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31日傍晚時分，被譽為「千島碧水畫中游」的千島湖面，迷霧裊繞猶如仙境。二十四名台灣遊客與八位大陸船工所搭乘的「海瑞號」，在阿慈島附近遇劫起火，船上三十二人全數罹難。「海瑞號」的大火在隔天就已撲滅，但千島湖事件的餘火，卻為日後十年間的兩岸對立意識持續增溫。
根據統計，1987年開放探親至千島湖事件前，台灣已有超過八十萬人次赴大陸觀光探親。慘案發生後，當年赴大陸的人數立刻遽降了近四成；而台商對大陸的投資金額，也跟著銳減了70％。加上前總統李登輝1995年出訪康乃爾以及1996年中共導彈演習，使得兩岸關係進入長達十年的「低盪冷卻期」。
回顧過去十年，兩岸在處理千島湖事件上的認知落差，以及政治上的刻意操作，使得十年來雙方的步伐愈走愈遠。
長期鑽研於兩岸關係研究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認為，千島湖事件的「後續效應」，多少是政治人物刻意操作出來的。他指出，李登輝從1993年5月發表《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案說帖》以後，兩岸關係就逐步成為國內政治與鬥爭的延長，次年的千島湖事件更是加深台灣人民與中國認同的鴻溝。陸委會歷年對於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所做的民調顯示，千島湖事件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高達49％，但事件發生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立刻降為24％。
「過去的十年，可以說是兩岸關係『失落的十年』，是不溝通的十年，在這十年當中，台灣已經逐漸形成一種『與大陸為敵的習慣性思考』，」東華大學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惋惜的指出，這種失落是全面性的，統派認為台灣的發展愈來愈「去中國化」；獨派對於陳水扁所提的「四不一沒有」也表反感；中共對於台灣愈走愈遠感到憂心，「在這失落的十年當中沒有人是贏家！」
然而千島湖事件至今仍在國人腦海中留下負面的印象，不只是歹徒的行徑令人髮指，整個案情的調查和善後處理都太過粗糙。
中國大陸對於蒐證的草率，令當時擔任刑事警察局偵二隊隊長的侯友宜印象深刻，「在台灣辦案，我們希望盡力保持刑案現場完整，但是在海瑞號的甲板上，卻看到大陸辦案人員將灰燼掃成一堆一堆，他們說這樣比較好找物證！」現已升任為刑事警察局局長的侯友宜認為，這是雙方國情、制度與辦案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認知差距。
千島湖事件發生後，當時全程協助家屬處理善後的安順旅行社總經理林維揚認為，「過去大陸從未發生過如此重大的旅遊意外，再加上兩岸剛開始接觸，大陸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台灣事務，在處理過程中過於謹慎，深怕影響兩岸關係。但愈小心、愈不希望兩岸關係弄壞，反而弄巧成拙，家屬愈懷疑你們是否刻意隱瞞案情。」
楊開煌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他以「西園飯店事件」為例，家屬一到千島湖，就被中共官方安排在千島湖附近山上的西園飯店住宿，戒備森嚴，進出、通信都受到嚴格的管制，這對家屬來說形同軟禁，「但是對中共來說，這是集中保護，怕在千島湖事件後再生意外，這是他們的習慣與文化，」楊開煌如此解釋。但是急於處理善後與瞭解真相的台灣家屬，顯然無法接受這樣的作法。
「中共對於重大刑案的處理一貫是破案以後再統一對外公布；但當時台灣已有充分的新聞自由，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透明的辦案過程，」楊開煌認為，千島湖事件凸顯雙方在價值、生活習慣、制度以及五十年隔閡所產生的重大鴻溝，而這道鴻溝也造成受難者家屬對於案件真相至今仍存疑。
事隔十年，罹難者家屬陳欽賜每次閉上眼睛，腦中總是浮現父親驚恐的表情。「我現在只希望有一天千島湖事件的真相能大白，如果二二八事件要等五十年，我也可以等；我等不到，我會要我兒子繼續等下去」，陳欽賜說。
另一位受難者家屬王進東，在千島湖事件中失去了弟弟和弟媳，十年來獨力撫育弟弟遺留下來的三個兒子長大成人。「我現在只希望有一天能公布千島湖的真相，中國政府當初答應要在千島湖蓋紀念碑，如果真有這麼一天，我願意到碑前捻一炷香，」王進東無奈地表示。
「台灣人與大陸人都有好有壞，其實我很珍惜兩岸人民的感情，但是在處理這件事情上，兩邊政府都沒有真正關心過家屬的感受，」同樣也是千島湖事件受難者家屬的莊淑芳，目前經營一家旅行社，並照顧死去的丈夫與他前妻所生的孩子。
家屬的處境令人同情，當年交代不清的案情，恐怕也將永遠沈沒在湖底。事實上，中共在這個事件上，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千島湖原本是中國熱門的觀光景點，但是事件發生後，整個湖面空蕩蕩的一片，而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心中還是有陰影，」海基會祕書長許惠祐說。
時代巨輪不斷向前滾動，但願千島湖事件的創痛，永遠沈入歷史，勿再重蹈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