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司法院長、中華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策進會會長林洋港：視人民安居樂業為己任。
我過去曾經提出一個觀念，「理想的社會要能滿足人民的共同需求」。到了今天，我想這還是政府正當性最重要的來源，政府存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使人民安居樂業。
台灣今天經濟的問題，很大的原因是由於兩岸關係的緊張。我認為總統在就任後應該立即宣示，台灣絕對不走獨立或是分裂主義的道路，建立好雙方的互信基礎，這也是兩岸協商談判的重要前提；未來兩岸一旦坐上談判桌，也必須要秉持對等尊嚴，維護台灣權益的大原則來進行談判協商。
在兩岸直航方面，總統應該儘速實現海運、空運的直航，以免我們的談判籌碼逐漸喪失；對於在大陸打拚的台商，政府應該盡力協助他們、做為他們的後盾。
在財政問題上，目前國債未償餘額已高達3兆4000億元，再加上候選人的政治支票，未來政府的財政有崩潰的危機。我認為總統上任後應該要立即致力恢復政府財政的健全，而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發展工商、服務與觀光業以增加政府的稅收。
另外就是促進族群的和諧，這是凝聚台灣團結向心的必要工作。在施政作為上，對於國家資源的分配、運用，也應該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為目的；而在官員的任免與升遷上，一定要「適才適所」，絕對不可輕易破壞制度。
最後，總統有義務重振社會的道德倫理，因為道德倫理淪喪會造成國家根基的侵蝕，危險性絕對不亞於經濟的衰退。
不論古今中外、時空移轉，國家領導人最需要具備的條件就是「誠信與清廉」。總統有誠信，政策就不會左右搖擺，人民才能對政府有信心；而時時以清廉自持，在決定政策以及分配國家資源的時候，就不會有私心、有弊端。時時以讓人民安居樂業為己任，絕對會是一個令人景仰的好總統。（張元祥整理）
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以「中華聯邦」打破僵局
陳水扁總統執政四年，台灣經濟可說同時集泡沫經濟、轉型經濟、國際經濟衰退三大問題於一身。
房地產價格與股價長期巨幅下跌，即是泡沫經濟的顯著病癥。大陸崛起後，過去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逐漸喪失競爭力，有的倒閉，有的外移，失業率不斷上升，則是轉型經濟的顯著病癥。至於國際經濟，目前已較好轉。
台灣經濟是以出口為導向。大陸經濟發展起來後，一定會對台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台灣經濟要有前途，就必須和大陸融成一體。台灣在經濟上可以和亞洲其他三小龍競爭，但很難和大陸競爭，所以一定要和大陸形成經濟區塊，互蒙經濟成長的利益，才是解決台灣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新任總統的當務之急，是儘速和大陸展開政治談判，以五十年或三十年和平為前提，確保台灣政局的穩定。兩岸應以共同組成中華聯邦的方式，模糊「誰代表中國」的問題，打破兩岸目前的僵局，並保持台灣能自己選立委、總統等現有體制。
在「對外是一個國家，對內是兩個國家」的中華聯邦體制下，對大陸而言，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一部分，經濟上對台灣絕對有利。
新總統的第二個當務之急是兩岸直航，而且愈快愈單純化愈好，因為直航是兩岸經濟融為一體的必需條件。真正的整合是讓貨物、人員和資金在台灣與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間自由流動。
新總統的第三個任務，是改善並提升台灣的基礎設施，包括如水、電、交通、法令規章，人才培育、提振行政效率等，以利台灣發揮優勢，發展服務業和具優勢的高科技業。（楊麗君整理）
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長周聯華：活得好，更要活得有尊嚴
當前台灣主要面臨的兩大問題是「經濟」和「認同」。認同的問題是本，經濟問題是一種現象。
現在當然拚經濟最重要，新政府在拯救完經濟之後，要更進一步幫助人民活出尊嚴。生而為人，第一步就是要「活」。第二步，活得好。第三，活得有意義。
第一步要「活」，就是要拚經濟。經濟復甦以後，還要更進一步讓人民活得有水準、有尊嚴。
比如說文化方面的提倡，我們希望文化建設不只局限在大都會，小鄉鎮也需要文化和藝術的部分。目前雖然每個縣市都有文化中心，可是裡面都是空的，只有硬體，沒有軟體。
如果經濟的問題解決了，更要進一步面對認同的問題。
認同的概念是很廣泛的，生而為台灣人的，應該完全與台灣認同，但現在移民出國的人也很多。
選擇在台灣的，為台灣努力奮鬥，因為是自己的選擇，認同相當可靠，他們以台灣為榮，也希望台灣以他們為榮，好像一些從大陸來的，好比尹仲容等人，也還有許多來自國外，將他們的一生都奉獻給台灣的傳教士也是如此。
不只是認同台灣，也可以認同中華民族或者是中華文化。還有一個更廣的層次就是「人的認同」。很多人都忘記了不論是非洲人、亞洲人，我們都是人。
不管是誰當總統，我希望能看到立法院有更多的「君子」跟「淑女」。現在的立法院已經不能給我們下一代子孫很好的影響。（林韋萱整理）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顧問鄭村棋：重回「民生主義」的路線
總統必須要想清楚、也要向民眾清楚的交代，做為國家領導人最根本的一個問題，「要將台灣建立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台灣這十幾年來的國力都虛耗在「捍衛中華民國」以及「建立台灣共和國」的爭議上。但是在我看來，藍綠陣營都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所爭執的，不過是在搶奪這個「資產階級國家」的領導權；而人民唯一被「保障」的是擁有選擇這些權貴來統治我們的「權利」。
不可否認，這個「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形成是必然的過程與趨勢。在走過工業化與現代化之後，台灣下一階段的發展主軸，一定會變成一種「階級」的關係，貧富差距的問題，會從經濟學上的數字，成為顯著的「政治議題」。未來國家的領導人應該主動汲取社會主義的優點，來彌補資本主義的不足。簡單的說，新任總統必須時時謹記，「正當性的來源是照顧絕大多數升斗小民的權益，政治上的正義，是給予最弱勢的人最好的照顧，不要把政府搞成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
以「知識經濟」來說，就絕對不應該只是少數精英分子才能玩的遊戲。做為未來的領導人，必須要有「前瞻又另類的知識經濟觀」去研發一種「讓弱勢者能夠參與的『知識經濟』系統」。
政治權力只是手段，它真正的目的是使人民過更好的生活以及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在這個前提之下，國家新的領導人至少必須要真心誠意的重回「民生主義」的路線與精神「發達國家資本、節制個人資本」：
一、重新檢討現行的賦稅制度。我不反對大企業賺錢，甚至我認為他們賺愈多錢愈好，但是有所得就要繳稅，這是公平、正義的起碼要求。
二、現在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殘補式」的福利政策，也是最糟糕的作法。弱勢族群需要的是政府能提供一個合理的生存發展環境。
三、國營企業民營化並不等於私有化，國營企業過去的問題，是效率以及淪為政治酬庸的工具，只要能做到外部監督、產業民主以及企業經營的效率，國營企業絕對是有競爭力的。
期待未來的台灣，能成為真正由絕大多數勞工當家做主的國家，他們可以在這裡安身立命、活得有尊嚴，不必為三餐溫飽而耗盡生命力，更不必為下一代的發展與競爭而憂心煩惱的「三民主義理想國」。（張元祥整理）
立法委員殷乃平：減少政府負債是當務之急
四年前台灣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當時我即揭櫫，力行金融改革、改善財政赤字、拓展兩岸關係，是新任總統的當務之急。
整整四年過去了，人民的期待不但落空，台灣甚至出現首見的經濟負成長。四年後的現在，我對下任總統的期待與建言，依然是力行金融改革、改善財政赤字與拓展兩岸關係。
相當多人期待目前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會在這次大選後得到改善。新任總統必須是眼光遠大，尊重專業，推動經濟發展的人；上任後，尤應思考如何推動大刀闊斧的經濟發展藍圖，滿足人民的期待。
金融改革方面，新總統上任後應著力解決問題金融機構，進行結構性改造，徹底解決銀行呆帳，並補充資本不足。
解決政府債務方面，將新興金融商品，全民釋股，或新衍生性金融工具導入財務規劃，逐漸穩定或減少政府負債，是新總統上任後的當務之急。
兩岸關係與兩岸政策牽涉台灣經濟的定位，而兩岸三通只具象徵性意義，新總統真正應該思考，如何和中國大陸談判與合作，如何確保台商在大陸的權益。
推動台灣融入大陸經濟體，只是新總統、新政府將台灣帶領到國際舞台，加入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第一步。否則一旦被邊緣化，在未來的國際競爭舞台，台灣反將居於關稅劣勢。期待新總統能以寬廣的視野，引領台灣迎向未來。（楊麗君整理）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架構
在全球化嚴峻的情勢下，台灣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以台灣為主體，從宏觀的角度，將財經政策上綱為國家整體發展一部分。我認為，財經政策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一環，經濟不可能脫離政治而獨立，像台灣這樣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與區位優勢有絕對關係。
新任總統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的國家發展重新定位，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政策思考架構。政治上的戰略高度釐清後，經濟上的措施才能到位。
無論誰當選，都應思考到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在經濟上要做其他人不能做的，尋找台灣無可替代的地位。
其次，中國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審慎處理並開展兩岸關係，當然是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之一，但必須堅持以主權對等為前提，這需要智慧，也是一項高難度的藝術。
新領導人應該加強扼止貧富差距擴大，增加研發支出及對教育的投資，加強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其次，行政院的擴大內需措施，以及新十大建設計畫也應該持續下去，原來就在進行的金融改革也不能停。
在國會改革問題上，陳總統提出「公投制新憲」，連戰也提出了「新憲三部曲」，要提升國會素質，需從選舉制度改革做起。「國會席次減半」幾乎已是全民共識，無論誰當選都無法迴避這問題；其次，在立委選舉制度上，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將上述兩個制度配套起來；最後，強化並保障婦女參政權也是重點，我認為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總席次的四分之一，並且應該廢掉僑選立委。（張元祥整理）
暨南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李家同：做好弱勢團體教育工作
如果有人要問有關教育政策的問題，我認為最嚴重的是我們國家似乎相當不重視弱勢團體的教育。
以高中教育為例，只有30％的初中生可以進入公立高中，但是這些學生都是功課好的，遺憾的是，功課好的多數是家境好的學生。假如你是家境不好的學生，你多半無法上補習班補習，更不可能請家教，父母又無法幫助你，你就只好念私立高中了，但是私立高中學費是很貴的，有些弱勢團體的學生就只好輟學了。
教育界另一嚴重問題是城鄉距離。在台北，要進入公立學校，學力測驗的成績必須高到240分左右，但在很多鄉下，一所國中的平均學測成績只有110分，在極為偏僻的鄉村裡，很多學生甚至只有77分。
雖然我們有非常普及的國民教育，但是我們的義務教育並沒有任何的品質管制，因此從小學到國中，都有很多學生的程度非常低，低到不能想像的程度。
我們應該知道，國中和國小功課不好的學生，往往屬於社會裡弱勢團體的孩子，他們所接受的文化刺激非常少，來自父母的協助當然也非常少，他們沒有錢進補習班和請家教，因此他們的功課不好。
政府最近對於英文的一連串措施也使弱勢團體的孩子雪上加霜。國中教科書開放，再加上政府宣布小學開始教英文以後，國中英文教科書就忽然變得非常難了。糟糕的是，很多富有家庭的孩子從小就能經由補習班和家教學英文，城裡小學校也有比較多的英文老師。凡此種種，都使很多窮小孩子很早就放棄了英文。
一改再改的教改，其實使弱勢團體的孩子教育問題愈來愈嚴重，多元入學只幫助了有錢可以參與各種甄試和申請入學的孩子，窮小孩子反而只好眼睜睜地看他的富有同學利用多元入學的管道。
教改也使得教科書看起來愈來愈容易，其實老師們常常完全不理會教科書，他們往往依靠參考書，窮小孩子當然買不起這些昂貴的參考書。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政府能夠採取各種措施來幫助弱勢團體的孩子，只要政府有心，一定可以做到的。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不僅有給精英分子念的，也有給一般人念的。我們常常認為美國的教育非常自由化，但是布希總統一再強調義務教育的品質管制。政府應該照顧弱勢團體，這是天經地義的。（張元祥整理）
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賴聲川：政府應有長期文化政策
不管誰執政，文化在台灣長期都處於弱勢，只被視為裝飾品或宣傳工具。文化和教育是國家隱形的動脈，一個人要保養身體就該保養動脈。但這幾年，我們文化得到的養分只夠保養微血管。
台灣不是沒文化，我們有文化，但政府沒有去投資，經營還在起步狀態。預算嚴重不足，是一項大難題。
文建會扶植優良團隊的經費少得可憐。香港話劇團可以得到當地政府新台幣1200萬元的補助，我們優良的表演團體一年只有300萬元補助。我的荷蘭老師主持「阿姆斯特丹工作劇團」，每位團員可領到高級公務員的薪水，一年四百多場的演出還有補助。
原創性的藝術團體，很難兼顧藝術成就和票房，台灣有幾個團體能做到，這種文化奇蹟是靠民間力量在支撐，但我們還是看得到危機。我贊成林懷民的建議，政府如果敢給個1億元，交給國寶級、擁有國際品牌的導演好好拍一部戲，得到的國際效果絕對物超所值。
我們要有長期的文化政策。這幾年文化政策比較偏鄉土化和本土化，如藝術下鄉、鼓勵在地藝術團體成立等，是好現象，但要有配套措施。
政府在過度強調本土化的過程中，使精英文化受到影響。這幾年「精英文化」不討好，但這是真正重要的東西。精英文化發展出來，可以帶動其他文化跟著走，否則文化等於無頭馬車。
我覺得要把一個藝術家變成企業家，很難；相反地，讓企業家來經營藝術可能容易些，所以我建議未來文建會或兩廳院的領導人，可以考慮找一位具藝術涵養，又懂市場的企業家，或許能創造出新氣象。
我們文化的根在台灣，市場在大陸。台灣一部成功的舞台劇，最高紀錄不過十萬人來看。光在北京，一部好戲觀眾至少三十萬人，還可以巡迴其他城市，只是大陸人自己還打不開這個市場。
比起大陸，我們暫時在文化上有優勢，這個優勢可以維持多久，我不知道。有形的東西，像劇場管理、表演技巧等，可能兩年內大陸人就全部學會了；有些無形的創作，像融合大眾和精緻文化，他們還很難學會。我希望未來的新總統，對兩岸的文化交流採取鼓勵和支持的態度，並建立稅務等相關制度。（林美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