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推動Smart City宛如全球城市圈的奧運競賽，也是外界檢視一座城市進步與否的關鍵指標。在台灣，身為首善之都的台北市，更堪稱是眾縣市的領頭羊。
早在2006年，台北就獲得ICF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首獎，並在2016年成立單一窗口的「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引進民間企業資源和創意，把城市場域變成living lab，讓市民接觸到更多智慧化服務。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去年公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台北也拿下全球第八、亞洲第二的佳績，並在醫療服務、線上消費、免費Wi-Fi等指標拿下高分。
倚仗著良好的底蘊，現任市長柯文哲上任六年來，繼續從智慧服務，往「智慧治理」的方向推進，舉凡「i-Voting」網路投票平台，整合愛心卡、學生證、敬老卡的「台北卡3.0」，已運行多日的無人自駕巴士，到去年底率先成立的「資料治理委員會」，一再刷新台灣城市的智慧化里程碑。
圖／台北市在2016年就設立專門辦公室，負責智慧城市推動業務。
對近來引發討論的科技防疫、天網追蹤，到中央力推的數位身分證，號稱全台最高智商（IQ）地方首長的柯文哲，與《遠見雜誌》分享許多對智慧城市浪潮的第一手觀察。以下為訪談精華：
《遠見雜誌》問（以下簡稱問）：台北市在2016年就成立「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請問五年來有哪些成果？
柯文哲答（以下簡稱答）：這分成Bottom Up（由下而上）跟Top Down（由上而下）。當時我們想，政府不會比業界更了解市場，不要老是政府去想幹什麼，而是提供平台給企業跟個人，所以設置這個辦公室，凡是要在台北做實驗，都可以來提案。
但執行兩、三年後發現，業界常天馬行空，讓我想起松下幸之助的話：「企業要生產市場需要的東西，而不是我們能生產的東西。」智慧城市辦公室承接200多個案子，花很多力氣開放台北做實驗，最後能上市的很少。
市府出題目，「懸賞」業者想解方
所以，我們另起一個Top Down。台北市政府還是最大採購商，年度編列1700億預算，一年兩次，每個局處公告他們想買的東西；不過，不是買產品，而是買「服務」。
講個案例，內湖花卉批發市場有天說太熱，要買冷氣，預算6000萬，於是，就用6000萬來買服務。
坦白講，一開始，根本連標案都不會寫，因為不只是買冷氣機，還有綠色植栽、要通風、自動門，否則門一打開，冷氣就洩掉了。
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是Bottom Up，開放大家提案，後來倒過來，我出題目給你做。現在，每個局處會把想買的服務公布在台北電腦公會，懸賞廠商來做。這樣的成功率比較高。
另外，每年3月的智慧城市展，讓國際和廠商來展示，有兩個目的：一是邀請全世界會買產品的來；另一個是以後會當總統跟總理的來，薩爾瓦多現任總統就跟我見過面。
還有布拉格市長，他來一談，發現你也是醫生、我也是醫生，愈談愈高興，後來我們就簽了姊妹市，把中國氣得要發瘋（大笑）。你看，我們還能利用智慧城市展順便做外交。
問：智慧方案百百種，怎麼做才能讓人民有感？
答：現在有廠商做實驗，我們開始試辦「iTrash智慧垃圾桶」，像自動販賣機，以前是丟錢進去、掉東西出來，現在是丟空瓶子，但不是掉錢，叫你悠遊卡放上面，嗶！按照分類幫你計價。
每天垃圾車來的時候，你不見得在家，或是晚上聽到「少女的祈禱」（垃圾車配樂），就趕快拿垃圾出去丟。如果有個垃圾機，這樣就方便了，現在內湖已經有好幾台。
鎖定三族群：學生、老人、公務員
問：很多智慧應用剛開始上路時，常會挑戰民眾的既有習慣，台北在這方面有什麼策略？
答：新技術推廣前面的13～16％最難。我們想出一個方法，台北市推展智慧城市，先鎖定三種人：學生、老人跟公務員！
當年，我取消重陽敬老金；改發「敬老卡」，一個月480點。這次發「三倍券」，台北就有38％用敬老卡加值。他們（中央政府）說：花1000、給3000。台北只要登記卡號，刷3000、我再補3000給你。結果誰是最大受益者？全家跟全聯，一個半月就刷了11萬人，「長者」是台北的E化先鋒！
這次疫情防治雖然很成功；但也有失敗，「數位轉型」失敗了。我們沒有趁這波做數位轉型，我們敬老卡刷3000補3000，議員罵我：才38％！我說，全台灣才8％！
學生是這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比較好教，台北市的國小、國中跟高中，加起來22萬人，幼稚園加上去有28萬人。去年，我們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用電子支付繳學費的有55％。
藉疫情推「台北通」「酷課雲」，危機變轉機
台北市的「酷課雲」，以前拍了一萬多部影片，放在網路上沒人要看。這次新冠疫情停課，迫使大家不得不使用，半年內點閱率就超過過去四年。所以，危機就是轉機。這次，台北就把酷課雲跟「悠遊付」推上去。
問：智慧城市是不得不做的世界趨勢，但最近的「天網」跟「數位身分證」，為什麼讓民眾有疑慮？
答：我們早就想到了，不是要推數位身分證嗎？政府被迫出來停止。台北市最近成立「資料治理委員會」，一個管公司、一個管數位應用、一個是個資保護。比方，公車上下車都要刷，每個公車都很清楚，如果有人申請要使用這筆資料，這樣合不合理？規範是一定要有的，因此，資料委員會裡面就有個「個資保護組」。
台灣政府沒成立資料治理委員會，也沒有個資保護委員會，說要立專法，too late！我們早就做完了。
坦白講，我對當今中央政府的感覺就是，既不夠聰明，也不夠認真。
問：這麼新的數位治理議題，該怎麼跟民眾溝通？
答：危機就是轉機。陳時中（衛福部長）有一天不是突然宣布，說八大行業停止，我問為什麼，他說一個媽媽桑被感染，停一、兩個星期，那些人就受不了，會找民代施壓。而台北市有大數據，查出八大行業一晚就進出一萬多人，是很驚人的量。
於是，大家抗議說要重新開門。但要關容易，要開沒人敢。陳時中最後出來說，重開可以，要戴口罩、梅花座、保持社交距離。我想，那去舞廳要幹什麼？
因此，我們發明一個東西，一開始是用身分證後面的條碼，花了一個星期寫程式，每個酒店舞廳發一個QRCode，手機一掃，那支手機就變掃描器，你要進去就拿身分證掃，一掃資料就上傳，市政府替所有八大行業保存顧客資料，28天後自動銷毀，警察進去臨檢時，身分證拿出來，沒掃到的就罰錢。
結果，徐巧芯市議員說，這有個資問題，身分證背面有父母、配偶跟住址。於是，我們發明「台北通」App，只要把資料輸入，跟QRCode對準就可以了，沒有洩漏個資的疑慮。
為什麼我們跨年敢辦？因為一個個進來的是誰都知道。這就是裝備不一樣造成的差異，不要以為辦跨年很敢，我們是想好了，你要有身分證、不然就要有台北通，兩個都沒有就不准進場。旁邊還設諮詢站，不會用，就教你怎麼下載台北通。
圖／台北市跨年晚會嚴格防疫，採行實名制，須出示身分證或下載台北通登入，才可以快速通關。
所以，危機就是轉機，利用每次的危機，讓國家往前進。台北經過疫情以後，會比以前更強大！
問：做數位轉型跟內部整合時，各局處是不是常有不同的思惟跟衝撞？
答：很簡單，3％管理法。比方說，推廣電子發票最差的五個單位，都要進市長室報告，下次會改正。
政策有推力跟拉力，我也不是暴君，會看為什麼做不到，像目前辦電子發票的設置成本要5萬，太高了。我請祕書長研究，看怎麼讓電子發票系統降價，必要的話要補貼。假設可以壓到1萬，輔導1萬家店也不過1億，對台北市來說，並不是很大的錢。
布建數位基礎建設，減少貧窮世襲
問：智慧城市這個議題，全世界都在燒，台北市的優勢在哪裡？
答：台北本來就有優勢，比方發展「自駕車」，我們有公車專用道啊！一開始就在公車專用道練，讓自駕車走公車專用道，只是沒有鐵軌的捷運而已，把紅綠燈、IOT（物聯網）布置好，就走固定路線。
關鍵在於數位基礎建設，像我們在學校推數位，為什麼會成功？我花了16億元，把台北市236個學校（國小到高中）全部裝光纖網路，每個教室都有獨立Wi-Fi，還有三個網路插頭，國小三年級以上全部配iPad，拍了一萬部酷課雲，連線40萬冊電子書在裡面，每個教室都有85吋觸控螢幕。
我爸爸是小學老師，我看那個最感動，我去仁愛國中看，老師拿iPad在上面畫來畫去，不用寫粉筆，以前都要吃粉筆灰，現在觸控螢幕都同步！這就是基礎建設，我後來也免費開放酷課雲給其他縣市。
問：為什麼數位基礎建設這麼重要？
答：我查過，台北市大概有10％的國中生，家裡沒有網路、手機。為什麼要做校園光纖網路？如果沒建立，這10％永遠沒辦法接觸網路。你回家我沒辦法幫你，但至少在學校可以用。
如果那10％不能用網路的人，沒辦法用國家力量解決，他們會被社會遺棄。現在的台灣，貧窮已變成世襲，沒辦法翻身。1994年，那一代不能用網路的人都被犧牲掉了，教育是窮人翻身的最後機會，政府要讓窮人可以翻身。
問：台北發展智慧城市的經驗，其實可複製到全台。市長若有機會更上層樓，有沒有想過怎麼發展智慧國家？
答：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小問題解決了，就沒有大問題，你不解決問題，問題就解決你。總之，就是不要講屁話，每天認真工作就好。
例如，一開始，公車要弄「智慧站牌」，後來發現實在很貴，還要接電。現在，台北市每個公車站牌都貼QR CODE，拿手機出來看就好，成本省很多，這就是智慧，就是解決問題！
智慧化是這樣，在人類歷史上，break through（突破）不多，更多的是連續、局部的小改變，其實，Steve Jobs（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發明iPhone，裡面的新技術不多，只是把技術整合起來，每次不斷進步。
回答你的話，我覺得是這樣，不要幻想一天改變國家，每天進步一點一點，最後國家才會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