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民的焦點集中在3月20日大選勝負時，讓我把視線移向5月20日，當選人宣示就職時。
總統當選人面臨了半世紀以來台灣空前的困境。因此全國人民首先要向他寄予最深切的同情與祝福；同情他，是日夜打拚，所贏得竟是這麼一個艱困的職位；祝福他，是台灣的安定與繁榮，就要靠這位舵手的智慧與決策。
（一）看不到民主的「美麗」
1959年去美國讀書，次年就看到尼克森與甘迺迪兩位總統候選人第一次的電視大辯論。自己雖不讀政治，但一直嚮往法治、自由、人權的西方式民主。
從1960到2002年，我認真地每四年在現場觀察過十一次的美國大選，正如我認真看過台灣三次總統大選一樣。
比較兩國之間的民主運作與總統大選，做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感傷多於驕傲。
為什麼一個好的制度（如公民投票）到了這裡就變質？為什麼一個好的立法（如陽光法案）就是難通過？為什麼執政黨在競選時，所能動用的行政資源是如此眾多？所開的競選支票如此龐大？所有的道德約束是如此脆弱？雙方陣營中出現了難以置信的向對手（及家庭）的抹黑；每晚電視上雙方陣營言詞上的交鋒，也使「台灣無寧日」；本來逐漸撫平的省籍情結、二二八事件、族群融合，又再度被挑起？人民最關心的民生議題全被政治議題淹沒。
各種民調顯示：選民希望總統候選人多討論經濟、教育、社會福利、兩岸等議題；但是政治人物全力運作的就是把公投與統獨推到無限上綱。施明德先生在美國說得深刻：「炒作族群省籍和黨派等問題，簡直是啃死人骨頭。」
我只能沈痛地說：台灣總統大選的最大缺憾，是在政治人物的議題操縱下，使一場大選陷入在意識型態的泥淖之中。至於競選過程中，行政不夠中立，司法不夠獨立，媒體不夠客觀，政策性支票太誇大，誠信的原則一再被犧牲……更是每下愈況。誰能料到一場總統選舉，台灣社會與人民竟要付出如此的代價？
一位西方觀察家說得傳神，「台灣的大選，暴露出民主政治可能出現的所有醜惡，卻沒有凸顯它的美麗。」
民主的「美麗」，就是指它的孕育過程是公平的、理性的、透明的、君子之爭的；唯有這樣的美麗，民主的「果實」（選舉），幾世紀以來才值得西方社會以生命來爭取與維護。
（二）新的開始
在台灣「殘缺的民主」下所選出的當選人，其人格早已被指控得遍體鱗傷，其提出的政策也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社會也已撕裂成藍綠二派；對岸與友邦也更被指責成「干涉內政」。總統當選人面對的不是勝局，而是百廢待舉的「殘局」。
國內外的情勢是如此地不確定；在台灣，除了企業仍擁有它們的競爭力，民間仍擁有它們的生命力之外，新當選人除了他的承諾與擔當之外，他幾乎一無所有。
很顯然，當選人要立刻向海內外保證：對內要重建族群和諧，消除政黨惡鬥，並且推動一連串的政策措施來改善投資環境；對外要立刻修補國際「麻煩製造者」的形象，與美日等國彌補因公投帶來的裂痕。
當選人同時宣布要立刻規劃大陸的「和平之旅」。在對等、尊嚴與透明的原則下，以總統當選人身分訪問大陸，商討兩岸和平契機。這是歷史上的一小步，兩岸的一大步。果真跨出這一步，這是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最有遠見的一步，政治領袖最有膽識的一步。
過去四年，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指標：如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消費、公營事業投資、政府投資都軟弱無力（或出現過負成長）。由於當前國際景氣走向復甦，開放與堅定的政策宣布，可以立刻激勵國內消費者與投資者的信心。
新政府公共政策的推動——從財稅、匯率、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到兩岸直航——決定了人民對新政府的支持度。
同樣受到注目的，當然是閣揆及部會首長。我們必須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些重要的首長，不應當是輔選勝利的酬庸，不應當是財團所偏愛的人選，不應當是老實聽話守分的自家人；反之，被任命的首長，除了專業，更要有操守；並且要展現出他（她）的識見、抱負與執行力。在「用人唯才」的原則下，非本黨的、女性、年輕的、企業出身的都要用，尤其在局長、次長層次，更要大量啟用新人。
（三）不做「總統候選人」
對新任總統最逆耳的忠言是：一旦踏進總統府，內心就想連任，又會把自己變成「討好」的總統候選人，而非「求好」的總統；一旦「討好」，所有的決策都容易被扭曲。一旦決定自己只「求好」，即使不想連任，都很難。
十餘年來台灣政壇充滿了貪、私、鬥、爭、騙、狠。做總統真的那麼難嗎？如果我們選擇了一位有守、有為、有節、有義、有定見、有分寸的新領導人，我們終將看到政治的清流與台灣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