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請問總統，您對自己三年多來拚財經的成績是否滿意？
A：當然不滿意，永遠都不會滿意，也就是因為不滿意，所以還有進步的空間，還有成長的機會。
這三、四年來，一方面是上帝要給我們考驗，一方面也是做為一個台灣之子的淬鍊。這幾年來，台灣的處境，就像我這個「蕃薯囡仔」（台語）一路從小到大成長的過程，我這樣長大，台灣也是這樣一路走過來，這就是台灣精神。
台灣既然是一個世界島，全球不論任何大小事對台灣都有一定的衝擊與影響。
在我剛就職的時候，整個國際經濟的景氣，剛好走下坡；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產生一些政治效應；隔年碰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緊接著又有兩場反恐戰爭，去年又有SARS疫情，比我們想像的影響還要大。
但是我們都走過來了，經濟成長率從2000年亞洲四小龍的第四名、接下來第三、第二，去年是第一，一直在進步中，去年也不輸給美國、日本或歐洲國家，我們感到滿欣慰的。
為景氣回春做好了準備
我把2001年訂為台灣金融改革的元年，那年我們通過了金改六大法案，這是立法院第一遭為了民生法案舉行臨時會，後來打消呆帳，讓本國銀行的逾放比從最高的8.04％降到現在的4.33％，我們也感到欣慰。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們順利舉行了經發會，達到三百二十二項共識結論，這些都讓今天整個經濟景氣回春的時候，先做好了準備。
當環境最不好、條件最差的時候，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能夠提出亮麗的成績單，證明事在人為、有心就有力。
2000年我最擔心的事情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有人講說台灣的衝擊沒有東南亞其他國家來得大，大家還滿沾沾自喜的；但是我們在想，那只是把問題掩飾，甚至延宕它的爆發，不是台灣沒有問題，多少特權淘空、黑金橫行，包括一些經濟犯罪，其實在我上任之前是滿嚴重的，這使我非常擔心，壓力很大。
整個台灣經濟在2000年下半年下滑，因素當然很多，我並不認為核四議題是主要的因素。其中一個是在野黨要罷免總統，另外一個是剛好經濟在走下坡時，在野黨將縮短工時的方案加碼通過，因此造成更多企業外移。
在2000年年底國外有觀察家在猜測，包括日本的森喜朗首相、台灣的陳水扁總統、菲律賓的艾斯特拉達總統和印尼的瓦西德總統，哪一位會比較早下台？大家都有不同的答案。結果隔年森喜朗首相下台、艾斯特拉達總統鋃鐺入獄、瓦西德總統離開總統寶座，只有阿扁還能夠存活到今天，還能夠競選連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Q：一般認為核四停建，打擊了外商的投資信心，認為您政策搖擺不定？
A：有這樣的觀察是正常的，但事實並不完全這樣。走向非核家園是我的理念，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我們已經算過，台灣的電力絕對充足，特別重要的是，核廢料的終極處理怎麼辦？這是最頭痛的問題。有人常講，停建核四會賠多少錢，但是他們都沒有想到核四建了以後，核廢料的處理所花的錢比現在虧的錢還要多好幾倍，結果還是沒辦法處理、沒辦法保證，這是禍延子孫！
所以你說四年前大家對於核四停建，對政府失去信心，我認為那是少數個案，因為這是大家可以預期的，阿扁當選對核四廠的處理，哪會跟國民黨時代一樣？整個台灣的投資環境不是靠核四，不是因為缺電，和核四廠建不建，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擔任首長的桌子理論
Q：如果把治理國家比喻為企業經營，您這位全國最有權力的CEO，經營理念是什麼？
A：做為首長的人，當然包括市長、總統在內，跟做民意代表、做媒體的不一樣。我常講「桌子理論」，做民意代表的、做媒體輿論的，可以有你的立場，你看桌子可以不看桌子底下，只看桌面；桌面有四個角，只要你站在其中任何一個角來看問題、批評問題，都沒有問題，這是你的角色扮演。
但是做首長的，你是要做決定、要判斷、要負責的，所以你看桌子不能只看桌面，更要看桌子底下，特別是桌子底下一些死角、暗處，你必須要看、要瞭解，去找到問題，否則就會被蒙蔽。你不光只看一個角，四個角都要兼顧，你要傾聽、兼聽，不能夠偏聽。
但四個角、桌面、桌子底下你都兼顧到了，那你不能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遲遲未決，你要做決定啊！這時候就要靠你的智慧、經驗、能力，最重要是靠擔當，這就是一般人說的：你必須要有主見、要有魄力。做了決定以後，一定會有不同意見，因為我們沒辦法面面兼顧，但是你必須要有選擇，找到其中的均衡點，這個均衡點也許不在中間，可能比較靠一個邊、一個角，離另外一個角比較遠，那怎麼辦？
這就是首長跟民意代表、學者專家、輿論媒體不一樣的地方，我常講，只要我問心無愧，我不怕人家講話。就好像有人批評我說，我跟殷琪董事長、高鐵公司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我只有一個觀念：那是國家的重大建設，有史以來政府與民間最大金額的BOT合作案，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有人說殷琪是國政顧問團的成員，好像我們給她一些什麼樣的好處，是因為她支持我，那是天大的冤枉。高鐵發包、台北月台的分配都早在我上任前決定，後來一些特別股、財務等問題，做為政府的，本來就要主動關心，在合法、合理、合情的範圍之內，政府本來就是要跟民間合作，讓它能夠做下去，如期完成。高鐵完工通車可以讓台灣變成一日生活圈，做為總統的，對國家有利的事情，為什麼不做？
一樣的道理，不動產業界一直跟阿扁陳情，不動產不好，也不是阿扁時代才開始，已經十幾年了。但是他們冀望阿扁很深，所以2000年我第一次邀不動產業界吃飯，問他們有什麼問題。他們說吃不下去，要給我萬言書，那我怎麼吃得下去呢？我就要聽萬言書。2000年他們期望土地增值稅減半。
他們這麼說，沒有錯，一部分絕對是為了業界自己，但如果業界好，不動產活絡起來，每個人的荷包都更寬裕，平民百姓也受惠，對銀行體質的改善，也不無助益。
如果這是真正的猛藥也好，有人擔心這個措施通過，會被懷疑圖利業者，我沒想那麼多，該做的事情我願意承擔起來，當時我決定把這項意見提到經發會，結果經發會沒形成共識結論，我還是不死心，跟各方面協調，包括立法院，繼續推動，後來2002年初通過。
當時有人說，這樣會影響稅收，我認為要增加政府稅收，不一定要加稅，有時候減稅反而可以增加稅收，後來證明土地增值稅減半是增加稅收了，否則殺雞取卵，弄到形同死水，那怎麼辦？
等到第二年，我同樣請業者吃飯，問他們還有什麼意見？2002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剛開始實施，前半年效果沒那麼顯著，他們又提出「不動產證券化」，所以去年我們全力推動不動產證券化的立法。第三年，我再請他們吃飯，請他們告訴我，還有什麼沒有做好的？他們說，這次總統你不必請吃飯了，也不會有萬言書了，我們只有感謝，因為我們再也不必跑三點半了，大家都很高興。
Q：您在碰到難關時，是用什麼信念衝過去的？
A：這跟一個人的人格養成、人格特質、出身背景有很大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一個信心的問題，你有沒有自信？你相信不相信？因為你相信，你就沒有恐懼，就會有力量；因為你相信，就會成就理想，就像「台灣之子的精神」：從無到有、由下而上、在有限的條件裡面、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下，要開創無限的最大可能。
知識經濟的四大精神是：創新、速度、價值以及進取，張忠謀董事長常常說「進取」，因為進取的精神其實就是台灣企業的精神，就是台灣之子的精神，遇到困難永不放棄。
因為相信，沒有恐懼，縱使天塌下來、問題那麼多、形勢那樣險峻，要保持「神經要大條」，神經不能夠太細，不然壓力這麼大，甚至內外交迫，如何一路走過來？剛開始的時候真的很辛苦，但我就偏不信邪，我認為，我們絕對可以走得過去，絕對可以克服萬難。
我請林信義來政府服務，他好幾次打退堂鼓，很辛苦、被罵得要命，一個在民間我叫他是「台灣艾科卡」的人，來到政府部門，竟然水土不服，我知道政府與民間有差，但是有差那麼多嗎？我跟他說，不要放棄，哪有就這樣輕易放棄，大環境不好我們要想辦法，要成功就是要想辦法，不需要找藉口。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Q：您的用人原則是什麼？
A：我只有一個原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有人說我鴨霸，其實我這個人是最充分授權、信任部屬的人。但是當你的人格被懷疑，能力被挑戰的時候，那對不起，我六親不認，我不管過去關係怎麼樣，都必須快刀斬亂麻，否則你影響到整個團隊，也說不過去。
我從立法委員、市政府，對我年輕的助理就非常信任，我說你們好好去努力、好好發揮，你幫我準備的東西，準備三分，我絕對保證幫你發揮到五分，我不會把它放在垃圾桶，所以大家有成就感。我原諒他們的一些小錯誤，小錯難免、大錯不可以。年輕人嘛，難免會犯錯，有時候睡過頭，已經要質詢了，資料都還沒有給我，也沒辦法。
Q：業界有人批評您的財經團隊與國民黨相比，不夠專業？
A：我認為，我們的財經團隊並不輸給國民黨時代。國民黨的財經團隊如果那麼好，為什麼問題還那麼多？如果說這些財經團隊變成黑金團隊，那不要也罷，這種經驗是慘痛的。
過去的時空跟現在的時空不同，難以比較。就像說早期蔣經國總統時代，當時的媒體文化、政治文化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國會是怎麼對待他，媒體是怎麼對待他？像現在這種民主多元、百花齊放、百無禁忌的時代，先總統蔣公、蔣經國總統還在世會怎麼樣？現在的媒體、國會又是如何對待現在的總統？
Q：您對未來的兩岸政策與兩岸經貿如何布局？
A：這三、四年來，兩岸的經貿政策是比過去更開放、不是更閉鎖的。我一向的理念是，與其「戒急用忍」你管不著，騙自己、騙別人、騙全社會，你為什麼不面對它。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要改變戒急用忍政策，代之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經貿政策。這是在2000年年底我提出來的，很多人還是持批判的態度，包括我們自己內部。我提出來八個月之後，透過經發會的結論才變成朝野的共識。
做為總統不是說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光是一個戒急用忍政策改變，就要經過八個月。小三通就這樣來的，我們目前也在擴大小三通，包括這次我再提出「四個擴大」、兩岸貨運便捷措施。
台灣人就是會做生意，包括大陸和全世界的台商，政府不必要太擔心，只要站在一個協助者的角色，提醒哪些有風險、哪些你要去注意。
我們一再地提醒，如果沒有台灣，就沒有台商，台灣還是你的母親、你的娘家、你最有力的後盾，要讓台灣強而有力，那你做台商的，走路才會「有風」，人家才會尊敬你、重視你。
所以第一你要有國家觀念，台灣才是你的國家；第二，只要你能夠秉持台灣優先，投資優先、經濟優先，深耕台灣、布局全球，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包括中國大陸都是你最好的市場和據點，我們要有旺盛的企圖心，我們要賺遍全世界的錢、全亞洲的錢、全中國大陸的錢，所以對台商我是秉持這樣一個態度。
想到大陸做尋根之旅
Q：若您連任，會想去大陸看看嗎？
A：這是有些生意人非常天真的想法，或是一些學者專家一廂情願的期待。誰會反對？誰會排斥？如果能夠去，誰會反對？包括我也想去看我的祖籍：福建詔安，以前叫做「二都鄭日堡」，現在在哪裡我也不知道，我也希望去尋根，不只是去看看台商。
但是以目前這樣一個政治環境，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也不要有過度的幻想，不然會失望。但是我還是認為，兩岸必須推動這次公投的第二項，來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在一個和平的原則之下，針對四大議題來展開對話與協商，這才是讓整個兩岸關係正常化，有了一個制度性的保障與正當性的基礎，讓兩岸的關係變得更可預測性、管理性，這才是兩岸人民之福。
這也是為什麼我籌組「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推動小組，兩位共同召集人，其中一位就是李遠哲院長，另外一位是工商界的大老，嫻熟兩岸事務，但是因為選舉的關係，選前不便公布名單。主要的成員一半以上都是來自民間，有企業界、學者、文化界等都是大老級的。
希望在三二○之後我們馬上就可以運作，五二○之前就可以產生第一任派到北京的代表，這個代表不是說一派任，馬上他們就被接受可以去大陸，也許在別的地方，大家可以先做一些銜接、一些準備。
Q：國際知名學者大前研一，認為台灣經濟優勢只剩五年，和您的看法似乎有些落差？
A：當然學者專家有他的觀察，很多預測說「中國會崩潰」，那是不是真會這樣？還有人說「中國會變得怎麼樣」、「未來的七塊論」，誰知道？我不敢說他們沒有依據，但是常常預測會失真，也會失準。
我個人的觀察，至少我們在這塊土地成長，我覺得台灣怎麼會只有五年的經濟優勢？「台灣人韭菜命」，這麼堅韌，不會只有五年優勢。過去幾次危機，包括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先總統蔣公、經國先生過世，台灣還不是好端端的。我們碰到多少天災地變，包括九二一大地震，還是好好的，當然有一段時間我們會很辛苦，但台灣人的這種韌性，沒有問題。
所以我一直相信台灣、相信自己、相信人民，絕對沒有問題的。
Q：《遠見》民調顯示，下任總統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失業問題，您有什麼因應方案？
A：因為失業問題很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大環境先改善，這是根本之道。這幾年來，我們做的是把大環境改善、把餅做大。
把餅做大的過程當中，難免會讓人家覺得，這一點你沒有去注意、你忽略了、或是你沒有那麼重視，但是我們是把餅先整個做大，接下來再改善、補足做不好的地方，因為經費有所不足。
失業率從破5％，到去年12月降到4.58％，今年1月4.53％，已經有改善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當我努力了，有了初步的成果，看到了曙光，我會立下新目標，今年就是4.5％，明年4.0％。我們2002年提出來「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當時景氣真的不好，我們目標訂在2008年將失業率降到4.0％，但其實去年我們已經調整了，不必等到2008年，比我們預期還要快。當時很多人說我們說瘋話、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滿保守的，事務官可以保守，但是政務官做為首長、做為總統的，我就是要帶領大家往前衝。
Q：若您再連任，對未來四年的施政有什麼期許？希望得到何種歷史評價？
A：第一，至少在我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任內，能夠繼續走台灣的民主之路，以及民主最後一段的公民投票，我對得起這一塊土地，對得起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及我們的後代子孫。
在第二任任期，我希望做兩件事情。第一，就是推動並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未來的四年，我最大的期待是，能夠和中國的國家主席領導人胡錦濤先生，有握手和解的一刻。
第二項重大使命，就是要「催生一部合適、合用的新憲」。現行憲法真的不能用，我敢保證，未來的十年你再修六次還是一樣，都過不了，只要有四分之一的立委給你保留、反對，能通過的都是那些枝枝節節，這是為什麼我說要經過憲改的會議，是要經過人民同意，所以叫做「制憲」。
但這個不是「台獨時間表」，大家不要以為，制憲就是獨立建國，等於要改國號、國旗，這完全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要努力的方向。新憲法要等到第十二任總統就職後才正式實施，我不是為個人，也不是要擴權，這一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二是為了國家的治理、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這就是我連任後的兩大目標。（林美姿、張元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