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文集」(以下簡稱「愛集」)由許良英、趙中立、范岱年、張宣三及李寶恒等編譯，共三卷，於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間由大陸商務印書館陸續出齊。其中收有愛氏的論文、講詞、談話及書信等共四一０篇，約一百三十萬字。
它是第一本中文的愛因斯坦原著集。按出版年代論，它是世界上第十部愛氏文集，也是迄今已出版的各種文字的愛氏文集中，篇幅最大的一部。
儘管「愛集」已出版快十年了，但它仍然值得一評。因為，第一，時間並未使這套書的價值有所衰減；第二，時間也使我們看到，在那些地方應對編譯者提出批評。
不因人死而書亡
「愛集」的價值，首先在於它有用，即具有書那樣的用途。實在說，某些以個人命名的文集，並不具有書那樣的功用，而只是書架上的非書性裝飾。因為，這種文集之所以出版，簡單地出於文因人貴，到了「准出文集」的級別。至於其中文章的可讀性，也許曾經有過，而早已不再具有，或者過去也不曾有過。
「愛集」出版前，本打算用「愛因斯坦選集」作為書名，但被否定了。理由是愛因斯坦不夠資格使用「選集」一詞！「不夠資格」，很好，這正表明「愛集」全然不靈於那類人死書亡的資格出版物。
的確，愛因斯坦的影響，並沒有因人死而變弱，反而更強了。愛氏後半生的探索，當他在世時，並沒有得到普遍的理解和重視，晚年只有極少數的追隨者，甚至被人認為是「活得太長了」。
可是，在他逝世十年、二十年之後，即漸漸查覺，那些被冷遇的工作中含有重要的先知。恰如愛氏自己預測的，也許他太超前了，以致許多研究「將被遺忘，但將來會被重新發現」。
果然，目前至少已有兩項「被重新發現」了：一是統一場論，一是宇宙學。
愛因斯坦在最後的三十二年全心致力於建立引力場與電磁場的統一，當時被許多人看作徒勞；廣義相對論宇宙學，也是愛因斯坦一直熱衷的課題。在五十年代，對宇宙學的評價比統一場論稍好，但也只是：宇宙學是很美的理論，但不一定是物理的理論。
今天情況則可用一個小數字來說明。一家以科學內容為主的出版社，在其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物理學書籍中，以統一場論及宇宙學為主題的，約占四０%。還可以預計，下一個將「被重新發現」的課題大概是引力波，它有可能在下個世紀進入實驗物理學的主流。
可見，無論對於關心過去的人，或著關心現在及未來的人，「愛集」都是富有價值的。
兼收成功與失敗
「愛集」值得推薦的第二點，是其中兼收成功與失敗。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中的地位，毋須在此多說，只指出如下一點：近代物理學的三塊奠基石－－量子論、相對論、引力論，大約有兩塊是愛因斯坦的貢獻。無怪有的物理學家戲稱愛氏為「教皇」。
因此，編選「愛集」，被不瞭解的人看來，多少有些像代聖人立書。儘管如此，編譯者並未懾於「聖人」形象而採用「句句是真理」的篩選原則，而是文章不論對錯，照錄不改。
比如，「愛集」中一九一一年討論光線彎曲的論文，早被證明是錯的；愛氏關於宇宙常數先是引入後又排斥的做法，也被證明缺乏根據；「愛集」中還收有不少愛因斯坦與玻爾之間的爭議的文稿，現在看來，在這場著名的爭論中，愛因斯坦有相當部份是輸家。
編譯者如此收錄，不僅表明他們謹守著尊重事實的科學原則，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科學的價值觀。
科學的發展，逐漸確立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宗教的價值觀。任何宗教或準宗教都無例外地宣稱自己的經典的至高無上的正確性。這等價值認為，正確性或正確程度是價值的基礎。在科學研究中，價值並不完全依賴於正確程度。
一篇被證明是錯了的文章，有時是頗有價值的：相反，一篇沒有錯誤的文章，有時卻是毫無價值的，被編輯退稿。因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提供新知，文章錯了，有時卻提供了新知；文章不錯，卻不一定提供新知。對真理的追求，比之對真理的占有更有價值，更不用說比那些對並不存在的真理的堅持了。「愛集」就是這樣一部對真理的追求的紀錄。
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
「愛集」的第三個持點，是系統地收集了愛氏有關人生、道德、宗教、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見解。像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一樣，愛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人。他特別強調有知識的人對社會有更大的責任。
他說：「就「知識分子」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他則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由於他受過特殊的訓練，他對輿論的形成能夠發揮特別強大的影響。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力求把我們引向獨裁政治的人們特別熱衷於要恫嚇知識分子，並封住他的嘴。因此，在當前這樣的環境下，知識分子認識到自己對社會所負的特殊責任，也就更加重要了。這應當包括拒絕同侵犯憲法上的個人權利的任何措施合作。」 的確，以這種科學獨立精神對抗侵犯個人權利的獨裁政治，是科學家社會中的傳統之一。「愛集」中涉及的著名事例即有：塞爾維特對加爾文教權的對抗；布魯諾、伽利略對羅馬教廷的對抗；斯賓諾莎對荷蘭猶太教的對抗；奧本海默對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對抗。而愛因斯坦本人則是與德國法西斯對抗的代表。
「愛集」使我們看到，他是如何實踐著如下的責任觀的，「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的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最後，提一點批評。「愛集」中有不少注釋，對讀者理解原文很有幫助，這是應當感謝編譯者的。但有一條不好。在「對恩格斯自然辨證法手稿意見」一文中，愛因斯坦說：「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這部手稿(指「自然辨證法」)的內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
對此，編譯者寫了一條批判性註腳，最後說：「真正「可笑的」，恰恰是愛因斯坦的無知和他的頑固的資產階級偏見。」
帽子式的批判
首先，這種文化大革命語言出現在這種嚴肅的書籍上，很不協調；再則，用「無知」來描寫愛氏在「當代物理學」及「物理史」方面的知識，更不妥當。
在一九七六年的再版中，這句話被刪去了，但仍保留著「反共哲學家胡克引用過愛因斯坦的話」這種政治性暗示。此外，在第二卷編選說明中對宇宙學的批判，也是帽子式的。
當田然，由於本書出版於文化大革命的晚期，這種狀況也許不可避免的，但若從愛因斯坦的「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上來衡量，也許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建議再有機會新版「愛集」的時候，徹底清除掉這種反科學時代的污染。
愛因斯坦的另一面
愛因斯坦於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出生在德國烏姆城裡一個中產階級的猶太家庭；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死於美國普林斯坦。
他因「相對論」而聞名於世，也是製造原子彈的關鍵人物。除了科學上的輝煌成就，從以下幾則趣聞軼事中，可以看出他淡泊名利的一面。
藝術家的模特兒
－－好萊塢全盛時期，在慶祝「城市之光」放映的盛會上，卓別林邀請愛因斯坦一起參加，人群瘋狂地把他倆的轎車包圍起來，爭著一睹大科學家與大明星的風采，愛因斯坦茫然地問卓別林：「這是幹什麼？」
－－愛因斯坦成名之後，記者老是用一些枝節問題和無關痛癢的話纏著他，畫家、雕塑家川流不息地為他造像。有一次在火車上碰到一個陌生乘客問到他的職業時，他無可奈何地回答：「我是藝術家的模特兒。」
－－他被捧為名人之後，在一次社交場合中，愛因斯坦惆悵地透露：「年輕的時候，我對生活的希望只是靜靜地坐在一角工作，而不要公眾注意我。可是現在呢，看看我變成什麼樣了！」
－－愛因斯坦剛滿五十一歲時曾在一封信中指陳：我把相對論看作我畢生真正的工作；其他方面的思想，我只不過是逢場作戲的「臨時工」而已。
－－科學是他的欲望，僅次於科學的，就是音樂。愛因斯坦彈鋼琴時，有時會突然停下來，大聲叫嚷：「好呀！我可找到竅門了！」－－找到的是一個科學難題的解答。
－－牛頓去世時，他的骨灰供在倫敦中心的西敏寺裡，就在英國歷代帝王的骨灰旁邊，讓大眾瞻仰。愛因斯坦去世，全世界也為他哀悼，但是因為他臨終前要求不要任何儀式、墓地或紀念碑，所以只在幾個親近的人面前，於新澤西州舉行火葬。
(王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