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美國加州的布蘭達．溫勒太太正在待產。與其他待產婦人不同的是，胎兒的命運在出生前已被決定－－他一出生就必須面臨死亡，而他的心臟將捐給另一個天生心臟畸型的嬰兒，使後者得以存活。
去年九月在墨西哥城，一群醫生從一個在懷孕第十三週自然流產的胎兒腦中，取出一部份組織，移植給兩個巴金森症的患者，使二人的病況大獲改善。
醫生的困惑
以患無腦畸型症的嬰兒和流產的胎兒作為人類器官移植的來源，無疑是今日醫學科技的新猷，但是所引起的道德爭議卻是相當複雜的；醫生可否為了治療一個患了絕症的病人，而使用人工流產胎兒的器官組織？或極力維持一個無腦畸型症嬰兒的生命，以「摘取」他的器官？這些問題過去或許只出現在教科書上，如今即已是臨床醫生逼近眼前的困惑了。
溫勒太太在懷孕第五個月時，前往醫院作超音波檢查，得知一個殘酷的事實 胎兒得了無腦畸型症－－雖然有腦幹，可以自行呼吸和維持心跳，但是由於嚴重的腦部和頭部的缺陷，他註定在出生後幾天就會死亡。
如果依照傳統的選擇，她可以墮胎，或將胎兒生下後，任其自然死亡。但是溫勒太太認為：「上帝既將這孩子帶到人間，即使他不能活，至少也應對別人有些貢獻。」因此她決定將孩子生下，捐出他的器官，拯救別人。
溫勒太太的善心引起了一項醫學道德上的爭議：一個畸型嬰兒是否仍有生命的尊嚴？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患無腦畸型症的嬰兒並不符合現行的死亡定義－－腦死。他有呼吸、心跳，甚至還會眨眼睛；如果自然死亡，他的器官將因缺氧而壞死，不能作為移植之用。
因此在發生於加拿大的第一個類似的案例中，醫院在嬰兒停止自然呼吸時，立刻為他裝上人工呼吸器，並且火速送往加州洛瑪林達醫院，由那兒的醫生取下呼吸器、宣布死亡，然後進行器官移植手術。
醫生這種作法固然並未違反器官移植的鐵則－－病人已腦死；持反對立場的醫學道德專家即認為醫生的天職是維護病人的生命，而不是以一個病人的生命去換取另一個病人的生命。
換言之，他們認為如果為一個病人插上呼吸器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他的生命，而純粹是為了保持他的器官的新鮮度以便移植，那是不道德的，完全藐視了這個嬰兒的生命尊嚴。
嬰兒生命尊嚴之爭
然而持另一面立場的專家認為，這些嬰兒的生命由於奉獻給一個高貴的目標，而自然獲得了尊嚴。這些嬰兒的父母也由於自己孩子的犧牲，能成就他人的生命，而感到安慰。溫勒太太說：「我以此為榮。」
溫勒太太的心聲在同樣處境的父母之間喚起了共鳴，洛瑪林達醫院自許多正懷著無腦畸型症胎兒的父母處，收到表達支持和詢問有關捐贈問題的信件。這正是使用無腦畸型症嬰兒的器官，和使用流產胎兒的組織之間最大的不同點：父母的動機可能不同。
自流產胎兒身上取下有用的組織並不牽涉生死的疑慮，因此絕大部份的醫生都不會反對。問題是，在墨西哥那個病例發表後的幾週內，就有一些婦女向醫生表達意願，希望懷孕，並在早期以人工流產方式，取得胎兒的組織，治療自己或家人的痼疾。
由於以胎兒細胞組織治療某些疾病的方式已在多方試驗中，例如美國羅伯．蓋爾醫師應蘇聯之邀，前往醫治車諾比爾核電廠事件的受害者時，就曾將胎兒的肝細胞移植給六位病患。
另一位醫生也曾嘗試以胎兒分泌胰島素的細胞，治療糖尿病患。因此可以預見，醫生將面臨越來越沈重的壓力和誘惑，必須決定胎兒究竟是否有生命？他能否將一個胎兒殺死，來挽救另一個人的生命？
美國醫學道德權威亞瑟．開普藍(Arthur Caplan)醫師認為，在從事胎兒器官或組織移植時，對改善病人生存品質的考慮應優先於對單純的生死問題的顧慮。
即使一般人能夠接受這個觀念，他們對胎兒細胞組織移植仍有其他的疑慮。因為這不同於無腦畸型症嬰兒器官移植問題，畢竟不可能有人蓄意生產畸型嬰兒；但是婦女有可能在醫生、家人的壓力，甚至金錢的誘因下，有意地懷孕和墮胎。
希望與困惑
許多醫界人士建議訂定全球性的規定，禁止販賣胎兒，婦女也不得指定自己的胎兒應為何人所用。一旦這種規定上了軌道後，醫生應可獲准使用墮胎胎兒的組織，從事教學研究或臨床治療。 然而有關胎兒細胞組織移植的爭議仍方興未艾。全美生命權利委員會主席約翰．威爾克醫師就堅持，即使沒有販賣行為，使用墮胎胎兒仍然無異於殺死胎兒；因此除了自然流產的胎兒，醫生不得濫用胎兒組織。
突飛猛進的生物醫學已將世人帶進一個超乎想像的新世界。一方面為無數重症病患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們看到窗外有重生的希望；另一方面即使人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過去所建立的生死觀念和道德價值，均面臨了重新調適的挑戰。
每年僅美國就有一千五百名無腦畸型症嬰兒活著出生，他們的父母能否作主捐出器官，在別的嬰兒身上建立自己孩子永不可能得到的生命尊嚴？
無數本人或家中有親人罹患巴金森症、糖尿病，或其他絕症的婦女，可否扼殺腹中的骨肉，以換取自己或親人平安的歲月？每年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婦女，為了各種不同的理由決定墮胎，醫生是否有權使用這些被遺棄的生命，使另一個不健全的生命能尊嚴地活下去？
一個已存在的生命，其生存的品質和權利，真的高過一個殘缺或尚未出生的生命嗎？生命和生存品質之間的平衡點在那裡？
這些問題即使醫生也無法解答，唯有世人以悲憫、體諒和智慧正視問題，共同尋求一個能兼顧尊重生命和生存品質的共識。
台灣能做嗎？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副處長楊漢泉表示，在現階段以胎兒做人體試驗，即使在先進國家亦屬未成熟的醫學技術，如果國內有醫師要做類似的臨床試驗，必須依照醫療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條兩條，報經衛生署核准。
目前國內僅教學醫院有從事人體試驗的資格，而各教學醫院都有人體試驗委員會，醫師必須向委員會提出詳盡的計畫書，說明試驗的目的、方法、器官或組織取得方式、用藥等。
即使醫院的委員會通過，還要送衛生署的醫事審議委員會審查。這個審議委員會成員包括醫生、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法律界和宗教界人士，從不同的觀點來審查，相當嚴格，一些有違醫學倫理的計畫都很難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