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重估的時代

李慧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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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菊

198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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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重估的時代
 

本文出自 1988 / 6月號雜誌 第024期遠見雜誌

「這是一切價值觀重估的時代」

--尼采

人類歷史上,大概沒有第二件事比政治現實更殘酷的了。所謂的平反風潮,正是具體的寫照。

不提最典型的共黨例子--莫斯科的史達林、北平的毛澤東,就連「民主、法治」的台灣,也逃不過這個關口。

故總統蔣經國去世的第二天,一家素富自由派色彩的報社高級主管,指示編輯部主要幹部說:「人都過去了,我們還是多報導一些正面的東西。」

各家報紙有志一同,所有的主言論,就如同蔣經國在世時一樣,一片頌揚之聲。

但不到兩個月,隨著二二八、孫立人事件陸續揭開翻案風的序幕後未但報章雜誌一面倒,紛紛「打開XX的黑盒子」、「揭開XX內幕」,整個輿情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使得社會的氣氛、注意力也同時轉向。

兩個多月來,敏感的江南案、雷震案、彰化永興海埔地弊案被翻了,連俄國人的案子也拿出來,藉以評議我們的人權保障(詳見下表)。

翻案風吹起

「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表示,他並不贊成翻案的觀念。軍人出身的他認為這十幾件案子,縱使當中有處置失當、需要重新考慮的地方,但是一體稱為翻案,就沿襲了明朝的作風--當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活著時,他討厭的人全是壞人,等他死後,這些人又全變成好人。「都是以道德代替法律,非今日所應有。」他說。

但社會上一般人是沒有黃仁宇這種歷史眼的。這股四十年來僅見的風潮,在社會各階層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應。

一位從事企畫工作的年輕人坦白說:「怎麼一下子好像什麼事都變得有問題;報紙天天炒這些事,煩都煩死了。」

在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兩個西裝筆挺、六十歲左右的老人,閒聊時事。一個人說:「翻案,怎麼翻呢?當事人好多都還沒死呢!」

萬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柯君重,對於社會這種現象,自覺心裡有點「躁」。 煩也好,覺得事情不可能澄清也好,大家理智上都相信,讓大眾瞭解歷史真相,有洗滌人心的正面功能;但不可否認,至少到目前為止,翻案風已引發一種疑慮的氣氛。

真相難明

而仔細觀察這種氣氛的成因,真相難明、是非難解,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堆問題。

二二八事件是像國民黨指稱,事件發生是受到共產黨的滲入顛覆?還是像民進黨說的,都是國民黨的錯?兩者都對,還是兩者都不對?

孫立人是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清白?還是像監察院當年調查報告所寫,他也要負政治與道義上的責任,因為他對部屬有「行動」的事,「並非毫不知情」?

美麗島事件是陷害、偽證導演的?還是如執政黨內部流出來的反擊:「還有證據沒拿出來,一拿出來罪要判得更重」?

一些政府單位不明快的作風,也增添這股疑團的色彩。

孫立人的檔案在監察院,一會兒說燒了,一會兒又找到了;雷震的資料又重演這齣鬧劇;而彰化海埔新生地的官商勾結案,開始說是蔣孝勇主動要求調查局調查,後來又因某些考慮說不查了,一下子關鍵資料傳出被修改,最後又由檢察官出面辦理。這麼引人注目的案件,處理的過程卻像一場荒謬劇。

在過去的中國社會,傳說中的包青天一直占有極特殊的地位,他賦有明察秋毫、剛正不阿、能通陰陽的「形象」,是人民對司法、司法執行者所殷望正義公道的歸宿。

行政院長俞國華上個月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也表示,人民對審判的案子若有異議,應循法律途徑,要求救濟。但以目前翻案的發展情況來看,法律本身並不能扮演「包青天」的角色。

首先,像張學良、孫立人,根本沒有經過任何起訴、偵訊、審判的過程,所以根本也無「法」透過法律程序予以「平反」。

巧的是,現在喊著要「還我清白」的當事人,當年絕大多數都以匪諜或叛亂定罪。而依照「台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的規定,凡是犯「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所定之罪」,都由軍事法庭審判。

軍法審判有漏洞

法界人士指出,軍事法庭的特色就是快、不公開。這種程序,以今天講求民主和人權的觀點來看,難免有漏洞,像沒有對質(孫立人和郭廷亮、雷震和劉子英、余登發跟吳泰安)。

雷震的遺孀、監察委員宋英指出,當年軍法審判不只剝奪她請第二個律師的權利(第一個是立法委員李公權,他們本打算再請立法委員梁肅戎當辯護律師),也不准監察院調查委員會與雷震見面,「連刑期都早就決定了。」

「很多在綠島的人,連判決書都沒有。」律師陳水扁對當年法律的公正性,非常不以為然。

解嚴後,國家安全法規定,過去在戒嚴時期,經由軍法審判的案件,不得上訴;但可以向一般法院(而非軍事法庭)提出再審(針對事實有誤,如發現新證據、證人推翻證詞)、非常上訴(針對判決本身就違法,如引用錯誤條文等)等救濟行為。

從統計數字看,法院接受再審、非常上訴的比例並不算太低。

以民國七十五年為例,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共接獲三七八件申請再審案,只駁回其中四五.七%(約一七三件);而由高等法院檢察長提出的二九五件非常上訴案中(刑法規定,非常上訴必須由檢察長提出,跟再審可由當事人、當事人配偶、直系親屬提出,有所不同),只駁回七件。可見法院對再審、非常上訴並沒有「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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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想翻案的當事人,並沒有走這條路。

新證據難尋

原因之一是新證據難尋,尤其是年代已久的案子。何況這裡面又牽涉到時空環境、價值觀改變的因素。

老一輩的人,像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芮和蒸就覺得,要孫立人深居台中大宅院,是依中國傳統政治上的習慣,要他「閉門思過、韜光養晦」,不是「軟禁」;他也不認為孫立人對當年的「兵諫」案,完全沒有責任。

而雷震的言論究竟宣揚的是「反攻無望論」,還是「民主反共論」(東吳大學副教授傅正語),各方看法也不一。

更何況有些案子早已「死無對證」。例如郭廷亮在自白書中提到,他會自承是匪諜,是得到當初情報局長毛人鳳若干承諾,但毛人鳳在二十多年前(民國四十五年)就去世了。

雷震的夫人監察委員宋英也說,雷震案裡的「匪諜」劉子英,自案發後,「不知下落」。余登發案的關鍵人,則在被捕後,判刑槍斃。

當事人不願現在進入法律程序的另一個煉因,是想充分利用翻案風的政治 「剩餘價值」。

「這根本是政治問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賴澤涵一邊說,一邊猛搖頭,否定翻案純屬法律事件。他直率地說:「人民又不是三歲小孩,摸摸他的頭,叫他忘記過去,他就會忘記了。」

他跟美國學者馬若孟花了五年時間研究二二八事件,深知歷史公案給予人、心的創傷,不是一天、兩天,三兩句話就可以化解的,必須配合其他政治上的手段。

但是新聞局長邵玉銘認為,這些案子若不由法律途徑解決,容易造成法律與政治不分的副作用;他並且覺得人的同情心永遠大於瞭解、追查真實的能力。翻案風「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以為這全是冤獄」。然而事情的發展,極可能朝政治化的方向走去。

選舉的話題

曾在報上出現的美麗島案、余登發案,甚至陳啟禮案,似乎一閃而過,已經平息的樣子,但事實上卻是暗潮洶湧。民進黨正準備拿這些案子,做為明年底中央民代選舉的主要話題。

基本上,民進黨人士對司法的超然獨立,抱持非常大的懷疑。「現在翻,是最笨的了。」接受陳啟禮委託的律師陳水扁表示,陳啟禮「知道得很清楚」,現在不是翻江南案最好的時機。

他覺得要先交由人民審判,「而明年正是人民審判力量最強的時候。」他的意思是,如果大眾相信陳啟禮無罪,會把票投給民進黨,屆時這股力量如果夠大,「就可以迫使司法獨立,真正擺脫政治的干預」。

立法委員許榮淑則進一步解釋,反對黨的政治資源總是有限,累積不易,因此也不能輕易浪費,「讓報紙炒炒新聞就過丟了,太可惜」。

許榮淑計畫從古老的案子一件件翻,「先翻別人的,他們如果平反,我們自然水漲船高」。

她希望一直翻到明年九月,能達到一個高潮,再提美麗島等跟民進黨較相關的案子。目前她只把目標放在爭取政治犯復權(工作權--政治犯不能當教師、律師、企業董事長等;公權--主要是選舉與被選舉權)。

「我就不懂,韓國政府可以向光州人民道歉、賠償,我們為什麼不行?」許榮淑說得振振有詞。

光州事件的結局,的確給自認冤屈的人,多了一個可以借用的模式。盧泰愚上任後,一拳打破光州事件的陰影,一拳則打上利用職權貪污的全敬煥(後來政府與全敬煥的關係又被翻出來),建立自己清白的形象,穩固統治基礎。這是二十世紀,民主式的「與民更始」。

大赦天下的傳統

以大赦天下的方式與民更始,一直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傳統。凡是新君登基、新朝初創,一定大赦,「與民更始」。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的教授王曉波指出,新君總是希望建立自己的民意基礎,與人民重新開始,給國家一個新希望。所以,不但改朝換代時大赦,皇帝還時常利用一些天象(如水災、颱風、地震、蝗蟲等),下詔罪己,「找機會大赦,藉以化解人民的怨毒」。

從這個觀點,王曉波認為政府並沒有充分運用這種傳統政治智慧。不論是將中正、蔣經國總統過世、宣布解嚴時,都只實施減刑。

政府該對翻案風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在認知不一、價值觀多元(有西方、有中國;有傳統、有現代)的現狀下,又出現見仁見智的看法。

新聞局長邵玉銘認為,任何事件發生,都有當時的時代背景,不能以今天人權、民主的標淮不衡量。他說:「大家應該往前看,不要往後看。」

贊成此論的人說,當時,民政府一下子喪失九七%的國土,「寧可失其嚴,不可失其鬆」的心態非常濃厚,而且是必須的措施。對於當年的事,若真有冤獄,「說穿了,人民只有寬容、饒恕政府。」一位法界人士說,這也是為什麼法律有時效、既往不咎的緣故。

但反對的人卻認為,既然事情有時空背景,事過境遷,在牢裡的人已付出相當代價,當事人的家屬也往往受連累、身心遭受極大折磨,為什麼不能公布實情,公開道歉、賠償?

成立調查委員會

中研院的賴澤涵站在治史的角度,同意不能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但他卻贊成政府應該對所有受冤屈的人有所表示,「都是自己同胞嘛!道個歉、賠償,又怎麼樣?」他更希望政府公開史料,並成立中立的調查委員會,消解人民的疑憂,也可避免政治人物利用舊案做為政治工具。

識者指出,要這麼做,可能只有李登輝總統才有權。然而他既不像專制君主那樣「鎮得住」,又不像直接民選的盧泰愚那樣有民意基礎。而見正如明星咖啡屋裡的老人所說,案子多、牽扯的人多,短期之內,恐怕很難有明快決定。

在這種混沌未明的膠著狀態下,若民進黨真的在明年大選時,以此訴諸「人民審判」,「那又是陷入惡性循環了。」政大的芮和蒸擔憂,這對民主改革,會造成不利影響。

看起來,從現在到明年底,翻案風將不斷考驗政府的政治智慧與技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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