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司法院長、中華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策進會會長林洋港:視人民安居樂業為己任。
我過去曾經提出一個觀念,「理想的社會要能滿足人民的共同需求」。到了今天,我想這還是政府正當性最重要的來源,政府存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使人民安居樂業。
台灣今天經濟的問題,很大的原因是由於兩岸關係的緊張。我認為總統在就任後應該立即宣示,台灣絕對不走獨立或是分裂主義的道路,建立好雙方的互信基礎,這也是兩岸協商談判的重要前提;未來兩岸一旦坐上談判桌,也必須要秉持對等尊嚴,維護台灣權益的大原則來進行談判協商。
在兩岸直航方面,總統應該儘速實現海運、空運的直航,以免我們的談判籌碼逐漸喪失;對於在大陸打拚的台商,政府應該盡力協助他們、做為他們的後盾。
在財政問題上,目前國債未償餘額已高達3兆4000億元,再加上候選人的政治支票,未來政府的財政有崩潰的危機。我認為總統上任後應該要立即致力恢復政府財政的健全,而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發展工商、服務與觀光業以增加政府的稅收。
另外就是促進族群的和諧,這是凝聚台灣團結向心的必要工作。在施政作為上,對於國家資源的分配、運用,也應該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為目的;而在官員的任免與升遷上,一定要「適才適所」,絕對不可輕易破壞制度。
最後,總統有義務重振社會的道德倫理,因為道德倫理淪喪會造成國家根基的侵蝕,危險性絕對不亞於經濟的衰退。
不論古今中外、時空移轉,國家領導人最需要具備的條件就是「誠信與清廉」。總統有誠信,政策就不會左右搖擺,人民才能對政府有信心;而時時以清廉自持,在決定政策以及分配國家資源的時候,就不會有私心、有弊端。時時以讓人民安居樂業為己任,絕對會是一個令人景仰的好總統。(張元祥整理)
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以「中華聯邦」打破僵局
陳水扁總統執政四年,台灣經濟可說同時集泡沫經濟、轉型經濟、國際經濟衰退三大問題於一身。
房地產價格與股價長期巨幅下跌,即是泡沫經濟的顯著病癥。大陸崛起後,過去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逐漸喪失競爭力,有的倒閉,有的外移,失業率不斷上升,則是轉型經濟的顯著病癥。至於國際經濟,目前已較好轉。
台灣經濟是以出口為導向。大陸經濟發展起來後,一定會對台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台灣經濟要有前途,就必須和大陸融成一體。台灣在經濟上可以和亞洲其他三小龍競爭,但很難和大陸競爭,所以一定要和大陸形成經濟區塊,互蒙經濟成長的利益,才是解決台灣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新任總統的當務之急,是儘速和大陸展開政治談判,以五十年或三十年和平為前提,確保台灣政局的穩定。兩岸應以共同組成中華聯邦的方式,模糊「誰代表中國」的問題,打破兩岸目前的僵局,並保持台灣能自己選立委、總統等現有體制。
在「對外是一個國家,對內是兩個國家」的中華聯邦體制下,對大陸而言,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一部分,經濟上對台灣絕對有利。
新總統的第二個當務之急是兩岸直航,而且愈快愈單純化愈好,因為直航是兩岸經濟融為一體的必需條件。真正的整合是讓貨物、人員和資金在台灣與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間自由流動。
新總統的第三個任務,是改善並提升台灣的基礎設施,包括如水、電、交通、法令規章,人才培育、提振行政效率等,以利台灣發揮優勢,發展服務業和具優勢的高科技業。(楊麗君整理)
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長周聯華:活得好,更要活得有尊嚴
當前台灣主要面臨的兩大問題是「經濟」和「認同」。認同的問題是本,經濟問題是一種現象。
現在當然拚經濟最重要,新政府在拯救完經濟之後,要更進一步幫助人民活出尊嚴。生而為人,第一步就是要「活」。第二步,活得好。第三,活得有意義。
第一步要「活」,就是要拚經濟。經濟復甦以後,還要更進一步讓人民活得有水準、有尊嚴。
比如說文化方面的提倡,我們希望文化建設不只局限在大都會,小鄉鎮也需要文化和藝術的部分。目前雖然每個縣市都有文化中心,可是裡面都是空的,只有硬體,沒有軟體。
如果經濟的問題解決了,更要進一步面對認同的問題。
認同的概念是很廣泛的,生而為台灣人的,應該完全與台灣認同,但現在移民出國的人也很多。
選擇在台灣的,為台灣努力奮鬥,因為是自己的選擇,認同相當可靠,他們以台灣為榮,也希望台灣以他們為榮,好像一些從大陸來的,好比尹仲容等人,也還有許多來自國外,將他們的一生都奉獻給台灣的傳教士也是如此。
不只是認同台灣,也可以認同中華民族或者是中華文化。還有一個更廣的層次就是「人的認同」。很多人都忘記了不論是非洲人、亞洲人,我們都是人。
不管是誰當總統,我希望能看到立法院有更多的「君子」跟「淑女」。現在的立法院已經不能給我們下一代子孫很好的影響。(林韋萱整理)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顧問鄭村棋:重回「民生主義」的路線
總統必須要想清楚、也要向民眾清楚的交代,做為國家領導人最根本的一個問題,「要將台灣建立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台灣這十幾年來的國力都虛耗在「捍衛中華民國」以及「建立台灣共和國」的爭議上。但是在我看來,藍綠陣營都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所爭執的,不過是在搶奪這個「資產階級國家」的領導權;而人民唯一被「保障」的是擁有選擇這些權貴來統治我們的「權利」。
不可否認,這個「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形成是必然的過程與趨勢。在走過工業化與現代化之後,台灣下一階段的發展主軸,一定會變成一種「階級」的關係,貧富差距的問題,會從經濟學上的數字,成為顯著的「政治議題」。未來國家的領導人應該主動汲取社會主義的優點,來彌補資本主義的不足。簡單的說,新任總統必須時時謹記,「正當性的來源是照顧絕大多數升斗小民的權益,政治上的正義,是給予最弱勢的人最好的照顧,不要把政府搞成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
以「知識經濟」來說,就絕對不應該只是少數精英分子才能玩的遊戲。做為未來的領導人,必須要有「前瞻又另類的知識經濟觀」去研發一種「讓弱勢者能夠參與的『知識經濟』系統」。
政治權力只是手段,它真正的目的是使人民過更好的生活以及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在這個前提之下,國家新的領導人至少必須要真心誠意的重回「民生主義」的路線與精神「發達國家資本、節制個人資本」:
一、重新檢討現行的賦稅制度。我不反對大企業賺錢,甚至我認為他們賺愈多錢愈好,但是有所得就要繳稅,這是公平、正義的起碼要求。
二、現在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殘補式」的福利政策,也是最糟糕的作法。弱勢族群需要的是政府能提供一個合理的生存發展環境。
三、國營企業民營化並不等於私有化,國營企業過去的問題,是效率以及淪為政治酬庸的工具,只要能做到外部監督、產業民主以及企業經營的效率,國營企業絕對是有競爭力的。
期待未來的台灣,能成為真正由絕大多數勞工當家做主的國家,他們可以在這裡安身立命、活得有尊嚴,不必為三餐溫飽而耗盡生命力,更不必為下一代的發展與競爭而憂心煩惱的「三民主義理想國」。(張元祥整理)
立法委員殷乃平:減少政府負債是當務之急
四年前台灣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當時我即揭櫫,力行金融改革、改善財政赤字、拓展兩岸關係,是新任總統的當務之急。
整整四年過去了,人民的期待不但落空,台灣甚至出現首見的經濟負成長。四年後的現在,我對下任總統的期待與建言,依然是力行金融改革、改善財政赤字與拓展兩岸關係。
相當多人期待目前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會在這次大選後得到改善。新任總統必須是眼光遠大,尊重專業,推動經濟發展的人;上任後,尤應思考如何推動大刀闊斧的經濟發展藍圖,滿足人民的期待。
金融改革方面,新總統上任後應著力解決問題金融機構,進行結構性改造,徹底解決銀行呆帳,並補充資本不足。
解決政府債務方面,將新興金融商品,全民釋股,或新衍生性金融工具導入財務規劃,逐漸穩定或減少政府負債,是新總統上任後的當務之急。
兩岸關係與兩岸政策牽涉台灣經濟的定位,而兩岸三通只具象徵性意義,新總統真正應該思考,如何和中國大陸談判與合作,如何確保台商在大陸的權益。
推動台灣融入大陸經濟體,只是新總統、新政府將台灣帶領到國際舞台,加入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第一步。否則一旦被邊緣化,在未來的國際競爭舞台,台灣反將居於關稅劣勢。期待新總統能以寬廣的視野,引領台灣迎向未來。(楊麗君整理)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架構
在全球化嚴峻的情勢下,台灣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以台灣為主體,從宏觀的角度,將財經政策上綱為國家整體發展一部分。我認為,財經政策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一環,經濟不可能脫離政治而獨立,像台灣這樣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與區位優勢有絕對關係。
新任總統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的國家發展重新定位,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政策思考架構。政治上的戰略高度釐清後,經濟上的措施才能到位。
無論誰當選,都應思考到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在經濟上要做其他人不能做的,尋找台灣無可替代的地位。
其次,中國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審慎處理並開展兩岸關係,當然是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之一,但必須堅持以主權對等為前提,這需要智慧,也是一項高難度的藝術。
新領導人應該加強扼止貧富差距擴大,增加研發支出及對教育的投資,加強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其次,行政院的擴大內需措施,以及新十大建設計畫也應該持續下去,原來就在進行的金融改革也不能停。
在國會改革問題上,陳總統提出「公投制新憲」,連戰也提出了「新憲三部曲」,要提升國會素質,需從選舉制度改革做起。「國會席次減半」幾乎已是全民共識,無論誰當選都無法迴避這問題;其次,在立委選舉制度上,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將上述兩個制度配套起來;最後,強化並保障婦女參政權也是重點,我認為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總席次的四分之一,並且應該廢掉僑選立委。(張元祥整理)
暨南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李家同:做好弱勢團體教育工作
如果有人要問有關教育政策的問題,我認為最嚴重的是我們國家似乎相當不重視弱勢團體的教育。
以高中教育為例,只有30%的初中生可以進入公立高中,但是這些學生都是功課好的,遺憾的是,功課好的多數是家境好的學生。假如你是家境不好的學生,你多半無法上補習班補習,更不可能請家教,父母又無法幫助你,你就只好念私立高中了,但是私立高中學費是很貴的,有些弱勢團體的學生就只好輟學了。
教育界另一嚴重問題是城鄉距離。在台北,要進入公立學校,學力測驗的成績必須高到240分左右,但在很多鄉下,一所國中的平均學測成績只有110分,在極為偏僻的鄉村裡,很多學生甚至只有77分。
雖然我們有非常普及的國民教育,但是我們的義務教育並沒有任何的品質管制,因此從小學到國中,都有很多學生的程度非常低,低到不能想像的程度。
我們應該知道,國中和國小功課不好的學生,往往屬於社會裡弱勢團體的孩子,他們所接受的文化刺激非常少,來自父母的協助當然也非常少,他們沒有錢進補習班和請家教,因此他們的功課不好。
政府最近對於英文的一連串措施也使弱勢團體的孩子雪上加霜。國中教科書開放,再加上政府宣布小學開始教英文以後,國中英文教科書就忽然變得非常難了。糟糕的是,很多富有家庭的孩子從小就能經由補習班和家教學英文,城裡小學校也有比較多的英文老師。凡此種種,都使很多窮小孩子很早就放棄了英文。
一改再改的教改,其實使弱勢團體的孩子教育問題愈來愈嚴重,多元入學只幫助了有錢可以參與各種甄試和申請入學的孩子,窮小孩子反而只好眼睜睜地看他的富有同學利用多元入學的管道。
教改也使得教科書看起來愈來愈容易,其實老師們常常完全不理會教科書,他們往往依靠參考書,窮小孩子當然買不起這些昂貴的參考書。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政府能夠採取各種措施來幫助弱勢團體的孩子,只要政府有心,一定可以做到的。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不僅有給精英分子念的,也有給一般人念的。我們常常認為美國的教育非常自由化,但是布希總統一再強調義務教育的品質管制。政府應該照顧弱勢團體,這是天經地義的。(張元祥整理)
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賴聲川:政府應有長期文化政策
不管誰執政,文化在台灣長期都處於弱勢,只被視為裝飾品或宣傳工具。文化和教育是國家隱形的動脈,一個人要保養身體就該保養動脈。但這幾年,我們文化得到的養分只夠保養微血管。
台灣不是沒文化,我們有文化,但政府沒有去投資,經營還在起步狀態。預算嚴重不足,是一項大難題。
文建會扶植優良團隊的經費少得可憐。香港話劇團可以得到當地政府新台幣1200萬元的補助,我們優良的表演團體一年只有300萬元補助。我的荷蘭老師主持「阿姆斯特丹工作劇團」,每位團員可領到高級公務員的薪水,一年四百多場的演出還有補助。
原創性的藝術團體,很難兼顧藝術成就和票房,台灣有幾個團體能做到,這種文化奇蹟是靠民間力量在支撐,但我們還是看得到危機。我贊成林懷民的建議,政府如果敢給個1億元,交給國寶級、擁有國際品牌的導演好好拍一部戲,得到的國際效果絕對物超所值。
我們要有長期的文化政策。這幾年文化政策比較偏鄉土化和本土化,如藝術下鄉、鼓勵在地藝術團體成立等,是好現象,但要有配套措施。
政府在過度強調本土化的過程中,使精英文化受到影響。這幾年「精英文化」不討好,但這是真正重要的東西。精英文化發展出來,可以帶動其他文化跟著走,否則文化等於無頭馬車。
我覺得要把一個藝術家變成企業家,很難;相反地,讓企業家來經營藝術可能容易些,所以我建議未來文建會或兩廳院的領導人,可以考慮找一位具藝術涵養,又懂市場的企業家,或許能創造出新氣象。
我們文化的根在台灣,市場在大陸。台灣一部成功的舞台劇,最高紀錄不過十萬人來看。光在北京,一部好戲觀眾至少三十萬人,還可以巡迴其他城市,只是大陸人自己還打不開這個市場。
比起大陸,我們暫時在文化上有優勢,這個優勢可以維持多久,我不知道。有形的東西,像劇場管理、表演技巧等,可能兩年內大陸人就全部學會了;有些無形的創作,像融合大眾和精緻文化,他們還很難學會。我希望未來的新總統,對兩岸的文化交流採取鼓勵和支持的態度,並建立稅務等相關制度。(林美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