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說，大概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像中國大陸的地方，正在發生一種深刻的、充滿各種戲劇性矛盾和衝突的大變革過程。
因為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所受到的限制，和種種其他的原因，在大陸上，很多是這個省不瞭解那個省，甚至在同一個城市裡，也未見得都知道這個城市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說的不僅僅是黑暗的一面－－困難、問題、危機的認識不夠。就是另外一面－－發展、進步、變化，也遠遠沒有被大家認識。
我說這話是根據這九年來，走了大陸十六、七個省分所得到的印象。我在中國享有一些特殊的條件：坐在家裡，就有很多人來看我，各省的客人、各省的來信，使我能掌握很多情況。當我到一個地方去採訪的時候，也會有很多人主動跑來提供一些情況。
有危機也有潛力
所以，就我個人的瞭解，大陸今天總的情況，一方面處在極大的困難，甚至可說是危機；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潛在力量沒有發揮出來，可以說仍充滿著希望。
我們認識問題，往往容易用傳統的觀念或抽象的觀念來看。我個人在認識中國的問題上，也走了很多彎路，常常把複雜的事情，看得簡單了。從一九七七年開始恢復寫作起，幾乎每年年底回顧這一年的時候，都會發現我把中國的事情看簡單了。但是，到了第二年，我仍然會重覆這個錯誤。
為了使大家對中國間題的複雜性有基本的瞭解，我把它經歷過的一些情況向大家報告。
一九五六年到五七年這段期間，歷史曾經給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即史達林去世後，蘇聯在赫魯雪夫的領導下，開始一場改革。
史達林的死，特別是赫魯雪夫公布了史達林的罪行，對中國起了一定的振動作用。毛澤東當時準備採取一些措施，我們當時認為他確實想把中國引上一條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抄襲蘇聯史達林的道路。所以，一九五六年大家抱著很大希望。
被迫接受罪名
同時，也在這一年，宣告毛澤東倡導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完成」。在農村中，普遍地成立農民組織、高級合作社。在城市中，把資本家企業變成公私合營，實際是國有。手工業、工人也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基本上沒有私營企業，甚至沒有多少個體工商業、手工業。
當時作為一個勝利來歡慶，但也就在此時，社會主義改造的弊端、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七年中發生的一些問題，包括共產黨一些幹部(當時還是很少)身上腐敗的現象、違法亂紀、欺壓公民等，開始暴露出來。
我作為一個記者，當然對這些問題更敏感些。不只是我一個人，當時很多年輕的記者，都覺得這些問題很嚴重，很值得注意。於是，我們就寫報導、作演講，這些在一九五七年，就成了我們的罪行，很多人被打成右派；新聞界被打成右派的比率比教育界還要高些，大概是百分之十幾。
我現在要告訴大家的，是當時我的一種複雜心情，反映了中國社會當時很複雜的情況。本來我認為我是對的，我沒有錯，我按著毛澤東的號召來寫文章、來作詩、來行動。但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右派，我想不通。
但是很快我就接受了罪名，在右派分子處分的決定上簽了名；當然，有相當多沒簽名的人，他們很堅強、很令人欽佩。但當時我覺得輿論的壓力非常大，毛澤東的威望又很高，假如不是我錯了，就是毛澤東錯了，而毛澤東是不可能錯的。
共產黨過分自信
同時，我周圍的人，老實說，也並沒有真正想通，也是在這種輿論的壓力和毛澤東威望的壓力之下，也認為，或者表示他們認為我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又對我形成一個極大的壓力，跟三十年後我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又不一樣。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五０年代以前，享有極高的威望，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多數人並不是被迫地表示非要擁護他不可，非要鼓掌不可，多數人是出自內心。
比方工人、農民、他們不一定瞭解反右派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覺得，共產黨確實幫他們翻了身。國民黨統治時物價很高，地主才有土地，而他們沒有土地，社會治安也很壞。解放以後，這一切都好了。 我為什麼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呢？因為，國民黨的撤退、共產黨的勝利，被人們看做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大變化。帝國主義跑掉了，至今仍然是事實；中國真正獨立了，工人、農民的地位提高了，而且有一種平等的感覺也是事實。共產黨的幹部、軍隊，當時給人家的印象確實是非常廉潔、守法。
這一切形成一種浪潮，沒有人看到共產黨有什麼問題，中國大陸土地上一切發生的好事情，都要歸功於共產黨。而一切壞事，都是國民黨幹的，或者就是帝國主義幹的。這樣的事實，導致共產黨過分自信，認為他自己不會犯錯誤，認為有這麼多人擁護他，他就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中國大陸推行他自認為正確的政策。
所以，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但是我也接受了，就是因為有這麼一個強大的力量。當然，中國大陸的變化、形勢的逆轉，也從這個時候開始，現在共產黨中央，也承認這一點。
問題早已萌芽
今天中國大陸存在的一切問題，嚴重程度比起五七年以前，不曉得要增加多少倍。而共產黨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觀能力，又比那時候小了很多倍。一九七六年四人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發生了包括文學界、社會、政治、經濟上的種種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一九五六年都已經萌芽了，甚至都已經被別人提出來了。
甚至於有些問題，當時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已提出了相當好的解決方案。比方說幹部制度問題。這次我離開大陸之前，看到一個材料(編按：資料)，是一九五七年地質部一位年輕幹部提出來的，他認為幹部的任免、選拔應該有一套完美的制度。他當年提的制度，也正是現在中國共產黨準備實行的，整整遲了三十年。在農業經濟方面也是這樣。
不相信右派平反
在新聞工作方面，我於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特寫，叫做「本報內部消息」，裡面實際上就是在宣傳我的主張：報紙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我因為這樣的作品被打成右派。現在，三十年過去了，證明新聞界對當時我提出的所有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黨報仍然是大家不愛看的；很多消息仍然是封鎖的。
這是一九五七年發生的逆轉，二十二年之後，也就是從我三十二歲變成五十四歲時，我們這些人又重新獲得了政治權力。但我還要告訴大家一個事實：當盛傳要給右派平反，恢復所有失去的一切－－工作權利、工資、黨籍、職位……等時，很多人開始都不相信，包括我在內。因為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說過：「右派不存在針砭和平反的問題。」
我相信這些右派，到了一九七幾年的時候，恐怕大部分的人心裡都明白是搞錯了，但是沒有幾個人認為自己應該起來造反(文革期間，有過一些人組織起來，湖南有幾個人辦了一張報紙，要求給右派平反，當然很快就被打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右派多數是知識分子，儘管知道被搞錯了，但沒有幾個人認為自己應該起來爭取平反、應該起來鬥爭。甚至傳來要平反的消息，也不太敢相信。
我為什麼說這件事呢？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到了一九七八年，仍然是安於現狀，不敢和共產黨巨大的權威挑戰。而且即使不平反，今天仍然會老老實實的在大陸工作。
「人妖之間」惹麻煩
我說這個事實，就是想告訴朋友們，共產黨要想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要想知道自己的錯誤嚴重到什麼程度，也並不容易，因為沒有人告訴他。
七九年一月平反以後恢復工作，我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五月分到黑龍江一個會議上講話。我認為那時講的話比較溫和，沒有攻擊毛澤東，甚至還說他兩句好話。但會議剛結束，馬上有人到省委書記那裡打小報告。說我講話中攻擊毛澤東、攻擊大慶(大慶是東北油田，全國工業學習的榜樣，甚至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剛平反幾個月就遇到這種事情，當時我確實緊張了一陣子。但接下來我又寫了「人妖之間」，寫完之後引起很大的麻煩，黑龍江省委也告我，說我寫得不真實，說我攻擊社會主義，而且糾纏不休，從一九七九年打官司，一直打到一九八七年。但我為什麼沒有停止寫作？一篇一篇的寫下去，一九八二年寫了第二個全國最大的「貪污案」，一九八四年得罪了陝西省委、甘肅省委；到一九八七年，我已經得罪了七位中國省委和上海市委。
我為什麼這樣做下去？有人說我很勇敢，但我瞭解我自已並不是很勇敢，甚至有點怯儒。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發生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發生的變化。
我們現在說到共產黨時，就像大陸的人以前想到國民黨一樣，認為很壞很壞，整個黨都要不得，每個黨員都是壞蛋。事實上，任何一個黨情況都不是這樣。國民黨的情況我不敢說，因為我不瞭解，但是，至少共產黨從七０年以來，變化是很明顯的。
比方說，鄧小平作為一位政治家來說，一九七九年，他敢於提出大膽的經濟改革，敢於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平反，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中國人民覺醒了
我知道鄧小平有他的缺點、有他的局限性、有他的錯誤。但是，在把中國大陸推向改革這一點，還是功不可沒。
七０年以後，為什麼我敢這樣一篇一篇地寫下來？因為當我看到有七位省委反對我、攻擊我的時候，我同時感覺到，我背後有更強大的力量，就是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共產黨內很多幹部，包括相當高的領導幹部，他們也同情我、支持我。
這個中國人的覺醒，不是說要推翻共產黨，而是在中國推行改革。當共產黨在改革上不夠堅決、不夠勇敢的時候，推動中國共產黨更堅決、更勇敢的把改革進行下去的這支力量，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人民。
說起來好像很抽象，其實不是很抽象。這個過程從文化大革命中就開始了，像我這個人應該是相當遲鈍，我對毛澤東、對共產黨錯誤的認識，遠遠不如很多年輕人。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或者一九七０年前後，就有相當多的年輕人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且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犯的嚴重的錯誤。
上海有個姓王的大學生，是華東師大數學或物理系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突然關心起政治來，於是就攻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研究中國問題。他發現毛澤東徹底的錯了，做了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最深的剖析。最後這個人當然被抓起來了，在四人幫垮台後被槍斃，很可惜。
比起這樣的年輕人來，我是遲鈍多了。
天安門事件意義重大
一九七六年有了明顯的變化。大家都知道，天安門事件不是一般的事件，而是中國人民走向覺醒的重要標誌。那時，除了共產黨外，中國大陸沒有一個民間的政治組織；也沒有一張報紙或一份刊物。但中國幾百萬人就走上了天安門。許多熱血青年發表演說，慷慨激昂。直到七九年，勢頭才慢慢減弱。
這種事不僅在北京發生，南京、西安甚至其他幾十大城市也發生了。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認為它標誌著中國人開始醒悟，覺得該參加到決定自己歷史命運的過程中去，而不是袖手旁觀，不是被動的、消極的等待，一切由共產黨決定。這是個相當重要的事實。
作家不再沉默
這個事件後，由於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央，主動的推行改革，所以全國人民把注意力及希望放在鄧小平身上，不十分重視民間的運動，但民間自發的覺醒過程，實際上還在繼續。
一九七八年中國的作家開始說話，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跡象。
中國這四十年的歷史可粗略的分為前三十年和後十年，前三十年裡，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作家基本上是按照共產黨的要求寫作，有各種各樣的限制；和共產黨政策不一致的政治題材不能寫；寫歷史題材時，只能寫人民運動，不能寫統治階級人物的思想；戰爭當然應該寫，但不能寫戰爭的痛苦；個人生活，尤其是愛情，也不能寫。總之，個人的悲歡離合、痛苦幸福，都是不能寫的。
所以大家翻開那三十年的文學史，基本上沒有寫當代生活的作品，或者說，有影響的作品都是寫歷史的。
一九七八年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寫所謂的「傷痕文學」。當時沒有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說大家該寫傷痕文學，該寫文化大革命。然而還是有人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得了全國創作獎。
從這時開始，越來越多的作家，將眼光投到近二十幾年的歷史和當前的現實上。應該說相當多的作品，從七八年到八三年，是寫所謂陰暗面的。這在共產黨某些領導人眼裡，到現在仍認為不應該提倡，有些作品也因而遭到取締。
走這條路並不順利，但仍有許多作家這樣走了下來，包括我自己在內。這是因為看到中國社會及黨的變化，受到了鼓舞的緣故。
讀者熱烈支持
方勵之去年到義大利，講了很厲害的話，當時大家都很替他擔心。結果，事後證明沒有什麼事，當然上級對他是不滿意的。
這些，在過去都是不敢想像的。我的讀者也以為我仍像反右派時期一樣，沒有工作、沒有工資，甚至會被抓。所以有大量的來信、寄錢、寄吃的、寄藥品，甚至幾個工人商量後寫封信給我說：「劉老師，我們估計你現在已經在監牢中，我們說好了，每個月寄給你五十元做生活費，請告訴我們你家的地址，你家的困難我們要承擔起來。」
去年一年，我收到的信，大部分不是知識分子寫的，很多是普通工人，甚至公安部隊、軍隊裡的人，及十四、五歲的初中學生寫的。這些來信中有三分之二都寫了真實姓名及地址。而且，很多人知道這些信我可能收不到，可能被檢查，所以在信上就罵：「你們聽著，這位先生是受憲法保護的，如果信被拆開……。」
我在大陸收到的信不算太多，一天約二十封，一個月下來有六、七百封信。但我總是這麼想，中國人不大習價寫信，尤其受到文化的限制、經濟條件的限制，普通人家一年收不到二、三封信。包括我在內，朋友來信我不一定回。所以收到一封信我就把它看成一百封。恐怕有一百個人想要給劉賓雁寫封信，結果沒寫；有話想跟我說，結果沒說。去年也收到不算太多，約有二、三千封類似的信。這就是中國的變化；而這變化還在發展。
多數人關心政治
從遠處來看中國的表面，會覺得一片混亂，簡直沒有希望；物價高漲，有工作的人不多，還要拿出更多錢買吃的，維持基本需要，這些都不正常。因此，很多人到處想辦法多賺錢，這也是事實。但是，我決不相信，所有中國人都不關心中國的命運。
從表面上看，很多人似乎不把社會當做自己的，發牢騷、罵街等到處可以聽到。但是，往深處看，多數中國人還是很關心政治，比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更關心國家。過去因為個人基本生活需要未獲得滿足，甚或受到威脅，因此，那時想在中國實行民主，並沒有基礎。因為每個人都沒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維護。 現在有為數不少的人，約一千多萬個家庭，甚至二千萬家庭在從事私營企業或個體經營活動。他們賺了錢，心裡會矛盾：投入生產可以賺更多錢，但又怕收不回來，萬一共產黨政策改變怎麼辦？因此有人把錢埋在地裡，有的會去修祖墳，有的拿去賭博。這是造成物價上漲因素之一。這些人能不關心國家政治嗎？能不希望改革進行到底？
知識分子需要啟蒙
從一九八０年開始，我就聽說現在大學生不行了，認為七七、七八、七九這三年進大學的學生比較好，都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磨鍊，曾經狂熱過、犯過錯誤、曾經反悔、大徹大悟。八０年以後畢業的學生，則很單純、很簡單，很幼稚。因此這些人不行，不關心政治。
但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到南京大學演講。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在合肥(編按：指科技大學)學生上街的前一星期，我到天津南開大學演講。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這兩個大學，一千多人的禮堂，包括走道，擠滿了坐著、站著的人。後來回答問題時，只回答一部分就提早結束，因為怕人擠不出去，空氣也不好。
一九七九年，演講次數最多時，問題有一牛皮紙袋；到了八四年，觀眾提問題的紙條多到要用書包帶回來。我當時想，他們為何而來？我既不是耍雜戲也不是電影明星。我想，他們一定是關心中國的前途，所以才來聽演講。
我演講時情緒一激動，會說些較大膽的話，在南開那次我就說：「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大學生都是舊秩序的掘墓人。」我用「舊秩序」三個字，可以隨便大家怎麼解釋。我總覺得，大學生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停辦，沒有培養大學生，的確可惜。
回頭來說，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知識分子仍有不足之處。毛澤東的錯誤路線，留下了什麼後果？就是大家都把國家的事情推開，覺得這是「政府」的事，這是黨委的事。知識分子中，教授只要教好書；工程師只要把設計或研究工作做好；
作家、小說家只要一年寫上兩篇小說，受到歡迎就問心無愧。
所以，不僅中國人民需要啟蒙，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需要。因為知識分子的地位，應該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是知識分子這方面的意識仍不夠。
總結來說，中國現在確實面臨極大困難，但也存在巨大的希望。
(謝佩芳整理)
「真正的知識分子要有獨立頭腦」
問：中國人民對「整革」(意即整頓改革)有什麼看法？你有沒有信心？
答：在所有中國人中恐怕找不到幾個反對改革的。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人破除了很多傳統觀念，對毛的這套錯誤認識加深很多。現在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中國人希望改革更快、更徹底一點。八五，八六年發生的學生運動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改革速度太慢了。
中國終會統一
問：以中國大陸目前改革的步調，何時才會真正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
答：我認為最終會統一的。但這事誰也不能操之過急。要尊重所有中國人，包括在台灣中國人的意願。現在，台灣人到大陸投資，大陸將原料提供給台灣，經濟上的紐帶愈來愈緊。最終大家會認識到還是統一起來好，自然水到渠成。
問：你說現在鄧小平有自己的難處，是不是他不敢徹底的否定毛澤東思想？
答：假如現在中國有三個最重要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沒有對毛澤東徹底否定。毛澤東陰魂不散。所以。中國一方面要改革，一方面又要提思想基本原則。又要反對產業自由化。這些都是毛澤東沒被徹底否定的結果，很多人還要舉他的旗號。
我不是說思想基本原則完全錯誤，問題在於，你要堅持怎樣的社會主義。是一九六六年以前的？還是文化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或七九年以後的？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都存在這些問題。
問：請你談談什麼樣的人才是知識分子？為什麼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太多的幻想？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會覺悟到不只是叫罵，更重要的是開導和鼓勵，把革命運動化成演進思想？
答：知識分予的定義在國外也都不一樣。廣義是指一切有一定的、如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我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獨立頭腦、有憂國憂民意識、願意參與社會進步潮流、倡導進步的人。
從一九八五年起，大陸興起所謂「理論熱」，因為過去長期和外界隔絕，二十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多未介紹過。
八五年以來。介紹了許多如尼采、佛洛伊德。馬庫塞等學說，年輕人興起很高的熱潮，看見理論的書就買，慾望很強烈，而且有許多中國思想家在引導，推動這個運動。但仍然不夠。五四以來的思想啟蒙運動。不斷被中國救亡運動打斷。四九年以後就完全中斷。
現在這是個很艱鉅的任務。要使中國人明白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權。
問：大陸的文學很少或根本不涉及兒女私情，請問「愛人」這兩個字是從何時開始的？
貪污現象更嚴重
答：據我所知，「愛人」約是從內戰時期、長征前後，共產黨員結為夫婦即稱為「愛人」。從更遠追溯，在俄國，共產黨未執掌政權時。兩性關係比較平等、自由。後來一夫一妻關係固定下來，就越來越倒退。
中國也是這樣，在占領時期比較自由，後來就變為純粹不可更改的夫婦關係。所以「愛人」是標誌過去那一段歷史。後來夫婦稱為「愛人」就沿襲下來了。這是很不準確的名稱，特別當七老八十的人也稱為「愛人」會很難為情，而且結婚、沒結婚沒法區別。
問：你對大陸法制建立有沒有信心？你對大陸幹部貪污的廣泛性看法如何？
答：最近幾年開展普及法律知識教育，都是告訴老百姓必須服從法律，不然就如何如何，沒有告訴老百姓法律首先是保護你的，是你的正當權利。可見在某些人腦子裡，法律只是維持秩序的工具，不認為人民的權利要受到尊重。
貪污的問題，幾年來的發展，大家普遍都看到，比我一九八七年寫「人妖之間」時更加倍了。當時王守信不過貪污四十幾萬，而且是集團貪污，在四九年是最大貪污犯。現在恐怕四百多萬。四千多萬都不是最大的。
問：中國共產黨曾將毛澤東的功過，分為七三，你同意嗎？
答：毛澤東當年對史達林的功過也是分為七三，現在看來很荒謬，史達林不是七三的問題，甚至三七行不行都有問題。
至於毛澤東。現在恐怕有待事情真象的公布，在那些運動中。他起了什麼作用？扮演了什麼角色？應該承擔多少責任？但我認為。追究一個人歷史上的功過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個人有個人的責任，但為什麼會出現這麼一個毛澤東？為什麼會享有這麼高的威信以及犯下這麼多錯誤？歸根結柢，還是中國人民能夠接受他。
但中國人為什麼能容忍他？為什麼會允許他？甚至歌頌他？推動他去犯錯誤？這些更值得我們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