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總統的去世，正式宣告強人領導之「蔣經國時代」的結束。並使排練尚未完全成熟之無強人領導的「後蔣經國時代」，提前登上政治舞台。
大家都知道，過去台灣三、四十年來的政治秩序，是由強人領導之高度威權體制所塑造的。透過最高權威者之強力領導與協調，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只對最高一人負責、也只聽最高一人指揮的一元權威政治秩序。
這種政治秩序使得國家機器的各部門，成為最高一人權威意志的貫徹者與執行者，而無法有效地建立起角色上、功能上的自主性。各部門之間也無法建立起自主性的功能互動，而必須間接透過最高權威者的裁示與協調才能產生互動。這使得各部門之間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怕誰。
危機也正是轉機
在這種一元權威領導的政治秩序下，民主的多元中心秩序當然不可能健全地建立起來。而且，一旦最高權力中心不能有效發揮其強勢領導功能，甚至凋萎以後，圍繞著這權力中心所形成的一元權威政治秩序，便頓時失去其重心。
這時，國家機器的各部門可能因相互掣肘而癱瘓，甚或造成權力鬥爭的混亂局面。這是我們國家未來可能要面對的危機。
然而，危機也正是轉機。強人政治的結束也正是我們以旺盛的社會力量和全國上下的智慧，來調理一元權威領導秩序崩解後所留下之種種問題－－諸如臨時條款之非常法制的存在、國會的改造等等，通過民主憲政制度之建立，重建多元自主之法治權威與政治秩序的歷史性契機。
其次，在過去長期強人統治所形成之高度威權體制的基盤上，我們的社會，一方面從事著以高度依賴外貿之經濟發展為主體的「依賴的現代化發展」，使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貌有很大的變化。不但克服了貧窮、累積了一點財富，而且從農業社會快速地邁向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
另一方面，我們社會的其他部門並沒有跟經濟發展平行地發展，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壓制了在這變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這兩方面構成我們社會當前許多深遠之社會、經濟、文化、倫理規範等問題的根源。
街頭運動透露的訊息
過去二、三年來，隨著內外在環境的變化，台灣經濟發展所形成之種種社會問題，加速地暴露出來。
如今，在一元權威領導秩序傾頹、高度威權體制勢必逐漸解體的時日，那些過去暫時被壓制下來的各種社會力量，勢必環繞著這些問題，更加速地奔竄起來，衝破既有價值、規範、秩序、制度的藩籬，而形成洶湧的波濤。
過去一、二年來，無目無之的街頭群眾抗議事件，所透露的便是這種訊息。不僅此也，從各種跡象來看，既有的社會典範，並不能有效而全面地解決導致這些街頭群眾抗議事件的新生異常現象，因而這些零星的、自發的街頭群眾在挫折之餘，必將逐漸匯聚成持續之環境抗爭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都市社會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等社會運動，從而對既有的社會典範形成更持續、更強有力的衝擊。
過去，我們社會習於一元權威領導秩序的優勢支配力量，慣常把這類群眾街頭抗議行動，形容為非理性的、不守法的、向公權力挑戰的行為；是當事人為了自已的利益，不循法律途徑解決爭端，而走上街頭製造紛擾的不當行為。因此他們無不注重公權力、社會秩序的維持，譴責這類抗議運動，呼籲街頭的抗議群眾應循法律途徑，請求主管的行政、司法機關秉公處理，或循法定程序改革。
傾聽群眾的聲音
稍微不脫離現實者則呼籲改善建制的制度，以求走上街頭的受害群眾能夠真正經由公力救濟的途徑，而解除切身之痛或得到補償，因而消弭街頭群眾集體抗議於無形。
事實上，這並沒有正視問題的本質，也沒有瞭解到這類街頭群眾事件所傳達的訊息。我們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發現，這些群眾街頭事件雖然訴求各有不同，但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它們通常都不是循著既有之制度結構及規範體系，來表達他們的聲音，而是以街頭抗議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社會既有之支配結構與規範體系的不服從，甚至進行挑戰。
這說明了街頭群眾事件其實是：既有之制度、規範、秩序等建制性力量在不同的社會力量衝突時不再能發揮功能，而使得該社會的某些成員受到系統而持續的危害，因而與既有之制度結構及規範體系等優勢性價值及建制性力量決裂，並失去其忠誠，進而反抗這種優勢性價值及建制性力量，所造成的社會衝突。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舊有一元權威領導秩序、舊有社會典範要如何維持下去，因為勉強維持已經無法有效而全面地處理、解決新生問題，並且社會力量已經對之失去忠誠的舊秩序和舊典範，只是為未來埋下更深遠的動亂因子。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如何在傾聽街頭群眾的聲音之餘，正視過去發展過程的扭曲，在社會再結構的過程中，尋求在民主、多元自主的原則下，建立公義、自由之社會的新典範與新秩序，以重建社會力量對社會秩序和社會典範的忠誠。
受到扭曲的社會力量
無可置疑的，在台灣社會過去三十年來的發展過程中，許多社會力量是受到了扭曲。
以農民為例，他們在五０年代和六０年代早期，為台灣的工業化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和龐大的農業剩餘，完成了所謂「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歷史任務。但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已成台灣最大弱勢團體的農民不但得不到保護，反而要承受因外貿結構所帶來的外國農產品傾銷壓力。
以都市勞動階級為例，由於台灣的產業結構，是以簡單加工出口型態為主，加上國家機器對勞工運動的壓制，台灣的產業相當大部份停留在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之落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雇用無保障的廉價勞工從事生產，進行邊陲的資本積累，而且各種社會安全制度與勞動立法嚴重落伍，以致大部份的都市勞動階級，仍然被置於受國家規範之正式部門(formal sector)，及社會安全保障之外。
而漫無節制、規範之工業開發所帶來之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則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在一元權威領導秩序下，這些發展所造成的扭曲都暫時被壓制下來。隨著舊有秩序的鬆動，這些被暫時壓制的社會力量便會奔竄起來，抗議他們所受到之系統而持續的危害。
如果這種抗議運動再進一步試圖提供社會發展之新的規範性導向，並據以對既存之支配性價值、規範秩序、制度結構提出批判，以期從事一新的社會整合，建立一新的社會秩序，那麼，社會運動就產生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們站在舊有一元權威領導秩序的立場，所看到的是充滿危機的街頭群眾抗議運動；如果改站在社會本身的立場來看，這可以是一個轉機。
它可以透過新的價值規範、新的文化範域、新的社會關係，乃至新的社會衝突之形成而解消了既存制度結構、規範秩序之無能所造成的社會緊張與紛爭，從而為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生命，建立起更和諧、更公義之社會結構與秩序，社會力量因而重建其社會忠誠。
重建多元中心社會
社會是由這種運動的過程創造出來的。這也就是法國社會學家Alain Touraine所說的「人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社會生活是文化成就與社會衝突的產物，而在社會的核心燃燒著社會運動之火焰」的意義所在。
過去一、二年來，層出不窮之社會運動所傳達的訊息，不只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在某種意義上，它所傳達的訊息是，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試圖在新的社會目標上，對過去的發展方向加以批判與反省，以尋求新的社會整合，重建新的社會生活秩序。
強人領導之「蔣經國時代」的結束，標誌著一元權威領導秩序的傾頹，這使我們面臨各種危機。無強人領導之「後蔣經國時代」將加速台灣社會尋求重建多元中心秩序之政治、社會運動的胎動，而為未來民主、多元自主之可長可久的新秩序帶來希望！
(杭之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