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宣布退休，象徵著宏碁新時代的開始，施振榮說，希望他的退休能為企業建立一個好的典範；科技界一位教授私下表示：「其實張忠謀、曹興誠也都應該退休了。」
1979年，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成立，首任召集人李國鼎決定以資訊科技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此一方向確立之後，過去二十年的功夫，讓台灣的資訊產業及晶圓代工，站上世界舞台發光發熱；但是當中國大陸「世界工廠」崛起，台灣的製造業優勢不再，電子大廠毛利率「保五」（毛利率守住5％）的呼聲四起。業界對台灣產業轉型的殷切期盼更甚於以往。
李國鼎是過去引領台灣資訊產業發展的關鍵人物，展望今日的科技團隊，教父的傳人在哪裡？
科技三巨頭
若以位置來論，擔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集人的政務委員應負起這個薪傳的責任，不過至今沒有人能將「李國鼎式」的政策影響力建立起來。
曾任美國貝爾實驗室亞太區總裁，現為北京大學軟件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許濬認為，李國鼎時代的關鍵在蔣經國身上，「劉備是我最佩服的歷史人物，中國只有一個諸葛亮，是因為只出了一個劉備。」
相對於李國鼎的令出必行，後來接任的夏漢民、郭南宏，或是再接棒的楊世緘、蔡清彥等人，似乎在份量上總是略遜了一籌。
一位資深科技記者分析，行政院的科技顧問組是一個因應時代需要的任務編組，擔任召集人的政務委員，其權力大小完全視高層的態度而定（編按：2000年扁政府上台後，改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政務委員則擔任副召集人）。
民進黨執政後，讓蔡清彥坐上了政務委員這個位子，不過蔡終究不是「國王的人馬」；2004年5月內閣改組時「意外」下台，換上了在陳水扁總統台北市長任內的建設局長林逢慶接任。
另外一位掌握國家科技政策及預算的，則是國科會主委，不過在現在的組織架構下，角色也很矛盾。
曾任國科會副主委，現任國民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召集人的薛香川指出，按照法令，應該是國科會主導全國的科技政策，不過「科技顧問組一直都把國科會該做的事拿去做。」
現任國科會主委吳茂昆也承認，國科會和科技顧問組之間有一個消長的機制，一邊強一邊就弱；萬一兩邊不能對話就麻煩了。圈內人士都知道，像過去國科會主委郭南宏跟前科技顧問組召集人夏漢民間就曾經出現過這個問題。
至於第三個和我國科技發展息息相關的機構，則是以基礎科學研究為主的中央研究院。
現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扁政府的份量可謂舉足輕重，不但身兼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的首席顧問，更是每年一次、左右台灣科技政策方向的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的主席。前行政院長游錫曾經指示，科技預算由李遠哲全權負責，只有李遠哲說了算數。
被喻為科技政策「三巨頭」的科技政委、國科會主委和中研院院長，目前三人關係極為密切。
游內閣改組時，外界均知國科會主委及科技政委的人選都是由李遠哲推薦；去年李遠哲參加亞太經合會議（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就指定政委林逢慶擔任他的個人顧問之一；而吳茂昆同意接任國科會主委時，李遠哲曾公開祝賀「這是全民的福氣」。李與吳之間的淵源，更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當時吳茂昆放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職，選擇回國服務，就是受到李遠哲的鼓舞。
人治，非最佳方式
李遠哲儼然成為台灣科技界的新教父，隨著影響力的日漸擴增，招致的非議也愈來愈多，包括科技政策走向不明、太過偏重基礎科學研究，以及因著民間聲望過高，讓他花了太多時間涉足教改、九二一賑災等外務，有些可惜。
立法委員王鍾渝就指出，李遠哲是化學專家，學術地位崇隆；但這並不表示他是一個可以放在所有位置上的專才，「現在的作法其實是把李遠哲犧牲掉了。」王鍾渝還認為，李遠哲過度重視基礎研究，國家撥給中研院的研究經費自1995年的新台幣22.7億元，成長至2004年的65.9億元，十年間成長幾近三倍，但是對產業提供了什麼實質幫助？而且因為李遠哲在中研院，中研院經費就大幅成長，「如果李遠哲去管國科會，是不是所有錢就交給國科會？」
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劉尚志也說，「科技本身必須有input（輸入）及output（產出），台灣若只講基礎研究（輸入），太傷。」一位旅居美中台三地的學者也指出，台灣沒有發展基礎科學的環境及能力，需要的是以技術為本的產業，但這不是李遠哲的專長。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經對媒體表示，台灣每四年開一次全國科技會議，寫出來好幾大本科技政策的東西；但是要成為政策，必須讓大多數人都清楚，如果要看好幾本厚厚的書才知道，就不能稱之為政策。
和執政當局的密切關係，也讓李遠哲的角色招致不少的質疑。薛香川認為，學者之所以受人尊敬，通常是因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可是現在李遠哲說出來的話，或是用的人，在藍綠對抗的氛圍下，「總是會有一半的人不相信。」
不過吳茂昆認為，外界總以政治的角度來檢驗李遠哲並不公平。「他其實是一個很有vision（願景），對人道發展很關心的學者。」此外，吳茂昆覺得政府應賦予李遠哲在科技領域更直接的權力，就如同英國的首席科技顧問金大衛（David King）或是加拿大的卡堤（John Carty）一樣，帶領科技幕僚，對政府的科技政策提出更具體的方向。
「科技本來就不應該只期待一個英明的領導者，」智邦科技執行長黃安捷認為，台灣社會長期都在期盼有一個大人物來指導一切，現在是需要改變這種心態的時候了。薛香川也同意，現在大家什麼事都跑去找李遠哲，這不是一個國家有制度的表徵。
組織及法制化是必要方向
過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由李國鼎坐鎮，在他的威望之下，不論是政策制定、預算分配、部會協調、資源取得，都有一個統籌的中樞。
但在李國鼎時代結束之後，組織化的問題開始浮現。劉尚志表示，過去人際關係和政治運作可以處理意見整合的工作，但未來制度化才是更好的選擇。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李仁芳也指出，現行制度的缺點就是一旦強人不再，就變成山頭林立，互搶資源。
事權不統一、多頭馬車，是最為外界詬病的問題。薛香川認為，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在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之後，應該將科技的政策發展交還給國科會，「經建會是一個多麼重要的組織，從來也沒有另設一個經建顧問小組。」
前行政院副院長，工研院董事長林信義也承認，我們的科技資源是有些重複及浪費，未來應該強化由上而下的整體策略考量，「台灣資源有限，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應該花在刀口上！」
過去曾擔任資策會董事長及台灣惠普科技總經理，現任悅智顧問公司董事長黃河明則認為，「現在組織很多，有些工作重疊，有些事又沒人做，」如果政府進行組織再造，不妨考慮成立一個高於委員會層級的科技部，將諮詢、政策及執行的工作統合辦理。因為現在的國科會、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以及各部會的科技顧問室之間，令出多門，且彼此的協調及整合都欠完善。
多數的學者專家都認為，強人主導科技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一定得打組織戰和團體戰；在產官學研四個面向中，產學合作是當務之急。
黃河明憂心地指出，國外產學合作管道暢通，博士很容易進出產業界和學界；反觀國內，年輕的教授只急於升等，努力發表論文，忽略與業界互動的歷練。
瑞典便由政府補助企業與大學共同設立研發中心，吸引本國人才及外國企業進駐，激盪出許多創新且實用的研究成果。此外，瑞典的研究計畫補助大多分給進行產業研究的教授，既可提升產業發展，也可發揮資源的最大效益。
前政務委員蔡清彥也舉例，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經費，有一成的比例來自業界，但是台灣的大學得自業界的研究經費平均只有0.4％；即使是工研院也僅有5％經費來自企業，顯示產學合作仍不足。
尋找台灣下一個明星產業
展望未來，政府科技團隊帶給我們的願景，仍可粗略區分為以資訊產業為主的製造業及站在知識基礎上的加值創新產業；而現在最大的難題，在於製造業碰到了瓶頸，創新產業卻還沒有明確的方向。
「很多人還停留在製造業的思惟，這樣我們的未來仍然會卡在毛利的迷思，」身為主管機關首長，吳茂昆十分憂心。「大家都在談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但是content（內容）也要一併考量，」沒有內容的支撐，就不必談高畫質電視（HDTV）。「台灣要從效率趨動的時代，邁向創新趨動的時代，」林逢慶也抱持相同的理念。
蔡清彥更呼籲國人要打破「成長競爭力」的迷思。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評比，台灣的全球競爭力在科技項目高居第二，很多人以此自滿，認為我們已經走向創新前瞻；殊不知這項評比是以專利的「量」而非「質」做為依據，「其實很多都只是技術上的升級，如果要論創新我們跟先進國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蔡清彥的話像一盆冷水當頭潑下。
「代工產業的成功是台灣創新產業的最大障礙，」劉尚志認為，台灣所謂的產業創新目前仍流於口號。「產業精英自己都沒有過有創意的生活，怎麼去做創意產業？」對美學經濟頗有研究的李仁芳也說。
一位資深的科技記者則站出來為產業界抱不平，「企業要的不是什麼租稅減免這種東西，他們要的是三通貨暢其流，要的是人才引進鬆綁；大方向搞對了，再來談政策。」
至於「雙星」——數位內容及生物科技產業，也還沒有理出重點。
一位軟體業者分析，跟數位內容有關的產業包含了內容、製作工具、儲存設備、傳輸管道及播放終端，台灣應該要從局部切入，不能什麼都想做，「連行動應用服務都包進來，根本搞不清楚政府想扶助什麼東西，」這位人士拿著2004年數位內容產業白皮書，忿忿不平地說著。
王鍾渝認為生技產業也有相同的問題，「不能包山包海，美國生技產業的研發費用是台灣的一千倍，沒有重點怎麼跟國際競爭？」
「的確應該要聚焦，」林逢慶認同外界的這些批評，而且表示政府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像台灣的健保卡這麼普及，或許可以建立基因體資料庫，並進一步研究一些華人特有的疾病；至於數位內容方面，「或許集中火力在e-learning是一個解決方向。」
走進台灣電子產業位在大陸的代工廠，只見印著Dell（戴爾）、HP（惠普）等廠牌的電腦，或是掛著SHARP（夏普）、SONY（索尼）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一貨櫃一貨櫃地運往港口及機場；當這些產品的毛利愈殺愈低，台灣是要繼續為人作嫁賺辛苦錢，還是能再造資訊產業巔峰？無論是期待另一位科技教父，或是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未來的五年將是極重要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