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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出後的總統當選人如何:收拾殘局,開創新局

文 / 高希均    
200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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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出後的總統當選人如何:收拾殘局,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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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民的焦點集中在3月20日大選勝負時,讓我把視線移向5月20日,當選人宣示就職時。

總統當選人面臨了半世紀以來台灣空前的困境。因此全國人民首先要向他寄予最深切的同情與祝福;同情他,是日夜打拚,所贏得竟是這麼一個艱困的職位;祝福他,是台灣的安定與繁榮,就要靠這位舵手的智慧與決策。

(一)看不到民主的「美麗」

1959年去美國讀書,次年就看到尼克森與甘迺迪兩位總統候選人第一次的電視大辯論。自己雖不讀政治,但一直嚮往法治、自由、人權的西方式民主。

從1960到2002年,我認真地每四年在現場觀察過十一次的美國大選,正如我認真看過台灣三次總統大選一樣。

比較兩國之間的民主運作與總統大選,做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感傷多於驕傲。

為什麼一個好的制度(如公民投票)到了這裡就變質?為什麼一個好的立法(如陽光法案)就是難通過?為什麼執政黨在競選時,所能動用的行政資源是如此眾多?所開的競選支票如此龐大?所有的道德約束是如此脆弱?雙方陣營中出現了難以置信的向對手(及家庭)的抹黑;每晚電視上雙方陣營言詞上的交鋒,也使「台灣無寧日」;本來逐漸撫平的省籍情結、二二八事件、族群融合,又再度被挑起?人民最關心的民生議題全被政治議題淹沒。

各種民調顯示:選民希望總統候選人多討論經濟、教育、社會福利、兩岸等議題;但是政治人物全力運作的就是把公投與統獨推到無限上綱。施明德先生在美國說得深刻:「炒作族群省籍和黨派等問題,簡直是啃死人骨頭。」

我只能沈痛地說:台灣總統大選的最大缺憾,是在政治人物的議題操縱下,使一場大選陷入在意識型態的泥淖之中。至於競選過程中,行政不夠中立,司法不夠獨立,媒體不夠客觀,政策性支票太誇大,誠信的原則一再被犧牲……更是每下愈況。誰能料到一場總統選舉,台灣社會與人民竟要付出如此的代價?

一位西方觀察家說得傳神,「台灣的大選,暴露出民主政治可能出現的所有醜惡,卻沒有凸顯它的美麗。」

民主的「美麗」,就是指它的孕育過程是公平的、理性的、透明的、君子之爭的;唯有這樣的美麗,民主的「果實」(選舉),幾世紀以來才值得西方社會以生命來爭取與維護。

(二)新的開始

在台灣「殘缺的民主」下所選出的當選人,其人格早已被指控得遍體鱗傷,其提出的政策也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社會也已撕裂成藍綠二派;對岸與友邦也更被指責成「干涉內政」。總統當選人面對的不是勝局,而是百廢待舉的「殘局」。

國內外的情勢是如此地不確定;在台灣,除了企業仍擁有它們的競爭力,民間仍擁有它們的生命力之外,新當選人除了他的承諾與擔當之外,他幾乎一無所有。

很顯然,當選人要立刻向海內外保證:對內要重建族群和諧,消除政黨惡鬥,並且推動一連串的政策措施來改善投資環境;對外要立刻修補國際「麻煩製造者」的形象,與美日等國彌補因公投帶來的裂痕。

當選人同時宣布要立刻規劃大陸的「和平之旅」。在對等、尊嚴與透明的原則下,以總統當選人身分訪問大陸,商討兩岸和平契機。這是歷史上的一小步,兩岸的一大步。果真跨出這一步,這是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最有遠見的一步,政治領袖最有膽識的一步。

過去四年,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指標:如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消費、公營事業投資、政府投資都軟弱無力(或出現過負成長)。由於當前國際景氣走向復甦,開放與堅定的政策宣布,可以立刻激勵國內消費者與投資者的信心。

新政府公共政策的推動——從財稅、匯率、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到兩岸直航——決定了人民對新政府的支持度。

同樣受到注目的,當然是閣揆及部會首長。我們必須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些重要的首長,不應當是輔選勝利的酬庸,不應當是財團所偏愛的人選,不應當是老實聽話守分的自家人;反之,被任命的首長,除了專業,更要有操守;並且要展現出他(她)的識見、抱負與執行力。在「用人唯才」的原則下,非本黨的、女性、年輕的、企業出身的都要用,尤其在局長、次長層次,更要大量啟用新人。

(三)不做「總統候選人」

對新任總統最逆耳的忠言是:一旦踏進總統府,內心就想連任,又會把自己變成「討好」的總統候選人,而非「求好」的總統;一旦「討好」,所有的決策都容易被扭曲。一旦決定自己只「求好」,即使不想連任,都很難。

十餘年來台灣政壇充滿了貪、私、鬥、爭、騙、狠。做總統真的那麼難嗎?如果我們選擇了一位有守、有為、有節、有義、有定見、有分寸的新領導人,我們終將看到政治的清流與台灣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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