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接下來6個月的療程，我慢慢了解貝拉，對她的毅力、勇氣和坦誠逐漸產生尊敬，她是個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年輕女性。我也了解到，她完全不是傲慢，而是嚴重缺乏自信。（本文摘自《受傷的醫者》一書，作者為卡洛琳‧艾爾頓，以下為摘文。）
從「醫學生」蛻變為「醫生」的困境
當然，最後一年的醫學生並不是在沒有任何正式支持的情況下，就被期待蛻變成第一年的醫生。在過去幾年的8月前幾天，英國會支出一部分預算，讓醫學生見習他們即將接手的醫生工作。很多醫學院也開了「邁向執業的過渡期」課程，貝拉的醫學院有開這一門課，但是負責計畫的經理告訴我實際的出席率很差。認真的貝拉去上了這門課，但是她發現主要是以講課為基礎，和準備面對當醫生的現實有明顯「脫節」。
除此之外，醫院也為菜鳥醫生開辦入門課程。但是，2014年英國醫學總會做的一項研究發現，入門課程的品質不一。貝拉覺得，她的醫院的入門課程花太多時間處理執行面的問題，例如火災警鈴和徒手移動病患；上到最後，無法使她更確信有足夠的能力去照顧病患。而且在見習F1醫生工作的那一天中，因為那個醫生請病假，時間也被縮短了。
從某方面來說，貝拉是她先前成功經驗的受害者。她告訴我：
我是個從來沒有真正在課業上遇到困難的人，我自我認同的一大部分，是來自我的學業成績和職業。
她接著說：「對我來說，感覺到自己正面臨困境，特別煎熬。」
貝拉掏心掏肺地說，要信任別人或是信任自己都是非常困難的，她聯想到小時候的創傷經驗。甚至在第一份工作開始之前，她就已經知道，臨床工作對心理層面的需求會是一個問題。雖然知道口中的醫學院「口號」，也就是在不確定的時候永遠要尋求幫助，但實際上，儘管她的臨床知識和技術都很優秀，但是即使是很小的臨床決定都會引起相當大的焦慮。上班後的第二個星期，她晚上要待命，並且必須負責醫院裡所有的內科病人；她努力地想弄清楚，到底什麼時候應該呼叫她的前輩（在醫院的另一個地方），以及什麼時候應該自己處理。
第一份工作開始差不多1個月左右，那時候貝拉正在急診部門工作，一個病人在輪班13個小時快要結束時入院。其他實習醫生在輪班結束前可能會忙著文書作業，但貝拉卻照顧這個病患，持續醫治他，直到他的狀況穩定，以及一一完成所有必要的檢查。接下來， 如同入門時被教導的那樣，為了要確保安全的「交接」病患，她去找了前輩，遵循規章手冊上說明的，不應該工作超過13個小時。
但這位前輩可能因為工作量太大，已經壓力破表，當場暴怒，在整個小組面前對著貝拉吼叫，並責備她不負責任。貝拉被要求留下來，直到病患的治療完成，最後她值班了整整14個小時。
「最讓我震驚的是，我工作如此努力，並且遵守所有的規定，但最後還是被責備。」 貝拉說。
那天因為太疲累而無法開車，於是躲到廁所裡，但被另一個同事發現她在角落啜泣。貝拉告訴我：「我無法忍受被她發現我在哭。」在這個事件之後，她要求取消晚班輪值， 不過隨著信心摧毀，隱伏的憂鬱症也快速地失去控制。
如同在醫學院所教導的那樣，貝拉尋求指導主治醫生的協助。不過，他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當然會有這種感覺，正在接受F1訓練而且你又是個女孩子，當然會覺得沮喪。」對於一個像貝拉這樣自傲又有毅力的人，向前輩承認她正陷入困境，不只是坦率這麼簡單的事。「求助是很大的一件事，」她說：「但是被隨便敷衍打發……」貝拉的聲音逐漸變弱。
連續工作10個星期後，貝拉因為嚴重憂鬱而請病假，並且被轉診求助於後來與我聯繫的精神科醫生。接下來6個月的療程，我慢慢了解貝拉，對她的毅力、勇氣和坦誠逐漸產生尊敬，她是個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年輕女性。我也了解到，她完全不是傲慢，而是嚴重缺乏自信。
貝拉後來沒有繼續她的醫學生涯，就像常見的例子一樣，她的家人一開始對於她不再當醫生感到失望，不過他們更關心她的健康，於是接受了她的選擇。從貝拉第一次被轉診到我這裡，已經過了好幾年。儘管在一開始的面談裡，貝拉認為她永遠無法保有一個負責任的工作，但是過去18個月以來，她受聘於製藥業，從事一個費心費力的工作。從我們最近的電話交談來看，她不再是那個覺得自己沒有未來，並且把時間用來拼2000片拼圖的年輕重度憂鬱症女性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