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作當修行的女人
仁愛醫院消化系內科主任
廖麗瑛以古典柔軟的心面對人
超音波檢查、巡視病房、中午吃飯兼開會、門診、再進超音波室、又開會、做胃鏡、和副院長看片討論──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內科主任廖麗瑛一天的時間就這麼被切割得零零碎碎，打進辦公室的電話只能碰碰運氣看她在不在；雖然她一天的行程幾乎全在復興南路口附近那幢十二層樓高的仁愛醫院。
早上十點，廖麗瑛向躺在病床上不知是今天第幾位做超音波的男子說聲抱歉；走到走廊對著急等待的護士，和一位身上還沾著送入加護病房父親血跡的男子說明救治情況。這位病患不久前才經過家屬討論決定，希望能轉往另一家大型醫院換肝，幾天後又向廖麗瑛請求轉回醫院。
「你們主任這麼年輕啊！」被耽擱的男子對著廖麗瑛的背影好奇地問醫護人員。
同事口中「婆婆媽媽，看門診時喜歡和病患說話，常常盯這、盯那」的廖麗瑛年僅四十二歲，清湯掛麵的學生頭與細柔的嗓音，和一般人的嚴肅醫生印象相去甚遠。
依興趣行醫師路
廖麗瑛每個星期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為病患做超音波，為了看清電腦螢幕的畫面，必須關掉小房間的電燈，長期在黑暗中瞪著螢幕仔細查看，很傷眼力。「超音波已經變成醫生的第三隻眼睛，我先生對我說，『每做一次超音波就當成做一件好事吧！』」她的婆婆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擔心年輕的兒子媳婦沒有誦經禮佛，無法修得福分，廖麗瑛告訴婆婆，「我把工作當做修行。」
自稱是那種別人拿把掃把要她掃地，都會掃得氣喘吁吁、十分努力的人，一路能平順走來不是因為自己多麼聰明，而是吃苦耐勞的個性，「把該做、該學的都做了、學了，」廖麗瑛說。
對理性的數理化學科目駕輕就熟，對感性的音樂美術又情有獨鍾，但因為讀書最不用花錢，廖麗瑛很自然地走上教育部安排的路。所幸她明白一個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興趣，但必須選擇一份職業，至今她仍保持在忙碌的醫療工作之餘，盡可能抽空讀書、看畫展、看電影、聽音樂會，也許機會不多，但她從來不停止接觸，因為「這是支持我能一直走下去的原因。」
大學選擇科系時廖麗瑛曾猶豫，究竟要選甲組的建築系或者丙組的醫學系。在資訊來源不甚流通的年代與很淺薄的認知中，只覺得建築系可以規劃設計，很符合喜愛美術的自己；不過旁人建議她女孩子選擇理工組找工作時比較吃虧，加上自己對生物也很有興趣，於是選擇丙組，選擇醫科則因「我是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所以我不怕與人相處，喜歡幫助人，這有一定的影響，」廖麗瑛說。
考上陽明醫學院後，整個家族的人都興高采烈，除了廖麗瑛和祖母。脫離國中、高中每天苦讀的慘淡歲月，廖麗瑛期待的是一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有參加不完的活動、有很多科系供念醫科的她旁聽、有大圖書館可借閱各式的書籍，也可以結交不同科系的朋友、接觸不同事物；她不甘心只當一個醫學生，可是她考上的是第一年招生的陽明醫學院，學校只有一個科系，就是她念的醫學系，落差太大，難免有些失望。
上了大學，廖麗瑛真的有些後悔，倒不是因為是陽明第一屆的學生，雖然學校小的確不及其他大學來得豐富多姿，讓她始料未及的是醫科前一、兩年的大多數時間都在背毫無道理可言的許多醫學名詞，這使得原就不喜歡背書的她苦不堪言。
大學生活，印象中就是讓讀書給堆砌而成的，「不同於其他科系，醫科真的是苦！」廖麗瑛說，所有的課程必須在五年內修完，滿滿的課表讓她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讀書，也讓她和同學跑到南區的台大旁聽中國美術史後，不得不停止跨校旁聽。
社團活動是唯一的調劑品。因為學生少，一個人參加數個社團是很平常的事，生活就被壓縮在讀書和社團裡。在其他大學生眼中原就被視為生活比較封閉的醫科生，對於當時位在石牌山上、只有一棟大樓、科系少、人也少的陽明學生更是如此。有一回廖麗瑛參觀大專盃演講比賽，看見同齡文組科系的女孩子侃侃而談、充滿自信的表現，不管是亮眼的穿著打扮或者廣泛接觸事物的視野，都教她羨慕不已，「醫科女生真的比較不會打扮、有些閉塞，主要是繁重的課業壓力讓人無心、也無力去打扮。」
當修到內科學，廖麗瑛的興趣又來了。對於臨床、接觸人的學科她充滿興趣，後來她選擇做一個內科專科醫師，「我覺得在所受的醫學教育中，內科是最能發揮、也是所有醫學學問的基礎。」
廖麗瑛被分發至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內科部，雖然見習實習時曾到過內科，但和真正照顧病患、承擔責任，感受截然不同。內科屬於長期的時間和精神的耗費，壓力大不說，常常要值班，一值班就要從早上八點一直到隔日下班，連續有三十多小時隨時standby（等候）；最大的心理負荷是心情隨著病患的病情起伏，持續性的精神緊繃，即使回到家裡都無法卸下。
「如何放鬆緊繃的神經，再重新上緊發條，我是經過幾年才學會拿捏的，這慢慢變成一種能力，懂得抽離轉換，」廖麗瑛表示，以前一群同學聚會時，話題都是圍繞著病患打轉，直到最近幾年大家才學會放下。
從選擇念醫學到從事內科治療，廖麗瑛打趣地說，很多就業輔導的人都說興趣最重要，但興趣有時真的不太清晰，大多數的人其實都很徬徨；她慶幸的是「我回頭看所走的路，其實都是依著興趣而行。」
不過她的興趣也從拿聽診器的醫療到不放棄樂器畫筆的欣賞，「我覺得我的人生需要比較豐富的部分。」即使廖麗瑛明白，無可救藥的廣泛興趣對於她在專業領域或學術研究上的表現是否達到顛峰可能有些影響，但在工作上她總是盡力而為，而在生活上「我很自然被藝文吸引，我也很喜歡花些時間在家人身上，像媽媽、兄弟姊妹、婆婆……從中得到一些快樂，」她說。
在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
重視家庭生活、維繫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廖麗瑛不遺餘力。她盡可能在下班後回家做飯給先生、小孩吃，即使全家外出吃飯也盡量做到不連續，因為在家吃飯的感覺最好。有些人頗驚訝女醫師下班後還要煮飯做家事，廖麗瑛說，「我一直很在意家人之間的關係與溫馨和諧的家庭感覺，因為我是從那樣快樂的大家庭裡長大的小孩，我不想從裡頭跳出來，花一些時間去維繫是應該的。」
有時廖麗瑛也會對工作和家庭之間的天秤應該如何擺放砝碼才算平衡有些困惑，但是對她來說，一個職業婦女面對的困難不在做家事與否，而是如何在工作時認真工作，下班後把心情轉換到家庭生活。她認為雖然女性的確兼顧多一些家事，但如果用輕鬆的態度和心情決定做與不做，就不會有蠟燭兩頭燒的煎熬，「想想看，工作是為了什麼？如果拚命工作，家庭生活卻一團糟，這是沒有意義的。」
廖麗瑛的家庭環境並不富裕，父母親在市場做小生意。「說來也許有點八股，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我也很難想像，」在她的記憶中，父母親從未有過爭執，連意見相左的情況都沒有，跟小孩說話永遠輕聲細語，「我真的是在充滿愛的環境長大，深刻感受到那份家庭的愛。」
這個謙沖溫和的家庭氣氛，源於祖母的影響。在廖麗瑛口中，祖母是大溪當地的美人，非常古典、非常溫柔，沒有念過書、纏著小腳，嫁給祖父住在土城鄉下的房子。除了娘家和兒子家，她一輩子沒去過其他地方、沒有見過世面，但卻是整個家族的重心。「所有人都愛她，所有媳婦都喜歡她，」說起若還在世年已百歲的祖母，廖麗瑛充滿讚賞和孺慕之情。
廖麗瑛說，祖母生了九個小孩，因為養不起，只好分送給其他人家，但是從小在另外一個家庭長大的姑媽卻跟祖母很親，廖麗瑛得意地說，「所以你就知道那個阿媽多有吸引力。」從小就和祖母一起睡，和祖母十分親密的廖麗瑛從不曾看過祖母對任何人或任何事不滿意，每個小孩對祖母來說都乖巧，每個人祖母都認為很好，她從未問過祖母的人生哲學，但她知道祖母「是一個樂天知命、與世無爭的人。」
「她就是一直呵護你，但從來不會想去影響你，」廖麗瑛說當祖母知道她疼愛的孫女考上醫學院，要去做她認為很辛苦的醫師工作，雖然捨不得，但一句話都沒有說。
廖麗瑛祖母的好性情遺傳給父親和叔伯，受廖麗瑛祖母的影響，家族裡很少聽見有人用不好的語氣對另一個人說話或大聲吼叫責罵，廖麗瑛以為這就是人與人相處的模式；所以她第一次在學校聽見老師罵人「豬腦」時，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廖麗瑛排行老大，唯一學前教育來自母親，只有小學畢業的母親不但教她做勞作、算術、寫毛筆字，還會說童話故事「仙蒂瑞拉」。「我媽媽很特別，」廖麗瑛一再說母親不但養大六個小孩，而且還要幫忙父親做生意，經常拿著自創的各式糕點到市場販賣。父母親胼手胝足讓家境漸漸改善的身教，讓她體會了努力不但可以讓自己脫離不好的狀況如貧窮，且能「得到應有的報酬。」
強大的家庭凝聚力讓廖麗瑛直到醫學院畢業，每逢假日都會到市場幫忙做生意，而她念台大牙醫系的弟弟一直到當上長庚醫院的住院醫師，都還在市場裡忙上忙下。人來人往、看盡各樣人等的市場，「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生活經驗，」廖麗瑛承認這樣的經歷和她日後從事與人息息相關的醫師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五○、六○年代，她所生長的的土城是一個人際關係很純樸、緊密的農村社會。她記得每逢夏日，西北雨啪一聲就落下，只見所有人立刻衝向曬穀場，兩人或三人一組在三分鐘內把稻穀堆成一座小山堆，蓋上防雨草篷；人和人之間相互合作幫助，不計代價的付出，至今仍讓她懷念不已。
因此廖麗瑛婚後有幾年時間，婆婆仍住基隆老家，她和先生與同在台北工作的小姑、小叔住在一起。對大多數婚後要求擁有家庭私密空間的現代女性而言，這大概是一件不容易接受的事，對廖麗瑛而言卻再自然不過。
「有多一些家人在一起互相照料是一件好事，」廖麗瑛並不覺得是自己在照顧先生和家人，她說從小生活在一個氣氛和諧的大家庭中，雖然很有安全感，但青春期的尷尬卻讓她有些想法或情緒就是無法跟父母開口。諸如存在的意義等疑惑，她該如何向忙碌於家庭和市場的母親傾吐？幸好祖母是她發洩的對象，「不論我心情好壞，都很容易得到安慰。」
雖然祖母無法解答她的問題，她也無法細說自己的心情，但幸好有祖母為自己分擔成長的苦悶。廖麗瑛認為自己的小孩非常幸運，擁有多人的照顧，直到現在雖然小姑、小叔各自成家，但假日遇到開會或有約會時，廖麗瑛就跟女兒說，「今天你歸姑姑管。」尤其女兒也到了青春期，廖麗瑛因為其他家人的分擔而減少了許多煩惱，「我相信她一定有很多事情不想跟我說，除了同學外，她還有姑姑、叔叔，不是很好嗎？」
在醫師生涯中，廖麗瑛也曾有幾回動了放棄的念頭，情況最嚴重的一次多虧小叔一路陪著她走過。當時有位病患因做穿刺發生出血併發症，整整五天廖麗瑛食不下嚥、無法入睡。她跟小叔說，如果病患就這麼走了，她絕對不再當醫生。雖然所有的醫療處置都可能出現併發症，也沒有一項手術是絕對的安全，但廖麗瑛面對著強烈的自我譴責，歎言是不可承受之重，「我沒有辦法接受，無法原諒我自己，」廖麗瑛說。
醫病關係在於
溝通與學習
在廖麗瑛專長的肝癌治療中，猛爆性的肝炎大多發生在壯年，而且不易治療，許多家屬難以承受，年輕時的廖麗瑛也曾因壓力過大幾度想放棄。但類似的事情隨著思想、經驗的成熟，體察醫師的能力有限，她已經可以處理得很好。
在醫師生涯中，必須每天面對來自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處世態度和人生觀的患者及家屬；尤其人們在面臨疾病、生命最關鍵的時刻，往往顯現最真切的一面，活生生照映出人性，「它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最近廖麗瑛有兩位正值壯年的肝硬化患者，以強韌的生命力度過剩餘的歲月，臨終前兩人還捐出遺體給醫學院，廖麗瑛除了感傷還多了分感動。其中一位家屬送她一個小盆栽放在桌上，每次看見它，她就想起該名病患。
醫病關係除了有溫馨的一面，更常見的是衝突和誤解，「很大因素是因為時間不夠、溝通不良造成的，」廖麗瑛認為醫師的困難在於面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同時刻有不同的情緒感受；但醫學教育只告訴醫師哪一種病有什麼症狀，如何治療，卻沒有教導醫師如何面對各種不同想法的病患，做最好的溝通，又該如何尊重他們的決定。這屬於醫療中最重要的一環，但卻是整個醫學教育中最欠缺的一部分。
「關於醫生和病人的溝通之道，我自己當了十多年醫生，都還在學習這個難修的課程，這樣的心靈成長是一種緩慢的過程，」廖麗瑛說。
從複雜的醫病關係或是微妙的婆媳關係中，廖麗瑛深刻體認，人與人的互相期待往往是造成人際關係緊張的主因。
廖麗瑛婚後不久，先生去當兵。她認為先生不在家，婆婆一定掛念住在台北媳婦的情況，平時不愛用電話聊天的廖麗瑛很自然地拿起話筒和婆婆閒話家常。後來她從婆婆朋友口中得知婆婆對她主動打電話一事很感動，廖麗瑛靦腆地說，「我做了些超乎婆婆預期的事，結果讓她很快樂。」
她回溯童年的快樂，也是因為自己從小的表現總超乎親人的預期。廖麗瑛是土城清水國小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學生，她的同學小學畢業後幾乎全到工廠做工；她還是整個家族第一個念醫學院的學生。廖麗瑛記得叔叔每一回拿著她的成績單笑得合不攏嘴的畫面，「讓一個小孩子從小對學習就很有成就感。」
把自己的成長經驗對照現在的青少年，廖麗瑛看見現代父母對小孩的要求總是很高，孩子承受過多的期待，一旦無法達到，在十多年的成長過程裡自然不快樂。
從婆媳相處之道放大到醫生和病人，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廖麗瑛認為如果每一個患者對醫師的要求都很高，當醫師達不到時，醫病關係一定一塌糊塗。
她說，「其實最好的人際關係就是我對別人的期望很低，又願意去幫助別人。」
在廖麗瑛的醫師生涯中，每天都必須面對來自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處世態度和人生觀的患者及家屬，廖麗瑛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廖麗瑛小檔案
年次：四十五年
星座：處女座
血型：O型
生日：九月十八日
學歷：
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碩士
經歷：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內科
住院醫師、主治醫師
現職：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消化系內科主任
推廣舞蹈的女人
舞蹈空間舞團團長
平珩舞蹈跟生命分不開
平珩有雙推動搖籃的手。
每一種專業，有創作者，就會有推廣者。有些人窮盡一生專心創作；有人一邊嘔心瀝血地創作、一邊還要擔心推廣的企劃；有的人則一心一意走推廣的路。而推廣者通常是被遺忘、忽略的一群，因為他們總是默默地在幕後企劃一切。
平珩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她並非純粹舞蹈創作者，但她以熱情來推廣台灣的舞蹈教育，她的生命跟舞蹈分不開。一九九九年八月，「國家文藝獎」肯定了平珩對台灣藝術行政的貢獻。
讓舞蹈跳進生命中
其實，平珩的生命早就跟舞蹈脫離不了關係。遺傳了藝文家庭的特性，平珩從小就會像芭蕾娃娃般旋轉，自己摸索著轉圈圈。在藝文界頗有名氣的父親發現平珩對「轉圈」的偏好，在她還念幼稚園的時候，就特意栽培她學芭蕾舞。這一跳，平珩就再也無法與舞蹈分開。
小時候，每兩年一次的演出機會對平珩來說是「很好玩的」。畢竟，要在童年時就知道自己未來要走的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平珩和大多數的小孩一樣，對舞蹈的感覺就是「好玩」，只要是好玩的事情，就可以玩很久，更可以找一群人來共同玩。
這樣的日子一直到了大學。二十年前就已經擁有跟別人不一樣童年的平珩，面對升學時卻沒有比較多的選擇。二十年前的台灣舞蹈界，專業舞蹈創作者只能進入專科或是文化學院（現在的文化大學）就讀，這對莘莘學子而言，是個進退兩難的選擇；因為人生不是非A即B的決定。
第一次面對人生方向的選擇，評估自己還想繼續念書，毅然選擇了淡江大學英文系。
但是，徜徉在英文世界的平珩仍忘情不了舞蹈。她經常利用課餘時間，跟著三、五好友不斷地演練舞蹈技巧。幼稚園時一起練舞的伙伴，到此時僅剩四位，因此，平珩更加珍惜從未斷過、在校外的練舞功課，一次次的演出機會也加深了她對舞蹈的執著。
隨著機會的體驗，平珩決定了自己的志向。一九七九年，台北市開始舉辦「音樂季」，禁錮許久的文化藝術有了活命的源泉。
此時，任教於文大與藝專的姚明麗老師，開始醞釀古典天鵝湖與現場交響樂共譜的浪漫構想。要將古典天鵝湖的演出與交響樂團的現場演奏同時呈現非常不容易，除了要解決舞團中缺乏男舞者的問題，舞者更要每星期排練兩到三次，若遇盛暑，更得天天汗流浹背。
同享這次演出後的成功，讓平珩體悟到小時候「很好玩」的芭蕾舞不再只是好玩而已。台灣舞蹈教育的不足與低沈、枯燥成為她決定前往美國紐約進修的重要關鍵。
自己設計碩士學位課程
紐約藝文活動的豐富與繁華是平珩的最佳選擇。離家赴美的平珩在沒有父母親的呵護下，獨自在異鄉面對生命中的孤寂。雖然知道自己的一生都將無法與舞蹈分開，但在面對「創作」與「教育」的關卡時，平珩仍困惑了一年。
繼續跳了一年之後，平珩停下來問自己「要什麼」與「不要什麼」。舞蹈的路何其寬廣，可以當舞者、可以做學術研究、可以編舞、也可以隱身幕後。這種生命抉擇跟人談起來簡單，要下決定卻需百般思量。
平珩認為自己樂觀、開朗、容易忘記煩惱，這樣的性格到底適合與舞蹈有關的哪一類工作？
平易近人的平珩異想天開地為自己設計了進修課程。學風開放的紐約大學有一個獨特的系別，讓學生依興趣與喜好，設計一套屬於自己的碩士課程。平珩為了能廣泛、整體地研究舞蹈學，開始鑽研舞譜的紀錄，包含舞譜教學、舞譜紀錄、舞蹈史等，並取得拉邦舞譜授證教師資格。
一九八四年，學成歸國的平珩成立了皇冠舞蹈工作室。此時的台灣，舞蹈工作室寥寥無幾，也很少人一開始就朝大型演出著手，都是從「小劇場」方式慢慢扎根前進。
一九八六年，平珩受聘至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擔任講師，講授舞譜、動作分析等課程，並受中研院之邀，記錄原住民儀典中的舞蹈部分。兩年後，升任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系主任，更是將全部心力投注台灣舞蹈的推廣。
一九八九年，平珩成立「舞蹈空間」舞團，在台灣各地巡演，並至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與美國各大州演出及示範演講。
推廣舞蹈的「五分鐘理論」
推廣舞蹈十五年，平珩從皇冠舞蹈工作室默默做起，到今日獲得國家文藝獎的肯定，平珩的成功是用時間與努力累積出來的。
平珩從未忘記要以舞蹈讓台灣跟世界溝通。小劇場近日的新作「小亞細亞」就是不斷與亞洲其他城市交流的成果。對此，一再強調自己很懶的平珩流露出強烈的企圖心，她希望把亞洲各地的舞者找來，合成一個節目；並將舞團推向亞洲編舞團，而不僅是在台灣生根。
一心一意想讓台灣年輕人認識舞蹈的「多元性」與「好玩」，平珩接下了文建會推廣高中高職老師的舞蹈教育課程，讓非舞蹈系的老師們也有機會認識各式舞蹈，並藉此推廣舞蹈的概念。
為此，平珩發明了「五分鐘理論」。她希望學校老師可以在每個星期的上課時間中，有五分鐘用心討論關於舞蹈的概念；如果一星期辦不到的話，那就一個月五分鐘；再不行的話，三個月總可以吧！至今仍秉持天真童心的平珩，理想地認為這是一種可能。
有一回，一位桃園高中的數學老師興奮地告訴平珩，她的學生總是在做不出功課時跟她說：「老師！來一個八拍，」她就會在講台上跳個八拍給學生看。在修習平珩的推廣課程之後，她還可以更換不同主題的八拍，今天爵士、明天民族舞蹈、後天則是芭蕾。偶爾，她會調皮地說：「好，我八拍，你八拍！」學生會因此而更加開心，集中力顯著增加。
用舞蹈跟世界溝通
舞蹈的推廣就像生命的樂章，需要不斷地重複與灌溉滋潤。
「小朋友，咚咚咚碰碰自己，換別人輕輕地！」在幼兒的舞蹈課中，有個小朋友敏感地認為大家在注意她，因而大哭、拒絕繼續跳；還有一個則是在發現忘了帶每日一口的零食後就哭了起來。面對這群台灣的希望，平珩用豐富的愛心與耐心引導他們伸展肢體。
面對科技與網路日益進步，平珩強調不能每天只坐在電腦前面，應該要多出去走走，看看現場演出，並參與台灣舞蹈歷史推廣的見證。更重要的是，「台灣需要一種語言跟世界溝通，而舞蹈是最好的文化交流，」平珩說。
投注全副心力推廣台灣的舞蹈教育十五年，並致力以舞蹈讓台灣跟世界溝通，平珩從皇冠舞蹈工作室默默做起，到今日獲得國家文藝獎的肯定，她的成功是時間與努力累積出來的，她的生命也跟舞蹈分不開。
平珩小檔案
年次：四十七年
星座：雙子座
血型：O型
生日：六月四日
學歷：
淡江大學英文系、
美國紐約大學舞蹈碩士
經歷：
皇冠舞蹈工作室、
舞蹈空間舞團
現職：
舞蹈空間舞團團長
推動反雛妓運動的女人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字典中沒有「困難」二字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流著台灣七十年代理想主義的血液，不光只是理想，還在八十年代把理想的念頭變成具體的行動，為台灣的反雛妓運動打出一片天空。
從講台到社會運動
很難想像在各種反雛妓、女性人權的座談會上慷慨陳詞的紀惠容最早的志願是當一名老師。在彰化長大的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講台上的老師，她如願地從師專（現在師範院校的前身）畢業，在國小教了五年的音樂課。
她血液中帶著反叛因子，對於教育的環境總覺得不滿足，除了課程的重複單調外，音樂課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只是聊備一格的點綴，以及爭取合唱比賽得名的績效。
此際，她為自己選擇另一種可能，進入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就讀。她插班考上大學，選擇社會教育系新聞組，因為這是畢業之後唯一可以不用教書的組別。因此，比班上同學年長一些的紀惠容，也更清楚自己想走新聞的路。
擔任新聞研究社社長，自告奮勇向課外活動組組長爭取做校內的新聞廣播，原本不被師長及旁人看好，後來終於實現成果。她像個發號施令的大姊頭，指揮社團同學跑新聞，每天傍晚在宿舍播半個小時的新聞。「那是一種辛苦過後，美夢成真的感覺，」紀惠容說。
紀惠容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學傳播。她分析，當老師和當記者是很類似的工作，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用一對一的方式改變學生的生命；當記者則是運用傳播的力量，更全面地影響更多人的生命。她選擇後者的挑戰，以整個社會為努力的戰場。
民國七十二年畢業後，進入中國時報報系擔任記者的工作。當時，政治解嚴前後的台灣，是接觸社會轉變的沃土，新聞工作讓她經歷台灣社會的轉變。她看到台灣從一黨獨大轉變成民主化的過程，從很激烈的街頭游擊戰到理性的抗爭。「台灣社會是很有能量的，」她記得以前在報社上班，沒有拒吸二手菸的權利，短短十年間「菸害防治法」已經通過，拒吸二手菸已經形成社會共識。
從旁觀到實踐
生命的轉彎是有跡可循的，紀惠容從新聞現場到以旁觀者立場思考自己的角色，並開始投入實踐工作。
記者的工作是不斷的揭露、拆毀，可是，拆毀之後，又被另一個新聞、另一個事件取代。紀惠容總是想，那些問題、那些人之後怎麼辦呢？「要建立一個工程，一定要願意用生命commit（許諾承擔），才有可能累積，」她逐漸知道，這樣的期待和記者的生存嗅覺是不一樣的。
不時想起這個疑惑，工作七年後，她決定出國念音樂教育。雖然不當音樂老師，音樂卻一直是她的庇護所，其中有兩年多的時間紀惠容是完全躲到音樂的避風港裡的。
在美國讀音樂教育時，暫時脫離緊張的新聞工作，學習讓自己放鬆。之前，日復一日地發稿，幾乎讓一個人掏空，緊張的步調也成了呼吸的一部分，剛到國外的時候，乍聽到別人的呼叫器響起，彷若置身台灣的工作現場。
國外課業告一段落時，跑新聞認識的前勵馨基金會執行長梁望惠問她願不願意回來工作。當時的勵馨正在建立收容不幸少女的中途之家，除此之外，他們還想做有別於中途之家的社會運動，不只是補社會的破網，收容不幸的孩子，還要到上游看看是誰把孩子推下來。而富有正義感和衝勁的紀惠容是他們理想中的人選。
這個想法說服想做社會運動實驗的紀惠容。
紀惠容跑新聞的時候發現，社運團體對媒體往往又愛又恨，因為彼此的不瞭解，而沒有辦法讓社運團體的訴求有加乘的效果。運用自己在媒體的歷練、社會行銷的背景，紀惠容想知道她可否因為嫻熟傳播邏輯，而讓媒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這個實驗一做，至今已經有七個年頭。
民國八十二年，她成為勵馨的第七個工作人員，第二年接下執行長的工作，也成為帶著勵馨基金會往前衝的先鋒。如今，勵馨基金會有七十幾位工作人員，中南部也有工作站，是個經營很出色的社運團體。
剛到勵馨基金會工作時，從記者的觀察者角色變成參與其中，她對於拿標語牌抗議有點角色轉換的不適。不過，這樣的適應期並不長，她凡事不怕困難的衝勁和從問題的根源著手的性格，成功地把反雛妓議題變成社會議題，通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的立法、連結企業資源，並把觸角擴展到受過性侵害、蹺家的孩子身上。
善用傳播的力量
在媒體工作七年，深諳媒體的力量，紀惠容在勵馨基金會的場域中充分運用各種傳播管道，讓外界知道勵馨的理念，吸納社會資源，以支持她們繼續服務不幸的孩子。
紀惠容讓勵馨基金會開始對外說話。人際傳播的威力不容忽視，她遊說、拜會具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立委、明星等等，「就像鴨子划水，雖然看不到，影響力卻很大，」當她的理念被名人、意見領袖認同時，也能透過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的傳播，讓更多人瞭解。
其次是小眾傳播，經常舉行座談會，以演講的方式，把勵馨基金會要呼籲的想法傳播出去。工作人員在獅子會、扶輪社等商界組織中宣傳「應酬不找小女生」的觀念；到學校舉辦活動，教孩子勇於對於不舒服的身體接觸說「不」。基層組織的成效斐然，至今，一年有五百多場小眾傳播的活動。
勵馨基金會也是少數每年利用公益廣告對外訴求的社會團體。紀惠容聯合社會資源，每年推出一支公益廣告，透過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歸納個案的處境，激盪出每年要告訴社會大眾的話。去年，勵馨基金會開始服務受到性侵害的兒童，打出「性受害的孩子是有希望的」的口號；今年，他們把觸角延伸到街頭服務蹺家流浪的孩子，年度廣告將針對這個主題做訴求。
勵馨基金會利用傳播，把原本只做不幸少女的服務工作，擴展成改變社會大眾對雛妓、性受害婦女的看法，並且促成相關立法。紀惠容的衝勁和實驗精神是促成這項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工作人員口中的紀姐（紀惠容），是位要求嚴格的主管。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勵馨基金會董事陳宇嘉打趣地說，「只要和紀姐工作過，出去都可以活得很好。」因為，紀惠容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通常是辦公室裡那個最不怕困難、衝在最前面、催著大家往前跑的人。
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勵馨基金會舉辦一場「反雛妓華西街慢跑」，紀惠容決定要上當時最紅的綜藝節目去賣總統夫人曾文惠捐贈的義賣品。該節目從來沒有這種例子，但紀惠容使出跑新聞的纏功，不斷打電話說服節目製作人而達到目的。不但賣掉義賣品，也達到宣傳活動的目的，活動那一天動員了一萬五千多人，把狹小幽暗的華西街擠得水泄不通。
從趕鴨子上架到牧羊人
這種個性，讓跟著她衝鋒陷陣的工作人員壓力很大。企劃宣傳部主任鄭怡世說，「跟著紀姐工作的壓力很大，完成很多剛開始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他記得華西街慢跑活動要邀請政要名人參加，對工作人員都是陌生的經驗，然而，紀惠容推著大家往前跑，最後終於辦到了。
她笑著說，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完全拜母親的訓練所賜。紀惠容小時候很害羞，媽媽訓練她去買東西，即使被惡老闆嚇回來，還是仔細地教她再試一次，直到完成。當記者的時候，面對困難的採訪，她會發揮死纏到底的黏功，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現在，談案子被拒絕，沒有關係，再試一次，她會陪著工作人員打電話，直到達成目的。
只是這種往前衝的個性，讓轉戰社會團體的她發現，自己要求效率和成果的性格有時像刀鋒般地傷害到同事。工作伙伴形容以前她的領導風格是趕鴨子上架，現在則比較像牧羊人，因為她的字典裡沒有「困難」兩個字，這樣行不通，轉個彎也要達到目的。幹練、直爽的作風，讓她總是要求同事的效率，無法體諒同事的工作情緒，像是趕鴨子般地催促大家往前走。幾年工作下來，她自己發現以往的人際互動模式太粗糙，正學習著要如何關心同事的工作情緒，要求的目標同樣不打折扣。不過，現在比較像牧羊人，帶著大家一起往前走，對於落後的同伴，紀惠容也會想辦法幫幫他。
「在社會團體工作，支持的力量很重要，團體資源少，大家的認同強，不能讓任何一個人倒下來，」她珍惜大家認同幫助不幸孩子的理念，也不斷提醒自己在工作中互相支持的重要。
不唱高調，
強調服務個案
面對下個世紀的挑戰，紀惠容依然信心十足。
她不唱高調，強調服務個案，從服務中找出問題，再從法律、制度的層面施壓改革，這是紀惠容深信的原則。她強調不能單純移植西方社會運動的說法，卻沒有實際接觸台灣個案的真實處境。既要服務，也要做社會運動，工作的任務要細緻地幫助受傷的個案，也要有宏觀的視野改變大環境。
除了原有的服務對象外，她意識到社會運動必須善用網路資源，建立長期的資源網絡；把過去勵馨基金會的工作經驗和文化，整理成為實踐模式；進行投資、營利事業開發，健全財務體質，因應社會團體資源競爭日趨激烈的趨勢。
面對這些挑戰，紀惠容還是一本樂觀的態度和燦爛的笑容說，「我從不覺得有什麼困難的事。」的確，她仍持續著改變社會的實驗，而且還要不斷地超越。
紀惠容憑著一股衝勁和實驗精神
，成為帶著勵馨基金會往前衝的先鋒。面對下個世紀的挑戰，紀惠容仍持續著這個改變社會的實驗，而且還要不斷地超越。
紀惠容小檔案
年次：四十四年
星座：金牛座
血型：AB型
生日：五月十八日
學歷：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美國Valparaiso大學
音樂教育碩士
經歷：
國小音樂老師、
《中時晚報》記者、
勵馨基金會專案主任
現職：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