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耀的遠見
最近幾屆的七國經濟高峰會議，與會老都要求日本善盡國際責任。最近，國際媒體也不斷的呼籲，亞洲四小龍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在亞洲國家中，李光耀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具有世界觀的領袖，七月間他訪問了中華民國、韓國和日本以後，十分熱心地推動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高峰會議。
當我們的國家利益是靠實質外交來維護時，我們應當開始主動而積極地分擔國際責任，當前台灣最適合做的，除了透過亞洲開發銀行，及一些雙邊協定外，就是與開發中國家共同分享「台灣經驗」。
「台灣經驗」是「台灣經濟發展經歷」的簡稱，希望透過台灣所獲取的有價值的經驗，做為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借鏡。
(二)兩個建議
「台灣經驗」的分享可分兩方面進行：一是對中國大陸，一是對其他開發中國家。
先從中國大陸談起。近一年來，由於對大陸探親的開放，間接貿易的成長，使海峽兩岸的情勢需要新的評估。
在評估之中，今年三月于宗先、侯家駒與筆者提出了以五十億美元基金的利息推動「台灣經驗」移植大陸(見本刊四月號「為中國統一尋找起點」一文)。
七月，在國民黨十三全會中，陳立夫、陶百川、陳雪屏、趙耀東等先生提出「吾方願以數十年上下一心辛勤所積之美金外匯資金五十至一百億元，經中國輸出入銀行，作分年長期低利貸款之數，俾與大陸同胞共享民生均富之成果。其詳細方式及其使用辦法由「國家實業計畫推行委員會」商訂之。」陳先生等的辦法是以中共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以及放棄「四個堅持」為前提。
面對中國統一問題，陶百川先生曾以下面的對句提出他的觀察：「不通郵而通信，不通商而通貨，不通航而通運，不同路而同歸，不接觸而會面，不談判而談話，不妥協而放鬆，不統一而漸進。」
筆者引證陶百川先生的話，不是在批評當前政策上的矛盾，而是贊成高英茂教授所說的，在敏感問題上，大家要容忍政府「開創性的模糊」(creative ambigilty)。
(三)對大陸的移植
如果要把「台灣經驗」移植到中國大陸，那些才是應當移轉的「台灣經驗」呢？
在觀念上，六月初筆者在北大的演講提出了一個輪廓：
．財富的創造與分享同樣重要。政府要允許人民享受其努力的成果。
．創造財富就要增加生產力。要增加生產力，社會上就要有健全的公共設施、獎勵性的法令、安定的政治環境、合理的薪資等。
．以市場經濟，而非中央的命令，做為資源分配的指引。
．以私人企業，而不是國營事業，做經濟活動的主幹。
．接受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敗，淘汰大鍋飯與鐵飯碗的保障。
．注重教育投資，重視人的品質。
沒有這些共同的分母，「台灣經驗」就變了質。
在政策上，筆者在今年春天洛杉磯舉辦的「亞洲學會」上，曾提出：
．實行土地改革來分配土地所有權。
．控制預算來減少物價上升的威脅。
．提高農業生產來支持工業發展。
．鼓勵中小企業來增強經濟活力。
．發展勞力密集產業來增加就業機會。
．擴大市場體系來減少管制扭曲。
．鼓勵產品外銷來賺取外匯。
．全面推行義務教育來提高人力素質。
沒有這些政策，「台灣經驗」就不可能移植。
(四)李氏新著的論點
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一位重要的功臣就是剛擔任總統府資政的李國鼎先生。他一直被認為是一位敢想、敢說、敢做的財經首長。
耶魯大學剛於今年七月出版了他撰述的一本英文著作「台灣發展成功背後的政策演變」(The Evolution of Policy Behind Taiwan’s Development Success)，這本書與他去年六月在台北出版的中文著作「工作與信仰」可以相互輝映。
本書分成六章：(1)背景(2)人口政策與家庭計畫(3)人力政策(4)加工出口區(5)政策演變的整體看法(6)最後的思考。並另有耶魯大學教授雷納斯與費景漢所寫的二篇論文，闡述台灣政策的演變及其在國際間的意義。
李氏在最後一章中曾討論移植「台灣經驗」至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可行性。他認為有些政策可以移植，有些因素則不容易移植。
可以移植的政策包括：以高利率來抑制物價膨脹及誘增儲蓄、成長與穩定兼顧、維持適切的外匯匯率、設立加工出口區、當勞力呈現短缺時推動自動化，以及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建設。
不容易移植的因素包括：大陸撤退時，台灣驟增了大批人才、農復會的成果與美援的有效運用、經濟政策較少受到政治干預、推動土地改革官員本身沒有既得利益。
李氏又提出，影響台灣發展的三項重要因素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政府全力在滿足社會需求，以及所採政策的實用性。
書後附有三張大表，陳示財稅政策、金融與外匯政策、農業政策等的具體措施，極具參考價值(見下頁附圖)。
費景漢院士對這本新著有極高的評價：「在經濟發展文獻中這是一本討論政策演變的好書。」李氏以親身經驗，分析這種演變的歷程，也更增加了論點的說服力。
(五)一張王牌
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是當前國際舞台上我們手中的一張王牌，也許是唯一的一張王牌。一面要保有它，一面要推廣它。
能否持續掌握住這些經濟優勢，就要看新內閣中財經首長的表現；能否推廣「台灣經驗」、分擔國際責任，就要看領導階層的識見。
「台灣經驗」的推廣與國際責任的分擔是需要政府拿出魄力，以大量的人力與財力來規畫進行。我們再也不能很自私地獨享經濟之果，而漠視左右鄰國的貧窮與落後。
當前我國的每人所得已接近六千美元。這一數字剛好與一九七五年左右歐美六國相近。如表一所示，那時候的日本還不到五千美元，可是這些國家對外援助分別占國民生產毛額的０．二三%與０．七五%之間。
按照這些國家官方援助，則我國政府當前應當一年對外援助在新台幣七十九億至二百五十七億之間，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盡到任何國際責任。
當然，台灣本身仍然需要大量資金來加強公共建設，但是一個國家不能這樣自私，正如個人不肯捐贈一直要等到成為百萬富翁時，那麼這種個人也是同樣的自私。
如果有一天，因為領導階層的識見而籌設了移植「台灣經驗」基金，因此協助了其他地區的發展，做為一個中國人，才真正會有做中國人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