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大陸前後工作了二十九年，從1974年到現在，可以說跑遍了整個中國西部。1970年開始主要在中國華東沿海地帶，1979年之後在整個西部工作。那時我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工作，其中1983年的一次探險任務，對我一生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我就從1983年的那次任務談起。
當時我們是要到中國東北最北邊的地方，就是內蒙古跟黑龍江的交界處工作，我的任務主要是民族文化調查。東北當時有一個少數民族部落只有一百六十六個人，他們是游獵民族，冬天都在狩獵。我帶著雪鞋，在冬天跟著他們跑到森林裡，去看他們怎麼工作。
他們會吹一種能發出鹿鳴聲的工具，把鹿引來，狩獵完後，就將鹿的頭皮取下做成帽子，那兒的每個小孩的帽子都是用鹿皮做成的，這樣在林子裡打獵時就比較能掩護，容易接近動物。當時我並不曉得這些少數民族的特別文化都在消逝之中。
這個部落，他們住的房子好像美國印地安人的房子，他們是游牧民族，沒有固定的房子。他們也是中國大陸唯一養馴鹿的，就像是聖誕節的那種rein deer（馴鹿），在全中國大概只有一千頭。這個村子，男的狩獵，女的把房子、所有東西放在馴鹿的背上，跟蹤他們的路線，然後把房子建立起來。
現在他們已經開始改變生活方式，以前馴鹿只是做運輸工具，現在他們則開始蒐集鹿油，80年代的中國已經開始瞭解市場經濟，知道除了運輸，還可蒐集鹿油賣錢。他們也有很多工具原本都是用樺樹皮來做，小小的菸盒、火柴盒，連獨木舟也是。
失落中的民族文化
在我1983年的探險中，我發現很多他們的民族文化都在消失。這是我最後一趟看到他們還用樺樹皮做工具，之後再去就已經沒有了。
當時我們意識到，民族文化受到現代經濟的衝擊很大。現在東北那邊的林場規模都大得不得了，好像要把全部木材砍掉都運出來做經濟來往一樣。他們的小孩本來很天真的，現在小小的孩子就懂得把木頭砍下來。我突然體會到，作一個記者、一個探險家，光是報導還不夠，我們須要更積極地做保護他們的工作，保護不來的，就記錄下來，讓後代知道。
1988年冬天，我跟我們的隊伍再次到了那個地方。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為了要訪問一位老太太，那個部落最後一位薩蠻，就是神祭人員。我跟她的語言不能溝通，因此請她的女兒翻譯，我覺得文字和照片已經反映不了他們其他方面的生活，比如舞蹈、音樂。經過此事後，我才意識到保護民族文化的重要。
彼時，我對文化上的保護，偏重在對民族文化，對自然方面著墨不多。1987年我在雲南南部幫助一位在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的朋友，他想要去雲南研究長臂猿，我就帶他去巴山裡。那裡早晨的霧在山下，每天七點多就聽到長臂猿的叫聲。聲音很響，在高處都聽得到，卻看不到。一開始是雄的叫、後來母的、跟著就是小的叫，像合唱團一樣。我想又不能接近，只能遠看，沒什麼意思。就讓他待在那兒做他的動物研究工作，我去跑我的。
我跑到附近村子裡去瞭解我的民族文化，看看他們砍掉林子火耕、怎麼用很原始的火槍去狩獵等。狩獵是他們的文化，如果沒有狩獵文化，很多他們的宗教、故事都會消失掉。那時我瞭解到有很多小孩懂得把鳥抓到市場來賣，這對他們的經濟很有幫助。
文化與自然保護相輔相成
我研究我的民族，我朋友研究他的自然，結束之後，我們便聚在一塊討論研究的結果。我意識到跟他之間要有很多協調工作，如果沒有民族的配合，他也無法保護好自然環境；如果無止境地狩獵，把這些稀有動物賣到市場，這些動物都會愈來愈少，這種狩獵文化也會消失掉，所以一定要想出一個相輔相成的方式來保護自然、保護文化。
當時市場上很多中藥材，都是野生保育動物，在成都的市場到處都有人在賣鸚鵡。我曾到灕江附近，看到伐來的木頭上站著滿滿都是他們抓來的鸚鵡，我就想到底有多長的時間能讓你們伐這些木頭？抓這麼多的鳥類？到市場經濟發達起來，每個人都能買得起的時候，就到了不能不干預的地步了。例如，我在市場上遇到一個老頭子帶著一大堆錦雞，我們叫做白腹錦雞（Lady Amherst’s Pheasant ），是一種很漂亮被保護的雞，他以為我想買這種被保護的野雞，當我告訴他這是保育類動物你要小心時，他馬上臉色一變，這種情況十幾二十年來我見過太多了。
我1981年去九寨溝的時候，那兒原本是個林場，到處都是伐木的工人在工作，大量的木材都推到雅礱江上流放下來。這種把山頭一個個剃光的做法，會讓野生動物跑掉，我從70年代開始就不斷看到這種狀況。
文化跟自然的綜合，以前不是這樣研議的。傳統的狩獵文化是用毒箭來打獵，不然就是用火槍，像是西藏很偏僻的珞巴族。這種方式獵獲的效果很低，獵獲的需要也都是僅供自己使用而不是市場的需要。在交通不方便的情況下，對野生動物及自然的破壞也很有限。但是現在不一樣，狩獵的工具改變了，有了自動化步槍，甚至機關槍，交通也改善了，影響相差很大。
記得1985年我在《地理雜誌》工作時，去長江的源頭，當時跟我一塊兒的一位藏族嚮導，看到一群藏羚羊就打下了一頭，帶回去過節，分給牧民吃。當時藏羚羊的數字還挺多的，他就只用了一頭。第二天我們經過又看到一群群的藏羚羊時，他就不打了，所以這種為了原始需要進行的狩獵，對自然的影響很小。藏羚羊到了90年代，在青康藏高原的數量還是相當龐大的，當時我們也不很注意，不知道在幾年之內，市場會需要藏羚羊的絨毛做配件，從90年到95年，牠們的數量因此大幅下降。
驚見亞洲產羔地
再談回探險的話題，那時我還是一個探險家，我們一路都想發現羚羊。因為到了開春之後至5、6月間，母的藏羚羊會大群體地移動幾百、上千公里，到很高的崑崙山裡去產羔，再過一個多月就會帶著羊羔回來。一百多年前就有探險家發現這個現象，但是從來沒有人知道牠們產羔的地點。美國有一位專家花了八年的時間，都跟蹤不到產羔地。1992年我看到了一張照片，是我們在阿爾金山管理淘金園的一些同事所攝的一隻剛生下來的小羊羔，才剛剛會站起來。正因為這張照片，我肯定了那兒附近會有產羊羔的地方。
1998年5、6月份，我們探險隊就去西藏和新疆交界的崑崙山那裡找尋產羔地。在敦煌開了一個多月的車，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山走了五天後，幸運地看到很多腳印，卻還看不到藏羚羊的蹤跡。最後看到有些禿鷹圍起來吃死掉的屍體，竟是三十二頭死的母羚羊，應當都是懷孕足月準備產羔的，沒有活的。牠們都是死於偷獵分子之手，自頸部以下的羊皮都被拿掉了，留下肉來。我們見到這些還流著血的母羊屍體很吃驚，知道狩獵分子還在附近。那已經是偏遠的無人區了，我們在附近扎了營，帶著半自動步槍開始搜尋那個地方。
才翻了一個山口見到一處盆地，就發現非常壯觀的畫面：到處都是藏羚羊，大概有幾千頭，附近還有很多剛剛生下來的小羚羊。我們就留在那兒觀察這些羚羊，在兩個星期之內，羚羊每天每個小時都不停地產羔。這個場面可能只能在非洲還看得到，很難想像亞洲還有這樣的景觀。
與我們同行的幾位動物學家，開始先做遠距離科學觀察，然後慢慢接近剛產下的小羊羔。這些小羊羔還帶著膜，胎盤還是濕的，母羊就在旁走來走去，我們一離開，牠們就把小羊羔接回去。我們還找到一隻走失的小羊羔，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羚羊有時候會習慣性地把小的遺棄掉，我們就把這頭沒有父母的小羊帶回去，學會用手套餵牠吃一些奶。
藉國際媒體宣導保護羊羔
1998我們發現這個產羔地後，每年夏天我們都會組成隊伍進去保護產羔地。這幾年因為經過我們在媒體上的宣傳，包括CNN、Discovery等國際傳媒，因為這些絨毛配件可以賣到5,000～6,000美元，在西方時裝市場是比較尖端的部分，所以我們比較容易集中目標去做宣傳。我們將產羔地這些場面都宣傳出去，在短短幾年內，國際上都知道羚羊皮件的取得是犯法的，羚羊是給殺掉的。
我們在工作中，經常發現被獵殺的羚羊留下的骨頭，我們的科學家可以從骨頭上得知道羊的年齡，進行科學研究。每年冬天交配期，我們都有人在那裡，現在就有人在那裡。產羔地超過五千米的高度，所以工作特別困難，冬天工作更是不易。像去年我回去，再見到羚羊群多得不得了，密密麻麻，一隻接著一隻，根本數不清楚。除了保護之外，我們也將剛生下的羊羔記錄基因，開始嘗試人工繁殖，希望在有控制的狀況之下，有一天我們還能用到牠們的皮毛，但是不能完全受市場控制，沒有科學基礎的全面撲殺，這是我們這幾年對藏羚羊的保育工作所做的結果。
在中國西藏能有產羔地這種場面，大概在中亞內陸，許多地方都已經成為亞洲最後的花園了。現在許多年輕人有假期的時候，不只是去看歐洲、埃及的文化，有愈來愈多的人願意在年輕時就退休，跑到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去。不只是中國，包括新加坡在內，很多人都支持我們協會，希望能有些地方保護妥善，將來成為他們後代的花園。
除了藏羚羊外，青康藏高原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動物，比如說藏野驢，我們也做了長期觀察工作。甚至藏狐狸、藏岩羚、棕熊、野犛牛、棕頭鷗，每一種都是很值得觀賞的動物。野犛牛是我們今年開始研究的對象，現在我們的隊伍，就正在阿爾金山做研究。
談到黑頸鶴，我對黑頸鶴的認識已經有十四年了。從1988年開始，我們參加青康藏高原一個十幾萬個人的宗教活動。在離開時，聽到一種很奇怪的叫聲，聲音很響，離我們很遠，爬上山坡只能見到遠遠的兩點，根本沒有辦法接近。這個叫聲引起了我的注意，回去查看，才知道原來在全世界十五種鶴裡，唯一一種在青康藏高原活動的黑頸鶴。那時這種鶴約有八百頭，不到一千頭。牠們夏天在青康藏高原繁殖交配，冬天就到雲南、貴州那裡過冬。
保護黑頸鶴，遷移路線要重視
我非常重視這種鳥，所以當年的冬天我就去了貴州草海去看黑頸鶴。那時貴州很窮，房子也很破舊，那裡的口號是「向草海要糧」，就是把土推到湖裡去，增加耕地，增加糧食，但卻破壞了整個生態環境，包括濕地，所以鶴的數量每年減少。我們除了在那裡觀察鶴之外，也注意到鶴面臨的很多問題，像是牠們的棲息地在逐年減少。從那時起，我們就對黑頸鶴做研究和保護的工作，在草海附近做拍攝的工作，對牠們的持續觀察近十四年。。
我曾經親眼看成鶴怎麼訓練小鶴，催牠趕快飛。黑頸鶴幼鳥約三個星期左右就能站起來走動，兩、三個月才飛得起來。大約到8、9月份牠們才開始學飛，10月份就開始飛幾百、幾千公里的路程到雲南。牠們要準備、學飛那麼遠的路，如果是晚了幾星期才生的話，可能就沒機會存活了。所以如果有人在巢裡拿兩個蛋，以為牠會再生，但是就算黑頸鶴重新下蛋，訓練小鶴的時間可能也趕不上飛去過冬了，因此人為的干擾很大，這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保護的工作要做好，不只是牠的繁殖地、越冬地要保護好，而是牠整個遷徙路線，都要瞭解。除了黑頸鶴的產卵地，我們也發現牠們最北邊的繁殖地，以及在最南邊的越冬地，就在昆明附近，約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可到的地方。
這些黑頸鶴10月下旬就到了雲南，但是到了第二年的3月底牠才離開。牠去的時候吃農民收成之後剩下來的馬鈴薯，農民是沒什麼意見，因為那時都是小的、不要的。但是問題是第二年農民開始播下的新種，牠們也會挖起來吃掉，所以中間就會有一、二個月跟農民很過不去。
我們就到當地的學校去做教育工作，以前農民只以為黑頸鶴是大雁的一種，所以經常用槍跟陷阱捕牠。我們到學校去做了一些T恤給他們，辦些關懷活動，到市場去告訴他們黑頸鶴是國家保護的鳥類，必須妥善保護。我們甚至還在牠們與農民矛盾最大的一個月的時間裡，投食給牠們，讓牠們離開農民的耕地。同時也組成外面來的觀鳥團，前幾天就有新加坡來的，包括教授、公司總裁、官員等，這對當地的經濟有一定的作用，也請電視台來拍攝關於牠們的故事，當地的政府看到牠們受國際保護及重視，所以也增加了更多保護牠們的意願。有些農民看到生病的鶴也都會送進來治療。說實在，這種保護工作很有潛力，經過我們這幾年保護，黑頸鶴也從一千多頭增加到六千多頭。
也有些我們從小養大的鶴，因為牠跟人生活太久了，無法回到大自然去。就像現在東北養殖場很成功繁殖二百多頭東北虎，但是沒有空間放回去，因為動物都消失了，牠們也不懂得狩獵，只會獵人，這些都是要面臨的問題，而不只是棲息地消失的問題。好在黑頸鶴是高原的動物，在中國的西部還有很大的地盤可以生活。
2003年我們準備把衛星追蹤器，套上幾頭黑頸鶴，以便能追蹤到冬天牠在哪裡越冬，夏天又到哪裡，沿途飛行多長的時間、停哪幾個站、是不是一塊飛走等問題。經過衛星的跟蹤，我們可以清楚瞭解這些科學問題，而且也把整個過程上網。讓想要多瞭解牠們的小孩子可以每天上網跟蹤這些黑頸鶴。
新生代投入保育蔚為主流
我們支持的其他項目還有許多。像最近我們支持一位研究金絲猴的科學家。金絲猴全世界只有四種，在中國就有三種，在四川、貴州、雲南。而雲南的這種是最鮮為人知，我們支持他這兩年研究金絲猴。當年大家覺得大型動物是比較搶眼，但是現在我們還支持一些小型的動物，像是小高原鼠兔。高原鼠兔本來可以交配，但是因為地球環境改變，溫度慢慢升高，牠就往上遷移。像新疆的一種鼠兔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因為愈爬愈高，牠們互相之間來往不了，這跟地球氣候改變有關。我們還在阿爾金山發現了一種在科學記載上已經消失了一百年的鼠兔。
2003年我們也會開始支持在蒙古和新疆交界的河裡的海狸（beaver），在威斯康辛很多地方都用beaver取名，但是在中國大約只有兩百頭。此外，在新疆的一些古代石刻壁畫及敦煌壁畫裡能看到的北山羊，現在在現實生活中要拍到也已經很不容易，我們也計劃在明年開始支持對新疆北山羊的保育工作。
大自然的保育工作也不是都那麼悲觀的。
兩年前我在西藏一個山口的一座廟附近，發現到平常很難接觸的岩羊，居然生活在這個佛教聖地，這些和尚餵牠們，好像家羊一樣。這種羊我們花了很多年都沒辦法拍攝得好，居然跟人可以那麼接近。另外像是一些野雞，包括藏馬雞，在那裡都能直接餵牠，可以用近距離拍牠，不是長鏡頭，而在別的地方根本連找都找不到。所以在人很尊重自然的地方，你可以跟自然拉得很近。
保護的工作，在我剛開始做時，還是一個很邊緣的行業，包括歐美國家，你做保護的工作，就是跟市場走相反方向的。但現在年輕的一代成長起來，對環保有更深的認識。他們不用再走到街上去抗爭，這已經形成一個主流的思想，甚至一個行業。比如以前跟我們來往的很多公司談能源問題，嘗試用太陽能或在新疆用風力發電，現在已經成為主流。我希望我做保護只是短期的工作，探險才是我們存在的目的。保護的工作希望有更年輕的一代比我們更有技術、有更多資源且能做的更好。我們這一代的義務在於讓這些物種保留下來，讓下一代能去欣賞牠。
現場提問
Q：相較於大陸那麼大，有許多美麗的地方，台灣那麼小，就環保而言，似乎很悲慘。台灣有沒有機會能成為那樣的世外桃源呢？
A：大家不要將視野只放在台灣，整個世界都是你的舞台。
現在全世界交通便利，所以應該將目光放遠一點，不管是金錢的財富或是學識的財富，小小的地方也能找到空間來發揮。《遠見》雜誌12月號中，林百里先生提到，如果別人比你做得更好，就讓別人去做，但是你總要找得到自己能投入的，你喜歡做就不會覺得辛苦的。像我媽媽常常說我的工作太辛苦了，但我自己從來不覺得。只要你有能力且做喜歡做的事情，就能做得很好。我覺得現在的探險是很有計劃性地增長知識。探險家是推廣人類的知識，不是增高自己的地位，人對自己周邊的好奇，是世世代代沒有改變的。
Q：黃先生的工作是可以鼓舞很多年輕人，不論是探險還是保育動物的工作。能不能藉這個機會給以後要投入探險或是保育工作的年輕人一些意見？
A：就我個人來說，保護工作只是一個過渡期。今天我的工作地點是在中國大陸，中國的經濟及年輕人素質是一直在提高，未來的接班人很有可能會做得比我們更好。
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常常跟企業界學怎樣更有效率地做事。我們的原則就是優先使用創新的方法。
我們既然是個探險協會，我們的原則就是難題即時解決，提供新方法來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有創新的能力，靠資源、靠專家來改變現況，可能對你的心有安慰；但是用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對你的腦袋有新的刺激，可以改變思維，這跟知識性很有關係的。對台灣我的認識不多，一年來幾次都是為了演講，但是用現在新的科技、已有的資源，我想不只是解決問題，新的想法應該是要很多的。
Q：當初學校畢業之後你為何不做個銀行家？此外，探險的工作需要家庭很大的支持，想請問你的成長背景及養成教育？
A：我從小在香港長大，我爺爺是丹麥一家大洋行在中國的買辦，所以從小我對做生意多多少少知道一點。
我爸爸原本是學醫的，但因為抗戰時無法完成學業，後來改成學化學。我從小就是要學科學的，我在威斯康辛本來也是學化學的。雖然在香港長大，但我對很多事情就是很好奇，學校要求我的我都不感興趣，常常會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東西看。
我原本在教會學校念書，到了威斯康辛頭一個學期才發現美國原來是那麼自由、多元的，所以第一個學期就改變了父母給我定下的路線，選擇了新聞和藝術學。選新聞是因為很有挑戰性，我喜歡寫作，藝術只是因為我的愛好，當時的我，對中國一點認識都沒有，更不用說新中國了。
到了威斯康辛才開始對於作為一個中國人，頭一遭感覺有新的挑戰。
在香港到處都是中國人，因此對中國人的定義沒有什麼疑問。到了美國，感覺自己是少數族群，才開始想要瞭解中國文化。我到圖書館去找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後來又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感興趣。當時美國學校正是反越戰學運的時期，我作為新聞系的要在第一線採訪，可以想像我當時是帶有反叛的樣子。
（羅詩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