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雅痞在倫敦
在英國的倫敦，雅痞出現了新舊之分。查爾斯王子之妻黛安娜和安德魯王子的太太莎拉，堪稱舊與新雅痞的典型代表。
黛安娜為王室遠親，言行保守，服裝有古典風味，說話帶有獨特的抑揚頓挫，生活在固定的圈子裡；莎拉出身一般家庭，對流行敏感，不受既有秩序約束，相信自己的實力、行動大膽，兩者可說一靜一動。這一點從喜愛的車種就能看出。皇家派雅痞愛用BMW；新雅痞獨鍾保時捷，原因是外型帥、令人熱血沸騰。
事實上，像莎拉一樣的新雅痞，逐漸在倫敦嶄露頭角，而且引導著潮流，展現特殊風格。例如去年倫敦國際金融街上，吹起一陣黃領帶的流行旋風，就是他們造成的。結黃領帶不單只是為了美觀，也有醒目的效果，流露出這一群人強烈主張自我的特質。
另一種商品的暢銷也說明了新雅痞文化中，迅捷、多功能、追求效率的特徵 即擄帶用個人電腦。它取代了曾經風行一時的電算機，儼然是新雅痞身邊少不了的「秘書」。
還有就是傳統的婚姻觀，也因為他們注重現實而有變化。這些男女不辦結婚手續，同居在一起，為的是要減輕兩人的稅負。
除了新雅痞在觀念、行為上有自己的看法外，他們還會影響地價的升漲。由於新雅痞具有投資生財的觀念，所以在購屋置產時，會找比較便宜和新開發的地段。一旦雅痞愈聚愈多，四周住的品質升高，地價開始漲，他們就放棄當地的房子，再找其他的地方。
有人認為新雅痞是余契爾夫人擔任首相以後的產物。原因是余契爾夫人的實踐主義作風，造就了新雅痞誕生的環境。
事實上，的確不少人相信，生來就有皇蔭照顧、行為穩重的人，不但改變不了英國的階級社會，大家也不能期待此輩中人有大的進步。因此，當一位雜貨店出身的平凡女子，憑自己的力量踏進唐寧街首相官邸時，或許可以說「鐵娘子」鐵一般的意志力，就是新雅痞的特性。
(馬耀輝取材自日本經濟新聞)
早出早歸的洛杉磯人
你有沒有試過早上三點起床，五點上班，九點吃中飯，下午早早吃過晚飯，八點就上床睡覺的生活？這是美國加州洛杉磯一部分市民的日常起居方式。
這些人中有證券商、銀行家、律師、新聞記者或演藝人員，對他們而言，紐約和其他東岸大城市才是工作的重心。但是隨著美國東岸政經中心與亞太地區的聯繫日益頻繁，洛杉磯已成為二者之間的聯絡站，而生活在兩種時刻表夾縫中的人也就愈來愈多了。
洛杉磯與紐約相隔兩個時區，時間晚了三個小時，因此照著紐約時刻表生活的洛杉磯人，每天得提前三個小時展開一整天的活動。有趣的是，絕大部分的人都相當喜歡這種生活方式。
可避開交通尖峰時間
最大的好處是避開交通尖峰時間。每天清晨三、四點出門上班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在空無一車的高速公路上，以一六０公里的時速飆到市中心商業區，所花的時間可能只是正常時間的五分之一。
有家、有孩子的人最喜歡的則是可以早早回家，享受更多的天倫之樂。有些人在下午兩、三點回到家，還趕得及帶著太太、孩子到海灘玩玩水，或到公園打打球。一位經理甚至每天是由兩個孩子－－七歲、十歲－－「哄」他上床睡覺。
另一些人則覺得清晨的時間工作更有效率。一位證券商每天早上三點到辦公室，五點之前讀完當天報上所有的財經報導，再跟紐約總公司或銀行的主管打幾個電話，談談生意，等一切準備就緒，紐約的股市才正要開盤呢！
不過也有人稍有抱怨。一些單身男女就認為這種早睡早起的生活方式妨礙了社交生活。有那一家館子會在下午六點之前就賣晚飯呢？也沒有人會在晚上八點以前就結束派對呀！於是有些人在下班後先睡個午覺，晚上再去過正常的夜生活。
最倒楣的要算那些為洛杉磯地區日本公司工作的人了。他們得活在三個時刻表－－紐約、洛杉磯、東京－－之間。一位日本銀行經理抱怨，他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要到辦公室觀察紐約的金融行情，然後一直待在那兒，直到晚上七點得到東京外匯市場的消息後才能回家。他擔心長此以往，同事們的身心將不堪負荷。
或許有人會問：這些人何苦過這種違反常規的生活呢？這位日本經理說得好：「我可不想讓賺錢的機會白白溜走。」
(任孝琦取材自New York Times)
蘇聯歸鄉士兵的惡夢
莫斯科街上，一位年輕人試圖擠進排隊買蕃茄的行列，遭到眾人臭罵。他流著淚敞開自己的衣襟，露出胸部的傷痕，令排隊的人吃了一驚。旁邊一位老軍人把他拉出了行列，輕輕地說：「不要太激動，大家不知道你是從阿富汗回來的士兵。」
自從蘇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派兵侵入阿富汗，至今已有九年，許多年輕人從戰場回到蘇聯，心裡仍然揮不去戰爭的陰影。最近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報導了他們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返國，曾獲頒紅星勳章的尼可拉，伏迪耶夫，說出返鄉士兵的處境：「對其他人來說，我們變成了一群帶來麻煩的人。許多士兵對此都很敏感，閉口不提自己是從戰場回來的。個性比較脆弱的人就喝酒、用毒品麻醉自己。」
第十七號煙毒醫院就有三個返鄉士兵，在此接受治療。該院的那查洛夫主任指出：「他們的病其實比毒品更厲害，那是一種陷在戰爭回憶中，無法自拔的痛苦。」
另一位去年一月回來的士兵克里年柯，聽到煙毒醫院中返鄉士兵的情形，也說出自己的感受：「我經常從戰爭的噩夢中嚇醒，渾身都是冷汗。」
雖然他們在戰場上常聽說很快就會習慣天天有死亡的日子，但是一九八二年返鄉、也曾獲紅星勳章的布羅姆伊斯洛夫認為：「這不可能，沒有親身體驗過朋友相繼戰死的人是不會瞭解的。我常常蒙頭大哭，並不只是為悼念死者，也是因為明天死去的人可能就是自己，而精神大亂。」
他接著說「「有人以為阿富汗是考驗少年成為男子漢的地方，那是大錯特錯。戰爭就是死亡，根本和小說上的故事有很大出入。」
(馬耀輝取材自朝日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