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醜聞頻傳，且手法多變。最基本的問題例如文獻格式錯誤，或者引用不夠確實；嚴重一些，則是研究者蓄意偽造資料，以求夠吸睛，才可以刊登於高影響力的期刊上。甚至，有學者聯合起來，形成綿密的合作網絡，在審查過程中動手腳，嚴重傷害期刊品質和學術界的名譽。
最近，因為政治人物的論文抄襲醜聞，學術倫理的重要性，再次站上風口浪尖。其實，在學界的眾多不端中，還有比抄襲更幽微難防的手段。也有些研究者並非真正心存惡意，只是在升等壓力的摧殘下，以不誠實的方法完成研究，雖然可能就此成功發表，但卻犧牲了自己的誠信，若被發現，更會賠上前途。
你聽過「輕推」和「權力姿勢」嗎？學術界的複製危機
2011 年，美國心理學家布萊恩．諾塞克（Brian Nosek）發起可重複性專案（Reproducibility Project），號召學界共同複製心理學期刊上其中 100 項研究的成果。可重複性，也稱為再現性，指的是在相同的研究方法下，以不同的研究樣本產出相同的研究結果。這個專案經過四年時間，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令人驚訝的是，能夠重現出的研究只有 39 項，換句話說，有超過六成的研究結果無法複製，因此引爆科研界的「複製危機」（replication dagner）。
無法複製前人研究，會有什麼問題？關鍵在於，學界研究者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無論是利用歸納法，從資料中觀察現象並推導出通則，或者是偏向演繹法，發展出理論後，在實驗與實證資料中尋求驗證，兩者都仰賴同領域中過往的研究。
科研人員不僅要說服期刊和主管國家預算的審查委員，自己的研究能夠帶來何等影響力，更要指出創新性何在。相較於學界，產業界更強調前者，即使不夠創新，只要帶來收益，便足以存活。因此，對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場面對自己的挑戰，同時也在和前人搏鬥。腳踩先人一刀一斧開闢打磨的小徑緣石上，不禁戒慎恐懼；沒有捷徑可抄、沒有寶典可練，做研究只能如涓滴細流、滴水磨穿。
然而，複製危機的可怕之處在於，腳底下以為穩固的那些基石，都被鬆動。例如今年七月轟動醫界的「阿茲海默研究疑似造假」，在這個研究之上，過去十多年間各界投入無數，包含科研人員的精力、產業界的研發能量、政府的預算資助等，全因為作者被控偽造圖片，一夕崩塌。
除了偽造以外，惡名昭彰的還有操弄 p 值（p-hacking）。科學研究利用統計檢定，查看結果是否顯著（significant）時，往往取決於 p 值是否超過一定門檻，例如常見的 0.05。因為檢定結果只是估計值，有偽陽性的可能，有些研究者反覆執行實驗，直到研究成果達到顯著，便可投稿。相似的做法還有先跑出數據，再檢視變數組合，確認刪除哪些變數後通過檢定，再反過來撰寫研究設計，並聲稱研究發現呼應自己提出假設；這樣的做法，跟學術研究最為基本的先假設、再驗證，完全不符。
「權力姿勢」（power pose）便是一個著名案例。社會心理學家柯蒂（Amy Cuddy）曾在 TED 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發現，沒有自信的內向者能透過權力姿勢例如雙手抱胸，增加自信心，如她所說的「不只是假裝，直到做到；而是弄假成真。」（not just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but 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柯蒂的演講片段在 Youtube 上廣為流傳，累積超過兩千萬次點閱。然而，後續的研究者發現，這個研究難以複製，共同作者之一更自承，回顧當年的研究方法，有操弄 p 值的可能性，她現在不認為存在權力姿勢的效果。雖然後續柯蒂也發表論文回擊，但從此權力姿勢的可信度大幅降低。
不過，並不是所有無法複製的研究，背後都心存惡意，發表偏誤（publication bias）就是一例。對期刊編輯來說，不顯著的研究發現，例如「老化和特定食物攝取沒有顯著關聯」的結果不夠吸引人，較不願意刊登；研究者也會推敲審稿端的想法，因此從眾多研究發現中，擷取足夠正向的部分成果，忽略不顯著，或者與假設不符的結果，沒有做到正反並陳。先前曾經出書、引發公共行政界討論的「推力」（nudge）研究，上個月也被其他研究者指出有發表偏誤問題。
論文抄襲再進化：操縱審查
如果說，p 值操弄和抄襲已經足夠無惡不作，那麼操縱審查，就是集團犯罪的惡貫滿盈。
今年八月，媒體「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獨家報導，指出新興熱門期刊《PLOS ONE》撤回一百篇以上的論文，因為發現有操縱審查的現象。
因為學術領域很精細，期刊編輯通常會詢問投稿者是否有建議的審稿者，有能力理解跟這篇稿件有關的主題。為了避免利益衝突，例如是認識的朋友，會要求迴避；此外，擔心受過往嫌隙影響，也可以具體指明想避開的審稿人。
《PLOS ONE 》的集體操縱事件會被揭發，起因是某位編輯發現，有投稿者在十個月之間投了至少 40 篇的稿件，遠遠超過正常學者的發表量能。仔細比對該學者的投稿紀錄，《PLOS ONE 》的學術倫理團隊發現，負責安排審查委員的編輯在名單上多次出現，深入調查後，發現大規模的審查操縱行為。
有些狀況是作者和編輯彼此之間有私交，有些則是編輯邀請來的審查委員和作者彼此認識，這些關係都傷害了審查流程的公正與獨立性。《PLOS ONE》的調查顯示，在1700 位作者參與下，當中的一組成員，由 41 位作者和編輯組成，共同參與 10 篇以上的稿件，有位作者甚至名列超過三十篇的研究上。
前輩犯錯，後輩來扛？沈痾不改，學術醜聞恐再重演
將視角拉回台灣，以最高學府台大來說，2016 年爆發教授郭明良團隊造假案，時任校長楊泮池因為掛名共同作者，引發下台爭議。2018 年當時的校長候選人管中閔被質疑論文抄襲，後來沒有立案。今年七月，林智堅因為抄襲事件被撤銷學位。
然而，無論是五年前或者現在，台大的處置方式都同樣引發學生不滿。2016 年楊泮池表示，研究生應該要上學術倫理課程，後續台大跟進，要求研究生修滿六小時課程才能申請學位考試，當時台大工會批評「教授沒倫理，學生卻遭殃。」
一位不願具名的台大研究生抱怨，為何老師犯錯，學生承擔？他認為，部分研究者抱持著僥倖心態，希望走捷徑或是作弊，校方的處置卻是採取連坐法，只想要息事寧人，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今年林智堅事件爆發後，台大也緊急公告，規定研究生繳交論文時，必須附上「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才能畢業。台大社科院即將畢業的研究生對記者說，校方只要求填寫一份註明「原創性百分比 %」的聲明，不用真正繳交報告，大有投機的可能性。此外，學生沒有使用原創性軟體的權限，必須透過老師才能完成，若老師並非專任，或者事務繁忙，根本沒有時間與權限，學生還得四處寫信拜託其他老師。這些情況都不禁讓人質疑，為何學長犯錯，卻是後輩要扛？
種種的學術不端，其實反映出不同面向的結構性沈屙。以在職專班找槍手代寫、抄襲矇混過關來說，背後涉及學歷掛帥的迷思，也出現實務界是否需要論文作為畢業門檻的檢討呼聲；前述提到的發表偏誤、操弄 p 值、審查操縱等，折射出的是學界研究者被升等要求的學術點數所困的情形，也已經出現改革方向，例如不只看研究，也看教學或者產學合作。
只是，改變需要時間。若上述的根源問題沒有解決，只怕學術醜聞，會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