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可以回大陸，台灣人為何不能回台灣？」「乞食趕廟公，主人被奴欺」……，八月二十一日，民進黨在台北街頭發動另一場示威遊行，一幅幅措辭激烈的標語，隨著遊街的人群向前行進。
「老實說，所謂外省人，本省人的分法，我是不再接受的，」九月二日，「街頭小霸王」林正杰給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的公開信，強烈反映了對省籍「分化」的不滿。
另一個族類
曾被稱為「第一個外省人黨外」，全今仍活躍於民進黨的林正杰在事後表示：「在民進黨中，我屬於另一個族類。」
「另一個族類一的感覺並不是林正杰獨有的，「不少外省籍子弟認為他們在台灣沒有前途，沒有根，甚至有不安全的危機感。」政治大學副教授朱新民曾在一場座談會中這樣指出。
不安全的危機感走到極限，也可能反彈，「假如有一天，外省人第二、第三代覺得活不下去，覺得受到壓迫、排斥，他們有沒有可能和中共裡應外合？」立委趙少康質疑。
每當涉及政治利益時往往被尖銳化的省籍問題，是否真如一顆定時炸彈，為一般民眾帶來普遍的危機感？
財團法人民意調杏基金會自於去年七月針對省籍問題做過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認為省籍問題嚴重的受訪者，本省籍占八．五%，外有籍也只有八%，若以黨籍區分，國民黨籍占五．一%，無黨籍人士占九．六%。
本土化是必然趨勢
在日常生活中若隱若現的省籍問題，為什麼總會變成政治訴求的主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金耀基認為：「台灣地區政治逐漸開放的結果，促使執政黨之外的人士向國民黨提出挑戰時，惟有提出政治上不同的主張，最有用的自然是挑起省籍分化。」
觀察台灣政治勢力的消長，學者們分析，外省人在人口結構上原本屬於少數，政治人物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張茂桂便認為：「本省籍在人口中有八五%，如果民主政治能充分實施，本土化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實際的情況似乎也是如此。國民黨十三全會結束後，被「民進報」週刊稱為「外來殖民政權」的國民黨，出現了第一位本省籍的黨主席。新閣員和執政黨中常委，首次由過半數的本省籍人士出任。民進黨籍立委康寧祥更在「世合會」閉幕時表示，今後民進黨的競爭對象，將是「台灣人的國民黨」。
中央政府遷台已近四十年，二千萬人口中，在台灣出生的占九０%。連蔣經國總統去世前，也曾當面告訴十二位台籍耆老：「我也是台灣人了。」為什麼在政治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部分外省籍人士仍有「失根」、「焦慮」的感覺？
一些年長的外省人，尤其是隨中央政府來台的資深民意代表，多半還有「立足台灣，放眼大陸」的想法，在野黨的台獨主張固然令他們難以接受，政治體質的本土化，也使他們擔心中華民國政府會失去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
在政治大學任教的資深立委王大任便極力主張中央民意機構應設大陸代表，「一方面維持代表性，同時又可以保障外省子弟，」他操著濃厚的鄉音說。
老一代回應
觀察者指出，執政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建議，提供五十至一百億美元外匯低利貸款給中共的提案，可視為老一代外省人對台獨或獨台的一種回應。「連陳立夫這樣畢生反共的大老級人物也願意跟中共打交道，不難看出一些外省人的心態，」一位政治學者說。
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的學者們分析，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後，為了維持統治全中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不願更動代表「民意」的中央民意機關。面對本省人日益高漲的參政意願，執政黨於民國三十九年起實施了地方自治。有心從政的本省人，從此有了可循的管道。從早期的台北市長高玉樹，到現任的台北市長吳伯雄，多位知名的省籍政治人物，都從選舉起家。
從人口結構來看，外省子弟在地方選舉中原本就不易出頭，然而令一些有心問政的外省人不平的是執政黨的人才政策。「黨內提名人依賴外省人配票，」來自眷村的桃園縣議員朱樟興激動地說：「黨部說政府鼓勵本土性，要我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對於部分年輕的外省籍子弟而言，握有政治實權的老一代外省人遲遲不願退出舞台，更造成他們的「焦慮」。「外省籍的高官們為了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犧牲了他們的下一代」，被認為是外省人第二代中頭角崢嶸的立委趙少康不客氣地指責。
平衡統計數字
在中央政府和民意機關方面，雖然蔣經國於民國六十一年出任行政院長時支持「提拔青年才俊」的用人政策，但是大老級的外省人無法搬動，為求統計字數的平衡，前立委雷渝齊比喻，「提拔青年才俊」變成「吹台青」。包括李登輝、邱創煥、張豐緒……等人在內的本省籍菁英紛紛入閣。
政治學者分析，政策性的用人一方面造成沒有背景的外省子弟出頭不易，另一方面則使執政黨內的外省籍政治菁英有老化和斷層的現象。
從執政黨十三全會黨代表及中常委的省籍、年齡結構分析，明顯地可以看出，外省籍的代表不但平均年齡比本省籍代表高出十歲以上，而且七十歲以上的代表，超過中、青代表人數的總和。與本省籍政治菁英的年輕化形成強烈對比(表一)。
如今，地方政治的權力幾乎已經完全集中在本省人的手裡。二十一個縣市長，北、高兩市市長，再加上台灣省省主席，清一色是本省籍，至於地方民意機關，除了台北市議會的外省籍議員數接近人口比例(二十八%)，台灣省議會及高雄市議會也幾乎是省籍人士的天下(表二)。
執政黨決策階層所吸納的本省人也逐漸增多，看在外省子弟眼裡，執政黨似乎只對提拔本省人有興趣。
「如果說本土化政策就是單指將個人的省籍背景列為拔擢的考量，那麼它和設立大陸保障名額一樣，是用政治利益來解決省籍問題，一樣要受到檢討。」張茂桂坦率地批評。
無法抗議不公
外省子弟如果想要抗議，「將近一千三百名的中央民意代表裡，有一千個「老賊」」，一位增額立委單刀直入地說：「外省人怎麼好意思說不公平？」
事實上，社會大眾對外省人的注意力，似乎也集中在少數被稱為「老賊」的老代表身上，對外省人的形象造成扭曲。對大眾傳播媒體有意將外省籍的形象建立在體力不濟的老立委身上，僑選立委簡漢生便不以為然。
對於在台灣生長的外省人而言，台灣應該是他們生根的地方。趙少康表示：「出國的時候，如果想家，想的是那一個家？」「當然是台灣」他接著回答。
祖籍湖南的雷渝齊也指出，不管身分證上寫的是台北還是山東，到了中國大陸，一律被稱為「台胞」。因為「出了台灣，全世界都會把你視做台灣人。」社會學者丁庭宇說。
然而，省籍問題一再被強化，甚至引起外省人「被排斥」的疑慮，林正杰認為，似乎是部分在野人士該反省的時候了。
作家陳映真曾說過：「凡台灣當權者皆外省人這個事實，是不能引導出「凡外省人皆為當權者」這個結論的。」
同樣的，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變，固然在台灣人民心中留下「歷史性的傷痕」。但是部分在野人士以「二二八」為政治訴求，將「壓迫者」的帽子，加在絕大多數在三十八年以後渡海來台的外省人身上，「也是不合理的推論，」部分學者指出。
極端聲音將成少數
至於主張台灣民族論者，如歷史學者史明和作家宋澤萊，將省籍問題升高為民族矛盾，要求在台灣的外省人承認自己是台灣民族，否則視同異己的作法，在歷史學者戴國燁看來，「未免太霸氣，有強姦民意的味道……。」
即使對中共政權不滿，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心懷疑懼，本省籍的作家陳映真表示：「這些怎麼也無法使我成為反華的、宣稱自己不再是中國人的獨立派台灣人。」
「在台灣島上的人命運都是一樣，」民進黨的謝長廷律師表示：「既然本省人是多數，就不要讓少數人覺得不安。」他承認反對人士中，有一部分人對省籍問題的看法較狹隘，但是他也相信，只要不再發生新的不幸事件，「極端的聲音會變成少數。」
自稱是「吃台灣米長大的外省小孩」，林正杰在他的公開信中表示：「一枝草、一點露，今天台灣的每一個人，無論是老移民或是新移民，都有權在這裡安身立命。」
趙少康則強調外省人要在台灣安身立命，先要問自已是不是認同這裡，是不是以一千九百萬人的利益為優先考慮。
在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黃越欽的生活經驗裡，地域和省籍觀念並不是一時間可以立即消除的，即使同樣是本省籍，「泉州、漳州和客家人的隔閡都還沒化掉，」他說。
省籍觀念不能立即消除
而照張茂桂的看法，用政治利益來解決省籍問題，將使省籍與政冶繼續糾纏不清。
事實上，外省人在政治變局中所顯現的焦慮，也不是單純的省籍問題可以涵蓋的。其中有法統與本土化的矛盾，也有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糾葛 如何讓本省人不再有「被壓迫」的感受，讓外省人不覺得自己「被排斥」，對任何一個希望在台灣執政的政黨而言，都將是無法逃避的考驗！
鄭南榕的選擇
「我代表台灣人送你一個巴掌！」在去年十一月舉行的民進黨二全大會上，，鼓吹台獨不遺餘力的「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當眾甩了民進黨籍立委朱高正一記耳光，因而引發一場杯、椅橫飛的混戰。
然而，自稱代表「台灣人」的鄭南榕，事實上是一名外省子弟。父親在二次大戰前自福建來台依親，鄭南榕不否認從血緣關係來看，他是中國人。「但是既然在台灣生長，我希望做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人」，」他提高聲調說。
揮不掉的惡夢
「要拋棄血統上的牽扯」，鄭南榕的選擇其實是經過長期內心交戰的，母親是本省籍，從父母結縭開始，「省籍問題」在他的成長歷程中，一直是揮不掉的惡夢。
「那時候不同省籍的人結婚，雙方的親友都不高興，」他無奈地說、「有一個舅舅，到我結婚的時候還不肯來。」
在羅東唸小學，第一天上課，鄭南榕就挨揍，「因為我是外省人，」他沈吟。轉學之後，鄭南榕開始逃避他「外省人」的身分。他說：「我寧可參加本省人的聚落，跟外省人打架。」
但是，身分證上明白記載的籍貫，是鄭南榕無法否認的，在鄉間長大的鄭南榕，說話時有濃重的台灣腔，找職業時，他一再被人質問：「你連國語都講不好，為什麼籍貫還是外省籍？」
省籍問題的受害者
經過一番相知相戀，與客家籍的妻子論及婚嫁時。鄭南榕又一次受到打擊。「我岳家反對，說我是外省人。」「省籍」總在生命中的關鍵時刻，鞭笞著他。
在「二二八和平日」說明會上要替台灣人討回公道的鄭南榕，本身就是一名省籍問題的受害者。幾番掙扎之後，他舉起了鮮明的「台獨」旗幟，甚至不惜與人杯、椅相向。如果鄭南榕做了另一個極端的選擇，又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台灣是不是需要製造更多的鄭南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