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中常常有所謂正常及不正常的區分，但是事實上，所謂正常並不是一條線，而是在容許範圍內一般人行為的準則，超越了這個容許的範圍才算不正常，而一個經常生活在正常區域外的人，才算是精神有問題，因此，一般社會的容忍度還是非常大的。
然而跟著社會不斷的改變，「正常」的標準也不斷地修正與轉變，以往絕對是「禁忌」的，說不定過了幾年會變成可以接受的「異常」，再過幾年甚至變成了「正常」。反之，以往認為是「正常」的行為－－例如纏小腳，過了一個時代，可能就變成了「不正常」的行為了。
「正常」沒有標準
另外，雖然在相同的時間，不同國家及地域的人還是可能有不同「正常」的標準與尺度。一個在這裡正常的人，到了另一個環境可能被視為不正常。在邁阿密沙灘穿三點式泳衣的女郎，突然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沙漠中，絕對被視為「不正常」了。
因此，一個正常的人，必須先對自己所處的人、時、地有一充分的瞭解與掌握，其次是對未來的改變具有適當的變遷及適應能力，這樣才能在「正常」之餘有能力去發展自我，培養自已的個性，否則，還沒表現自己多麼「性格」及「出眾」之前，也許已經被人強迫送進杜鵑窩－－精神病院去了。
目前台灣變化之大、之快可能是在世界歷史中少見的，一方面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教育、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在發展及變遷中，加上客觀的時間也正從二十世紀末漸漸地進入二十一世紀，作為一個時間性的生物，更感受到自己個別生理年齡改變造成的成長、成熟或衰老，因此，要別人及自己經常感覺穩定的「正常」，似乎也是一種奢求了。
不同的背景及年齡對時代變遷有不同的感受與反應，因此要求所有民眾對任何事有完全相同的認同及看法是不可能的。面對目前台灣社會中形形色色的現象，每個人都覺得混淆及不可思議，但如果瞭解到我們社會中組成分子的背景、出身、經歷是如此的複雜及相異，大概也會知道這也是「正常」的表現了。
譬如說學生參與街頭活動，我的看法與一位大學二年級學生的看法絕對很難一致，到底是誰對誰錯？或誰比較「正常」？這不但沒有答案，甚至問題本身都沒有意義，因為這種問題是沒有絕對答案的，是因人、因地、因時而有不同的解答的。真的要判斷我們二者的看法何者正確，必須先就二者的生活歷史及背景去瞭解，而不是從問題的學理去討論。
小片吃香蕉的時代
五十年不是太短的日子，因此回想由小到大的生活歷程，也很明顯地感受到各種變化的劇烈。自小生長在淪陷區的上海，雖在對政治還沒瞭解的年歲，卻仍然感受到貧窮的壓力，在上海至少還可以有基本的生存條件，但零嘴、水果等就沒聽說了。
記得小時候和姐姐妹妹玩家家酒，全家找遍只找到一點醬油及鹽(連白糖都沒有)，可是大家用鹽沾著醬油玩「宴會」的遊戲，也覺得很有意思。
抗戰後第一次看到香蕉，全家注視著父親很莊嚴地將一條香蕉斯斯文文地剝下皮，然後平放在盤子中，用小刀很細心地一小片、一小片切下來。第一片給媽媽，她還留下來說給我多吃一片吧－－因為我是唯一的兒子。第一次吃到香蕉，這味道是終身難忘的。
現在有時在冰淇淋店，看到兒子吃香蕉船剩下大半盤的冰淇淋及香蕉就丟下不吃時，不免回憶到媽媽省給我吃的那一片香蕉了。
小時候沒有玩具，沒有零用錢，過年時長輩象徵性地還是給我們小孩一些壓歲錢。
還記得有一年我們六個小孩子將壓歲錢聚在一起，派我去家附近的餅乾工廠買半斤碎餅乾，因為每天常聞到餅乾香味都從來沒吃過。那家工廠有一個箱子裝的是不小心做壞的餅乾碎片，很便宜的賣給顧客，但對我們來說還是很貴。
從沒做過顧客，那天我很神氣地走進去，指著碎餅乾說：「秤個半斤。」誰知道那個店員就蠻不客氣地回我一句：「起碼一斤！」鎩羽而歸，大家不但沒洩氣，反而笑成一團。現在遇到姐姐妹妹在一起時，還常常互相以「秤個半斤」，「起碼一斤」來互相調侃一番－－這正叫窮開心吧！
進入書的世界
在一切都很缺乏的情況下，相對地，時間似乎充裕得用不完，我只要看到書，就有時間去唸。還記得弄堂中有一家小圖書館，也不知道是那個單位開的，可是開放給小孩子去看書，有很多兒童書刊，對我而言其是覺得進入了寶山，不知在裡面消磨了多少時間。對照起來，對目前坐在電視螢幕前幾小時的兒童來說，也不知誰是比較正常了。
抗日勝利後，過了沒幾年好日子，共產黨又到了上海，父親及大姐想盡辦法逃到香港，而其餘的我們又留在共產黨統治下過了三、四年。
那些日子，使我深深體會到精神的不自由遠比物質貧乏痛苦得多，因此當我們終於以共幹口下說的「社會寄生蟲」名義，勉強准予赴香港；然後輾轉到台灣，在基隆港外看到「自由中國」四個字，我居然大哭起來，同樣的現在國中生看到我那時的表現，大概也會認為我是太「不正常」了。
師大附中畢業後，考上東海大學。當時學校設備不能和現在的學校相比，差太遠了，尤其實驗設備更是比不上目前的高中。老師有博士學位的，可說絕無僅有，說標準國語或英語的，也鳳毛麟角，因此上完課後，不但很難用實驗來印證，也沒有豪華到將上課時聽不懂的老師鄉音用錄音機錄下來，只有自己多花時間去自修了。
然而老師、同學、學校行政人員之間都相安無事，互信、互尊，畢業後到國外進修也都能順利得到碩士、博士，比起動不動就抗議，要求權利的現代激進學生，也不知是誰比較「正常」了。
客觀的真善美
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共識，「正常」本身不是不變的，我認為我前述的一些經驗及反應絕不是「不正常」的，然而我也不願意很頑固及本位地認為現代年輕人相異的表現就是「不正常」，尤其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們根本就不應奢求在一切事上都要求統一化及標準化，而應容許有各種程度不同的表現才是「正常」的。
國者人之積，一個國家的形象是由不同的人及不同的表現組成，卻很奇怪地還是會給別人一種整體的「形象」。台灣好潔癖的人總有的吧，但整體來說，日本或新加坡好像比我們整潔；開車中規中矩的人多得很，但交通紊亂卻也是舉世聞名的，因此，雖然我們容許很多的「自由度」，但整體來看，還是有好壞及優劣的不同。
猶太人就聯想到小氣，舊金山就想到同性戀，韓國棒子就是兇悍些，日本人就愛叫他「小日木」，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形象比大學聯考學校及系排名的上升改變更難。
因此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不能獨善其身地只求自力救濟就可以的，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客觀及絕對的真、善及美，在大家容忍度愈來愈寬廣多元之際，仍是有一些是非應保存及固守的。
同性戀可能只是「異常」而非「道德」問題，然而對大多數的人來說仍然是「不正常」的，不管再加以什麼形容詞，愛滋病就是一種可怕的病。雖然美國有些「開明」的牧師替二個男人證婚，但我認為，男女相愛結婚仍是唯一「正常」婚姻的行為。
台灣的「正常」人
很可惜目前台灣似乎有些趨向於過分放任及自由，可以容忍一切行為，做什麼事都可以，只要你敢言、敢行，加上傳播機構一配合，加上人多勢眾，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合法及不正常的。可是人以歷史的眼光及客觀理性的良心仔細地來評衡，很多目前認為是正常的事，其實是不正常的，自認為是正常的人，也是不正常的，可以說是充斥了很多不正常的「正常」人。
一個正常的人，是愛自己也愛別人的；一個正常的人，是為這一代著想，也想到下一代的；一個正常的人，是要求自己不少於要求別人的；一個正常的人，也是知道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希望在台灣的中國人不單是在自己眼中看為正常，也在世界各處及未來的時代中被認為是正常的正常人。
(阮大年為交通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