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立芳從澳洲昆士蘭大學旅館管理學系畢業。她回台南家鄉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到台南第一家五星級飯店工作。薪水由新台幣2萬2000元起跳。這個薪水跟到台灣工作的外勞基本工資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是外勞在雇主家被包吃包住，許立芳在此，只有包吃，但沒有包住。每天仍然得回台南市的家中睡覺。
即使薪水與外勞相當，這樣的工作卻得來不易。大億麗緻酒店在台南市開幕，需要三百多人，卻有一千多人來應徵。
一家美國金融服務業公司原本要以年薪250萬～300萬元在台灣聘用一個財務長，可是不到半年卻又把年薪降低到200萬元。找人時正逢過年後的轉職高峰期，「願意配合的人還是很多，」負責召募中、高階財會金融的經緯智庫（MGR）召募經理周芳瑜說。
還有公司甚至將聘用層級降低，來降低薪資。原本需要財務長，現在可能只需要財務經理；有的公司則為了降低薪資，把職務階級降低，但工作內容卻一樣。
一個大學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即使想要領與十年前社會新鮮人一樣的起薪，卻仍然很難找到工作。一家大報社五年前聘任一個大學畢業生擔任新進記者，起薪是4萬5000元，現在起薪則降到3萬1000元。即使降低許多，仍然有很多新聞科系的社會新鮮人找不到工作。據104人力銀行統計，去年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平均花費近四個月才找到第一份工作。更有相關資料指出，社會新鮮人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時間是八個月。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素彎指出，平均而言，在1985、1986年的時候，大學畢業生大多有3萬元以上的起薪。可是現在大多只有2萬8000元。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調查也發現，社會新鮮人平均薪資在1999年開始呈現低度成長。相較於1998年，大學畢業生在1999年更出現8.11％的負成長（頁70表二-1）。
人力資源協會理事長張瑞明指出，現在新進人員的起薪都被壓低，基層人員如行政、助理級的工作都降了20％（2002年和1999年相較）。高科技人員薪資比較抗跌，電子工程人員降了10％。「現在只有頂尖大學、最尖端的人才，比較高抗跌，」張瑞明說。
未來，每個人對工作的認知與期待勢必要降低標準。無論是社會新鮮人或是高階主管，未來不再是年年調高薪資的時代是可以確認的。行銷顧問、也是暢銷作家吳若權也指出，「未來必然是高學歷、低職位的時代。」
影響最大的是社會新鮮人和高階主管
這股工作潮流的逆轉，「影響最大的是社會新鮮人和高階主管，」經緯智庫總經理許書揚指出。
許書揚進一步表示，目前薪資都凍結，甚至中、高階主管的薪資還往下掉。中階主管則還有晉升的機會，可以因為表現良好，往上晉升，薪資也會隨之調整。高階主管卻很難藉由跳槽取得調高薪資的機會。「現在是在職員工減薪，新進員工壓薪，」許書揚說。
比起一、二十年前的社會新鮮人，現在的大學畢業生確實是行情下滑。許書揚回想，他十五年前在美國運通工作，碩士才剛畢業，未具什麼工作經驗，擔任人事部主任就月薪4萬元，現在一位文科碩士出來也才不過3萬多。一位留美的MBA碩士，也不超過4萬元。也就是說以他的經驗而言，這十幾年來薪資幾乎沒有調整。
對於四十歲、中途停掉工作的中年人，要再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也很難。有一位租賃公司的四十多歲經理人，由於景氣不好，使得他的催債工作變得難上加難，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在還沒有找到工作之前，就辭職在家。這名有兩個小孩的中年人，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已長達兩年。
一位曾創過業，卻把友人的幾千萬元資本虧光的中年男子，如今也在家中等待事業第二春的降臨。原本待在家中帶兩個小孩的妻子眼見丈夫等著再出發，又得開始向外尋找工作。只是脫離職場多年，她的心情有待重新調整。
相對貧窮是什麼？
薪資雖減，放眼周圍，台灣的物價仍然很高。以1982年為基期（＝100），2001年的房價指數為456.1（頁74表三），也就是成長了356.1％；物價指數從1982年的100上升到2001年的145.5，也就是成長了45.5％（頁71表二-3）。可是薪資卻似乎回到二十年前一個大學畢業社會新鮮人的起薪水準。譬如二十年前一個大學畢業生起薪約1萬7000元，現在在五星級飯店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起薪約2萬2000元，也不過成長29.4％。
「這簡直是相對貧窮嘛！」一位觀察者說。
相對貧窮可以是一種對現況與未來的感覺。由於加薪的幅度慢，甚至連連遭到減薪或失業，所以上班族開始有貧窮的感覺，甚至想到未來如果沒有規劃好，還可能會愈來愈窮。
相對貧窮也可以是一種比較前輩在一、二十年前生活的感覺。過去物價比現在便宜，房租、房價也比現在便宜，可是一個社會新鮮人所領的第一份薪水，卻跟一、二十年前差不多。所以相對而言，也有貧窮的感覺。
相對貧窮也是一種社會貧富落差加大所造成的感覺。淡大未來學研究所教授陳建甫指出，五年前他就預估隨著社會結構和產業變遷，貧富的差距會擴大，但沒想到「這兩年內，這個長期的趨勢在短期內就迅速惡化。」
由數字看相對貧窮
事實上，台灣因為貧富差距所產生相對貧窮的社會感覺也在擴大中。
這些現象包括七成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部分行業新人起薪還比十年前低；助學貸款申請人數大增；有貴族雙語小學，但也有很多小學生繳不出營養午餐費；家長無力負擔，小留學生回流台灣；長期失業家庭攜老偕幼舉家自殺；高學歷卻沒工作，因家人貧病鋌而走險。
財經立委李桐豪指出，最近這次幾百元的健保費調漲，就讓十萬勞工走上街頭，代表社會民心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這是一種訊號。「如果他們有穩定收入的話，就不會這樣，」李桐豪說。
陳建甫解釋，貧窮可以是絕對或相對的。如果一個人連購買生活必需品最起碼的收入水平都達不到，就視為絕對貧窮。個人收入少於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一半的人，算作相對貧窮。
台灣高、低所得差距逐漸擴大，並創下歷史新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調查結果，2001年平均每戶每月可支配所得為7萬2000元，較上年減少2.6％。如將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五等分，2001年最高20％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為178萬6000元，是最低20％家庭27萬9000元的六‧三九倍，高於2000年五‧五五倍。這是自1964年有這項統計以來，首次超過六倍，也是歷史新高（頁74表四-1）。
經建會專任委員李高朝指出，從1969年到1981年，台灣的人民財富所得是非常平均的。2000年出現差距擴大的現象，是高所得的人增加不多，但失業家庭增加很多，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因為去年退休離職人數增多，使得高所得家庭的退休金及公勞保現金保險受益增加，拉大高、低所得家庭差距。「但退休人員突然大增，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而是短期影響，」李高朝說。
1991年最低所得組平均每人每年近5萬元的收入，1999年降到3萬1000元，2001年更進一步降至2萬3000元。相對的1991年排名前10％的高所得者，平均所得87萬元，1999年升至133萬元，2001年國內經濟衰退，但最高所得組的平均年所得仍續升到139萬元。
貧富差距主要是失業率高，以及就業市場中高科技和傳統產業兩極化發展所致。李高朝指出，當失業率回降到4％以下，且經濟成長率在4％以上，雇用的人口才可能增加，否則即使景氣復甦，也是「無就業機會的景氣復甦」。
此外，陳建甫也分析指出，九二一大地震、產業外移，關廠家數增加，外勞引進是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
我變窮了
再者，產業成長的速度落在勞動力成長之後，失業現象也難以改善。各行業人力都呈現過剩現象。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2001年5月，工業及服務業有人員過剩廠商占17.56％，較上年同期之7.62％大幅增加。工業部門有24.16％廠商人員過剩，其中各行業人員過剩廠商均超過20％。
人力過剩導致一些家庭成為無業家庭。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林大鈞指出，由於無業家庭多數為低所得家庭，所以失業率高會拉大高、低所得家庭差距；另外，低所得家庭多數從事報酬較低行業，職業也是較低階層的工作，所得減少幅度受景氣不佳影響較大，導致低所得家庭平均每戶所得總額較上年減少10.7％，遠大於全體家庭平均減少2.7％之幅度，也使高、低所得家庭差距擴大。
從總體經濟數字來看，台灣人財富縮水的情況，也使人產生「我變窮了！」的感覺。
經濟成長率低、實質國民所得降低、調薪幅度減緩、失業率高、股市跌、房地產跌。人民財富包括薪資、房地產、定存、股票和稅負（移轉性支出）等，幾乎都全面縮水。
在平均每人實質國民所得方面（以1982年的物價水準平減之後），2001年首度出現下降的現象，金額由2000年的27萬7296元降為27萬485元（頁71表二-2）。
2000年家庭部門資產淨額是50.3兆元，其中以房地產達21.1兆元，占41.9％最高，有價證券及存款分占26.5％和 18.3％次之；此外還有負債7.6兆元，占15.2％。可以顯見房地產和有價證券是影響家庭財富結構的關鍵。
每戶家庭資產也減少。2000年平均每戶家庭資產淨額是774萬元，較1999年的805萬元減少31萬元，減少了3.9％，主要是平均每戶有價證券資產減少34萬元所致。
2001年的受雇人員報酬出現2.63％的負成長，產業主所得（包括地攤等個體戶）增加3.22％，財產所得減少1.67％，移轉所得增加4.82％（頁75表六）。行政院主計處日前發布資料也提到，2002年1～6月份的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每人每月薪資較上年同期降低2％。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自2000年開始全面調薪的廠商明顯減少，甚至有1.29％的廠商開始減薪（頁75表七）。工業部門的營建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工商服務業在2000年開始走跌，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則是在2001年走跌（頁71表二-5、二-6）
「我變窮了」的原因分析
薪資下降由種種因素造成。
第一，台灣勞工有勞基法的緊緊保護，這也是造成薪資下降的間接原因之一。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指出，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台灣勞動市場的相對開放，尤其早期隨著勞基法的頒布（1984年），雖然旨在保護勞工權益，但卻讓許多工會組織動輒發動抗爭，甚至有人蓄意搗蛋製造勞資糾紛，讓企業不堪其擾。因此在1980年代開始，印度、中國、東南亞國家漸漸開放產業和人力流動，企業的選項變多，有的直接採取外移。「在勞工人力來源供過於求的情況下，自然會壓低薪資的水準，」吳惠林說。
第二，失業保險開辦（1999年1月1日）可以緩衝六個月，讓問題延後發酵，但近期都一一浮現了。
第三，WTO、產業外移，薪資短期無法大幅提升。
外國人來台灣比照當地人的薪資水準，也會壓縮到台灣人的生存空間，變成有很多人同時在等待同一個工作。尤其製造業部門可以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可是都已經逐漸外移。
第四，大陸勞動力的吸納。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局長鹿篤瑾說，今天若沒有大陸的話，就不會面臨那麼多結構調整的壓力，中小企業也不需要出走。
中國大陸讓就業情事陷入惡性循環。張瑞明說，不景氣造成產業外移，因此提高失業率；失業率高，企業又壓低薪資給予低薪。
幾乎所有的業種都很難期待他們會調高薪水。美商惠悅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副總經理暨首席顧問王伯松說，1999年以前，高科技產業每年平均調薪幅度7％，但這兩年景氣不好，薪資調幅掉到3％左右。金融業也是一樣。因為1990年代初期金融業發展得很快，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雖然沒事，但實際上已經有很多危機。後來再加上外商併購、金控公司的合組，所以釋放出更多人力。至於化工業、製藥業、消費產品業的調薪幅度約從5％、6％，變成只有4％、5％。
張瑞明說，今年還有調薪的高科技產業也不多，大多是凍結狀態，只有少數光電半導體公司和資訊公司有調薪。在高科技領域中，只有研發人員的薪資抗跌性高，測試、維護的工程師抗跌性就比較低。
鹿篤瑾指出，通貨膨脹是常態，但這五、六年來比較緩。緩是因為這幾年本身的經濟環境不好，全球勞動剩餘壓力很大。失業的壓力形成，不見得只是勞工的問題，「還關係到整個景氣的問題。」
鹿篤瑾也說，2001年是一個滿不好的情況，主要是因為經濟成長是負的。實質總所得減少，人口卻增加的情況下，分子減少、分母增加，每個人平均所得當然是減少。
很簡單的道理。鹿篤瑾指出，「經濟成長率若低於人口增加率，每人實質所得就一定是下降的。」
此外，取才年輕化也是低薪原因。因為要開源節流，現在組織年齡有往下走的趨勢。歷經不景氣，企業用才年齡往下降。
網路興起，也帶動了年輕化管理的趨勢。王伯松說，「dot com打破了CEO的年齡層。」
此外，企業組織規模縮小，部門小，需要的管理人才自然也不用太昂貴。而且因為牽扯到搬遷的問題，現在急速發展，所以企業需要移動性高的經理人，這方面，四十歲以上的人就輸給年輕人。
許書揚說，現在CEO的主管年齡下降，三十至三十五歲就掛管理階層。即使是傳統產業，也已經開始願意授權，讓年輕人去闖。
每戶家庭收入在下降
薪資下降，導致每戶家庭收入減少。2001年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顯示，2001年家庭平均每月收入8萬9000元，較2000年減少2.5％。
經濟負成長是主因
以上負面數字的產生導因於去年經濟首度出現負成長。去年全年經濟負成長2.18％，這是1951年來首次負成長。產業外移，產業結構改變，使國內的勞動市場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為57.2％，全年失業率上升為4.6％，分別為歷年來勞動力參與率最低與失業率最高的一年。
台灣人的生活現實
台灣民眾要面對的生活現實是：台灣已經不能年年高經濟成長。李桐豪觀察到，台灣在民國八十幾年成長很快速的時候，畫了一個很快往上的預測線，但是經過這一段期間的試鍊，「我們發覺，確實是整個產業結構的改變面臨瓶頸，」李桐豪說。
個人財富組合裡面，除了存款，還包括股票、房地產，所有財富都在縮水，這是實質上計算的結果；另外，則是一種感覺，當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會感覺到價值的縮水。例如每個月賺5萬元，當就業率各方面都很安定的情況下，一般人會覺得很夠；可是反過來說，如果隨時會有「明天就失業」的情況下，「這5萬元就means nothing（什麼都不是），」李桐豪說。
還有一個數字也顯示經濟不看好，就是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已穩定，但8月份躉售物價較上年同月衰退0.7％。
躉售就是批發價格，它是廠商的價格指標，投資對廠商是非常重要的。李桐豪指出，躉售物價指數下降代表經濟不好、投資環境不好，這對台灣長期發展是比較不利的。但躉售物價指數要反映到消費者物價指數，則還有一段時間。
「所得下降，購買力就下降，也就是相對貧窮，」李桐豪定義。
薪資降低是普世皆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中國的興起。由於大量製造產品、供過於求，價格自然降低。價格降低、利潤降低，薪資自然無法提高。英業達電子副董事長溫世仁指出，上海現在也出現降薪的現象，而且未來每年可能都會向下調降。
消費力降低
相對貧窮造成的第一個衝擊是：整體社會的消費力降低。
景氣走跌，民眾購買力低，房地產價格自然也好不起來。根據宏大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的調查顯示，台北市預售或新建四、五樓公寓的每坪價格已跌落到接近1996年的價格（頁74表三）。
民眾借款金額攀升。2002年上半年信用卡簽帳金額4181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0.1％。2002年6月底的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2849億元，較上年同月底增加24.5％；而1～6月的信用卡預借現金54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5.7％（頁74表五）。
第二個衝擊是：年輕人成為新貧階級。陳建甫指出，現在的年輕人如果沒有父母的接濟，沒有送房子、送頭期款，大概終其一生都在付房貸。
工作貧窮
另外一個出現的新貧階級是三明治的中壯年。陳建甫指出，有一種現象是working poor（工作貧窮），這種現象在這代中、高齡的三明治族群最明顯。「一個家庭如果不是雙薪，還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要扶養，那就容易淪陷到中線以下的相對貧窮，」陳建甫指出，所以這代人有很多人不願養小孩，甚至不願照顧父母。
還有一種新貧則是不斷陷入貧窮困境的傳統產業失業勞工。鹿篤瑾指出， 營建工人的薪資價格彈性大，因為他們是邊際就業人口，屬於體力工，而且沒有流動性，無法去大陸。營建業景氣不好已經有六、七年了，再加上外勞引進。1994、1995年還有一百萬的營建人口，現在只剩下七十萬人。
各個產業所吸納的人口緩慢增加，甚至未增加，導致就業市場蕭條。1980年代服務業的開放還可以吸收製造業第三次加工從業人員釋出的人力，一年服務業大約可以吸納十到十五萬人，但去年的服務業人口只增加七萬人，而製造業的總就業人口並沒有增加。
相對貧窮的一個指標是攤販數目的增加。鹿篤瑾指出，統計顯示，2001年的事業主所得增加，其中有一項原因是夜市擺攤人口增加，但消費市場胃納有限，這部分也可能排擠到大百貨公司的生意和服務業的薪資。
相對貧窮最嚴重的衝擊是：社會階級擴大和貧窮家庭增加。陳建甫指出，這使下一代的教育和競爭力受影響，社會資本無法累積；自殺率提高、社會治安惡化、犯罪率提高等。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孫克難指出，所得惡化造成財富惡化，再導致儲蓄惡化。長遠來說，貧窮會造成社會不安，犯罪率提高，自殺率提高，沒錢繳學費再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造成窮人的惡性循環。
相對貧窮，讓社會很難再出現第二個陳水扁。陳建甫指出，像陳水扁總統可以從一個三級貧戶的小孩變成一國的總統，這在社會階層的變動上是一個特例。以前還可能有特例，現在的情況卻完全不可能再出現第二個陳水扁。像南投有一位受災戶出了三個優秀的女兒，本來都可以上台大，卻因為沒有經濟能力，三個小孩都去唸軍校。軍校的發展有限，如果這三個女孩子都去唸台大法律系，等到十年之後，這個家庭的收入可能很不得了。
還有其他失業者的下一代甚至就放棄了升學，這更容易讓一個家庭落入貧窮的惡性循環。新的多元入學方案在這種時機下實施，家裡沒有財力或資源的小孩，更可能在升學結構中處於劣勢。
此外，處在長期失業的狀況下，消極的人會帶著家人一起去自殺。現在是小家庭的組織，以前親友救助的方式現在比較不盛行了，如果沒有管道借錢的話，就容易走上絕路。現在很多失業者以前也都算是中產階級，所以採取的多是非暴力的方式，犯罪率不見得提高。
衝擊會有多大？
未來的衝擊會有多大？李桐豪指出，薪資的減少是暫時性抑或永久性才是重點。勞工階級如果評估這樣的下降是暫時的，消費習慣不會改太多；如果是長遠的，就要把未來所得下降的因素考慮進去。「對未來的預期不樂觀時，消費金額的縮減會完全反應薪資的減幅，」李桐豪強調。
日本就是消費無法提振，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有沒有工作」。現在台灣是有拉下鐵門的小店鋪，但也有新的大店出現，這是消費市場「購物中心化」，代表產業結構的改變。「如果那天連SOGO百貨都倒下了，那就是大問題了，」李桐豪說，所幸這次台灣還沒有看到總體消費有太大的衰退。
不過李桐豪提出警訊，「看台灣的未來可能要看日本的樣子」，如果連續兩年經濟成長都不好，就失業族群來說，兩年老百姓的儲蓄也用得差不多了。如果二十萬到三十萬的核心人口再找不到新工作，就會帶來經濟和社會問題；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暫時性的問題也可能變成長久性的問題。
回歸簡樸，擁抱本物
回歸簡樸生活，倒是這回相對貧窮衝擊之下意想不到的收穫。張瑞明指出，台灣經濟自1988、1989年起飛，大約維持了十年的榮景。歷經去年的不景氣，現在回歸到返璞歸真的簡約生活。
張瑞明歸納許多人身處相對貧窮時，會出現一些過去不常見的行為。
第一、創業人口的增加。
很多人最有可能去開計程車、做直銷、開店。一位年約二十八歲的計程車司機說，「現在工作不好找，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是因為薪水都不高。尤其又要繳房貸的話，一個月沒3萬多怎麼過得下去？」他只找得到2萬多的月薪，所以寧願先開計程車。
許書揚指出，薪資低會造成人才外流、個體戶的出現。尤其在台灣是絕對肯定的，台灣創業精神重，所以此點更會促成。許書揚認識很多例子，就是跑到中國去當個體戶的。因為之前在台灣待業很久，去大陸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就自己成立個體戶，現在則是從事服務業，因為服務業門檻最低。
「一樣要當個體戶，去大陸的機會比較大，」許書揚說。
第二、回流教育的人增多，自費進修學習的人也變多。
以前會在工作之餘去上一些課程的人，有三分之二是靠著公費支付的；現在則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自費上課。尤其是一些證照的班更是熱門。
第三、很多學生會被迫打工。
現在的父母收入短缺，愈來愈多人念不起私立學校，需要自己打工。公立學校也會因此愈來愈吃香，私立學校可能被迫合併。
第四、個人的消費緊縮，會量入為出。這對整體經濟發展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
有一位平面媒體業的財務經理表示，以前她都坐計程車上班，自從她先生辭職在家兩年都還未找到工作後，她開始改搭公車上班。
如果這些現象沒有改善，台灣的社會恐怕會失去活力。宏大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卓輝華指出，若是沒有消費，社會功能就會下降，進而造成經濟體衰退，結果就像日本一樣經濟緊縮。
有些產業，如人力仲介業也受到很大的衝擊。許書揚說，2000年時，談一個案子只需要一個半月就可以完成，現在都拉長到兩個月到兩個半月。因為失業讓人選增多，資方姿態也跟著提高，三位已經不夠選，他們希望多談幾位。
現在求職者也相對穩定很多，多半是一動不如一靜。以往接觸高階主管人選時，平均三位就有一位會願意嘗試面試。現在接觸五位，可能只有一位願意談人力仲介想要引介的工作，不輕易換工作。
以往求職者轉職的評估點在於：一、新公司的產業前景；二、薪資的調漲，完全是以薪資為上。現在會轉職的考量，則是因為公司前景或舊公司體制不佳，而不會在薪資上多所要求。
更大的衝擊面還在後頭。許書揚說，現在台灣人的對手是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彼此的競爭已經擴大，所以現在工作者也開始關心到整個亞太地區的工作機會。
不過，台灣人要與香港人、新加坡人競爭，必須具備幾個條件：
第一、要能說流利的英文。
第二、有在著名外商機構工作的經驗。
亞洲國家失業率高於台灣（香港7.7％；日本5.4％；另外，美國失業率為5.9％），所以他們也想來台灣就業，促成人才的交流。他們的薪資水準也逐漸接受調低，因為台灣的人才薪資本就比他們低。
許書揚說，最近有兩家知名百貨要找總經理和分店的店長，競爭者來自四面八方，可是台灣人卻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只有日本人、新加坡人、香港人有機會。
台灣是以製造業著名，在服務業領域無法與香港、新加坡競爭，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是以服務業著名──新加坡有很多購物中心，香港則是金融服務中心。
此外，台灣人也要警覺來自大陸人才的競爭。許書揚指出，就算在台北念高中、到高雄念大學，也比不過一位大陸人在北京念大學、在上海念研究所，因為大陸幅員廣大，可培養出接受度彈性更大（文化包容度更好）的人才。
「這對台灣島內的就業機會競爭是挑戰和威脅，長期而言是個隱憂，」王素彎說，尤其是大陸實行一胎化政策之後，很多人的教育程度都不錯。
未來能見度不高
展望未來的經濟，也不是很樂觀。生意不錯的公司對未來的能見度也只有一、兩個月。譬如廣明光電總經理簡貞介就指出，未來的景氣能見度只有一、兩個月。
鹿篤瑾說，目前全球景氣沒這麼樂觀，復甦也不顯著。像這一波的高科技發展到今天，電腦、網路、手機、視訊好像都到一個成熟期了，要再擴充並不容易。
其次，大陸已經介入這個市場。毫無疑問地，勞力密集的產業沒有漲價的機會。大陸的興起，對全球比較大的影響是通貨緊縮。因為物價不但不漲，反而一直在跌，跌的話大家就會害怕，進而拖累到景氣和就業。「而且會延遲消費，」鹿篤瑾說。
未來薪資的調幅仍有限，每個人必須勒緊腰帶。王伯松說，因為薪資的累加是屬於公司固定成本的一部分，但現在公司會愈來愈重視固定成本的增加。所以會將績效和能力反映在年終獎金上，薪資幅度不會調漲太多。
個人及政府該怎麼辦？
那個人及政府該怎麼辦？有何解決方案？
就個人方面，許書揚建議，英文要加強，工作者必須不斷提升自身能力。
政府則要擬定可以讓高科技產業根留台灣的方式。許書揚分析，在薪資光譜中，服務業本來就處於中、下的薪資水準。以後如果服務業當家的話，薪資結構可能更低。「現在經濟轉型，製造業外移，等於高薪的產業外移，這也是拉低整體薪資水準的因素，」許書揚說。
不過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樂觀地表示，經濟調整的問題，政府無法使太多力，因為經濟力量碰到什麼問題會自己調整。而且經濟隨時都在調整，只是這一次比較大，所以工作者要有心理準備，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降低失業率也是政府要注意的。李高朝建議，結構性的失業，也就是自然失業率大約會維持在2.65％到3％之間，再加上摩擦性的失業（編按：指人們在尋找工作或轉換工作過程中的失業現象）。政府要做的，就是想辦法降低摩擦性失業。摩擦性的失業需要長時間的調整，而結構性的失業（編按：指勞工所處的地理位置與擁有的技術無法配合既有的工作機會，通常由於原先服務的產業科技進步或進口競爭而衰敗）很多都是高齡人口的問題，這部分很頭痛，因為這些人往往是家庭經濟的支柱，如果失業影響到下一代，影響層面會很深遠。
另外，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提出社會福利政策。林大鈞指出，政府實施的社福政策已減緩所得差距擴大的趨勢。2001年各級政府發放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老農福利津貼、殘障生活補助、災害急難救助，以及各項社會保險（包括全民健保、勞保、農保等）保費支出補助，計縮減所得差距倍數一‧一三倍，顯示政府持續推動社會福利措施，有助低收入家庭所得提升，減緩所得差距擴大趨勢。而家庭對政府移轉支出（稅捐規費及罰款等）亦縮小所得差距○‧一五倍，總計家庭與政府間之移轉收支縮減所得差距約一‧二八倍，為歷年來縮減所得差距倍數最多的一年。國民年金保險（草案）也採同額補助方式，未來對於所得差距之改善，亦會有所頁獻。
孫克難指出，政府的福利和救濟應該分開談，老人年金是錦上添花，無助於社會福祉的增加，應該是保險的一部分，以國民年金的方式讓財務自主。政府應該照顧的是最低層、最弱勢的社會族群，把錢用在真正的弱者身上，社會才會更祥和。
李高朝建議，改善失業狀況，福利政策只是短期的。像經建會發展照顧服務業、觀光服務業，才是人力改造的一環。協助年齡適合的人提升工作能力很重要，減少外勞引進也是一種方式。
陳建甫也建議，像勞委會推動的「永續就業計畫」，針對低所得者的勞動市場，提供臨時工作，這是協助絕對貧窮的人的作法。對絕對貧窮者要做的是救濟，但對於只會在某個階段或短時期內陷入貧窮困境的家庭，政府可以採取政策來克服問題。
此外，要善用民間的力量。陳建甫建議，現在台灣企業出走，政府債台高築，所以應該動員民間的力量，協助貧窮的家庭度過最困難的日子，只要支持他們五到十年之後，也許經濟再發展，也許子女已長大就業，家庭就可脫離貧窮的困境。
政府要創造就業機會，不應該把所有的資源都去補助大企業，應該撥一些補助民間團體，甚至是提供個人的融資管道，透過多元且有創意的方式，讓有工作能力的人可以自己救自己。像基隆的白米社區，就是由民間團體自發性的幫助中壯年的失業者，以最低工資請他們擔任巡邏或清掃的工作。其實政府應該用更有創意的方式進行社會融資政策，例如交通罰單開放民間處理等等。
最後，是促進經濟成長。李桐豪指出，台灣的經濟現在有一點成長，但是更應該關心它有沒有達到應有的成長潛力。像韓國的改革成功了，今年表現就非常好，台灣表現較差是理所當然的。台灣跟新加坡則非常相近，去年新加坡的成長也是負的，到了今年我們的預期成長率是3％，他們的政府預期成長率是3.8％，學術界公布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率是4.7％。
台灣的經濟成長潛力應該是5％。李桐豪指出，中間2％的缺口代表的是資源的浪費，資源的浪費顯示在社會裡面就是失業率增加。「我們並沒有達到自己應有的合理成長。政府應該善用將近19兆元的企業及個人存款，讓死水變成活水，不是拿這些錢去蓋工廠而已，台灣必須成為一個金融中心，」李桐豪強調。
李桐豪以日本為借鏡。他指出，日本最大的問題就是銀行壞帳高、股市和房地產下跌，台灣現在要把台灣像日本的這種經濟循環性打掉，金融重建基金就很重要，「政府要讓台灣脫離泥沼需要技巧和能力，」李桐豪說。
未來經濟成長有一大動力來自企業的覺醒。「日本經營指導之神」船井幸雄建議，大家必須對無限製造資源浪費、不斷追求紙上金錢遊戲的資本主義（編按：其實資本主義不是只有這個陰暗面，已修正許多，但船井的看法多少可以提供一些省思）有所反省。他認為本物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本物主義就是做出真正對人類有益、最純樸、最自然的產品與環境供人類享用（頁140）。
台灣的中華汽車，強調以人為本的經營；統一企業不斷秉持企業良心，做最有益人類健康的天然有機、有正面能量的食品和水；特力屋、Costco等想盡辦法掌握消費者最物超所值的服務等，都是擁抱本物的一種作法。也許，這是未來希望所在。
認清貧窮無法消滅，但要控制貧窮的範圍。
由「台灣錢淹腳目」到台灣突然有貧窮危機感，也不過是這一、兩年的事。俗話說「一夕致富」，但「一夕致貧」更是擋不住的危機感。你是不是該提早做好人生規劃呢？
如何解決相對貧窮？
一 個人需加強英語，提升自我能力。
二 政府要擬定可讓高科技根留台灣的政策。
三 政府要注意降低失業率。
四 政府提出社會福利政策。
五 政府推動永續就業計畫。
六 善用民間力量，讓有工作能力的人救自己。
七 促進經濟成長，使台灣成為金融中心。
八 企業覺醒，做些真正對人類有益的產品；
對員工有良心的管理。
九 個人生活趨於簡樸、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