演出。在這段時間，他苦學漢文的閩南語發音，奠下日後講古的基礎。
後來他又拜師賣蛔蟲藥的江湖郎中，學推銷，學會觀察各式人的心理。這些傳奇色彩不輸給廖添丁。
身上貼有政治標籤
混跡「江湖」的少年，產生對本土的愛，他曾說，他拍電影「台灣鏢局」，是為了「發揚台灣文化，提高台灣人的地位」。
而環顧他創建的台灣民俗館，也只是一幢有氣派的老房子，在裡面感覺不出「民俗」的味道，沒有任何陳設，沒有任何標語文字。他在廣播時促銷的生髮劑和中藥的次數，恐怕過於他對民俗的推廣。
由於「大陸問題」的存在，本土意識發展成為政治上的訴求之一，但撐起這個旗幟的人，目的並不相同。在這種氣氛下，吳樂天也沾上了政治的邊。雖然他沒有顯明的政治立場，但他替陳水扁助選，邀朱高正、施性忠拍電影，在很多人眼裡，他身上已經貼上標籤了。
吳念真覺得可惜，他覺得吳樂天跟台語歌者葉啟田，是最有條件提高台語文化素質的，但他們都沒有往這條路「打拚」。
但中研院民族所的黃美英覺得吳樂天這樣做「很好」，因為身為社會的一分子，就應該去參與各種事務；宣揚「堅持本分」的講法，是「隔離政策」。
在急速變盪，各種價值觀紛陳的時代(有人稱為多元化)，吳樂天代表的本土意識，活像是連載小說，故事還沒有刊完，已經引來許許多多的討論。
將來發展又往那裡去，只待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