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今年二月剛滿四十歲的中校軍官黃穗生，在初入中年的此刻，引用宋楚瑜的這句名言，發出這樣的感慨。和他一樣，逐漸邁向中年的台灣戰後一代，想法愈來愈務實。同屬民國三十七年次的一位國中教師，也承認自己「比二十年前世俗些，不敢妄想」。
在金門戰地長大的這位教師，剛遷來台灣時努力進修，想考校長，後來發現這條道路並不那麼平順，於是放棄，「現在只想賺錢。」
他教補習，課程排得滿滿。「世人不都在追求財富嗎？」他說：「再說，賺錢也是肯定自己、表現能力的方式。」
現實、理性、積極
戰後的一代生長在一個比較可以公平競爭的社會裡，而且除非情況特殊，他們都有受較多教育的機會。再加上台灣整個發展是向外看，而非向內訴求，外來的文化和觀念對這一代的衝擊很大，他們因此顯得比上一代現實、理性、積極。
他們看出，擺在自己面前的機會很多。因此少年時代，他們擁有過很多夢想 雖然都是圍繞著個人的成就打轉。
民國三十六年出生的國大代表洪冬桂，在澎湖漁村長大。她回憶小時候躺在沙灘上，望著海上的船，夢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越過海、越過天空，經歷未知的事」。後來她出國留學、結婚生子，又參與政治，夢想一一實現了。
她的昔年玩伴，有的小漁船換成大漁船，近海作業變成遠洋漁業；也有的唸到碩士、博士，轉入其他行業，「各有各的自我實現」。
「將入中年，該有的都有了，但還不夠。」社會學者陳小紅分析，這時候他們要追求更高的名、更多的利、更多人對他的認同，或改變環境讓他更能認同，這一切，都是為了安全感。陳小紅一針見血地說：「人生的路走到這裡，所追求的不再是年輕時的夢想，而是安全感。」
的確，四十歲，早已過了做夢的年齡，「生活的壓力讓人忘了做夢。」黃穗生承認。但是，四十歲也正是生命的高峰，經歷與學識都趨成熟，正是與時代結合得最好的時候，很多問題，要到這年齡才會想到。
「十年前我只關心子女教養問題，二十年前我考慮的是要不要結婚。」洪冬桂坦率表示。而現在，她輯的是更廣、更遠的國家前途：「中國往那裡去？」
從未逃開戰爭陰影
蔣經國總統去世，住在永和的國中教師王君瑞不禁痛哭：「我不是哭他的不在，而是對未來感到難以確定。」民國四十一年出生的她說：「先總統 蔣公去世時，我還迷迷糊糊不懂事；經國先生去了，卻讓我感到害怕。」
安全感，其實正是這一代當前首要的夢想。他們本來就生長在一個表面安定，其實沒有安全感的時代。他們沒有經過戰亂，但是卻也「始終沒有真正逃開戰爭戒嚴的陰影，」作家蔣勳在他的文章中記述。
許多人至今不能忘懷成年以前的種種恐懼：怕共產黨打過來，怕顛沛流離的時代再臨，怕言行不慎給自己或家人惹禍……。種種禁制壓在心頭，幾乎像是夜半調防的隆隆戰車聲，成為永恆的記憶。「也許，我這一代所受戰爭的傷害，比父母一代更深切罷。」蔣勳嘆息。
民國四十年出生的一位歷史學者，大學時代喜歡放言高論而被列入「黑名單」，就業困難，好不容易得到機會出國留學之後，再也不願回來。同年出生的一位企業主管也忘不了在他的初中時代，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父親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杳無訊息。「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從書本中尋找力量，來撫平這段創傷。」
「我們比上一代有安全感？不見得。」三十八年出生的加工業者林義雄沈吟：「政局變遷可能很大。」
他們即將成年或剛剛成年的階段，國家連續遭遇幾次重大打擊：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蔣公辭世，讓他們既悲憤、又震驚於人世的無常。而今，國內政局愈發變幻莫測，國際局勢亦毫無好轉跡象，他們不得不擔心，過去多年的努力會不會毀於一旦？
就連繁榮的經濟也不能保證什麼。這一代有過赤腳走田梗上學的童年：「我們目睹台灣社會的變遷。」四十二年次的林威雄現在經常西裝革履駕車在高速公路上南北奔馳。三十八年次的陳小紅形容他們在享受這經濟成果時的心情，「我們曾經「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會不會有一天，也「眼看他樓塌了」？」
我們沒有隱居的權利
是這樣的恐懼，促使一些人設法出國，羈留不歸；另一批人紙醉金迷，沒有明天。但是，更多的人這兩者都不能或不願取。一位社會學者看出，他們初則苦悶，慢慢的，決心「化悲憤為力量」，要站起來講話、站出來做事，希望藉著自己的努力，對未來提供更多保證。
「我們沒有權利學梭羅去隱居。」身為民營企業中層主管的林威雄表示：「我們只有百分之百的權利與義務來關懷社會。」人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相信四十歲是另一個起步，是對國家社會有更多貢獻的時候，應該發出「中間的聲音」，督促國家發展走上正軌。
他們要求改革，積極參與；有的寫文章，有的組織社團。而「由於他們的年齡與地位，正是社會中堅，他們的聲音最大，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既然永遠不滿現狀，永遠希望明天更好，改革便勢在必行了。
要改革也要穩定
但是他們心裡也很矛盾。為了安全感，他們推動改革；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們也追求穩定。他們知道，自己少年時代的夢想能夠實現，不能不歸功於社會的安定與蓬勃。他們珍惜現有的一切。
年齡在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這一群，大多數自認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特色，便是要在安定中求進步。」社會學者指出：「夢想要有條件才能實現，現有體制本身便提供了實現夢想的條件。」
因此他們也憂慮破壞社會秩序的一切作為：「少數暴力、群眾路線、兩極對立。」三十九年出生的地方公務員黃福田列舉令他不安的現象。
吸收了西方思想的這一代，多半相信改革與安定密不可分：「政治既然是眾人之事，落實民主便是安定的基石。」一位年輕的民意代表認為，今天大家參政的熱情比過去高昂許多，若不能做到民主，一定會大亂，那時「不要談夢想，連生存都不能了」。
更深一層的不安，來自國家前途的未決，也就是洪冬桂思索的：「中國往那裡去？」戰後的一代從小聽慣了「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口號，曾幾何時，這口號換成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統一？什麼時候？如何統合雙方？」陳小紅質問：「誰能告訴我？」她強烈感到前途的不可知。
有一個遙遠的夢
或來自父母的傳承，或根據書本的敘述，這一代其實對中國有相當複雜而深厚的情感，「就算最極端的人也擺脫不了中國的影響。」三十九年出生的社會學者章英華觀察。
四十二年次的企業主管劉慶聰愛讀歷史，在中國歷史中，他讀出驕傲，讀出悲哀，也讀出無奈。他無法不去探究中國的前途在那裡：「除非不去讀史。從小不要教我們讀歷史也就罷了！」
剛滿三十歲的一位女性新聞人員道出同樣的心情：「我們的心中有痛。我們與別的民族、別的國家、別的世代不同，我們有一個遙遠的夢。」
民國四十二年出生的女作家陳幸蕙也說：「我內心最深的夢想，是看到中國的統一。」多年來，她不太敢去想這個問題，而現在，這問題看起來更複雜了。
時代悲劇別再延續
四十五年次的外商公司經理李達康相信台灣的中產知識分子偏向主張統一，因為「他們瞭解台灣的生存空間小，希望在大陸。」生性樂觀的他，還預言：「如果台灣和大陸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有結果，那大概就不會有結果了。」
什麼樣的「結果」？這一代的人不太敢說，他們只能期望「國家前途光明」。為了這個共同目標，他們願意貢獻一己之力。大陸撤退前夕出生的民生報副總主筆陳曉林反省：「年輕的時候總是期待別人、批判別人，到了某一個年齡之後開始想：我們這一代能留下什麼？」
就像蔣經國總統留給我們一個成熟穩健的社會，這一代希望留給後世子孫一個比較有安全感的社會。父親在黑夜消失不見的那位企業主管，現在看著自己的孩子快樂地成長，滿懷希望地說：「時代的悲劇到我身上為止，不會再延續下去了。」
「我們要在安全的基礎上，保障每個人都有實現夢想的可能。」洪冬桂道出了這一代共同的願望。
遠見獨家調查戰後一代做什麼夢？
遠見雜誌在一月中旬，針對「戰後一代的夢想」的問題，進行了一項全省電話調查，調查對象限定為三十歲到四十歲(民國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次者)，一共訪問了四百九十九人。
其中男性占五一．五%，女性占四八．五%；已婚者占八七．一%，未婚者僅占一二%，而離婚與喪偶者合計不到一%；教育程度以中學為主，占四四．九%；職業則以基層員工為主，占三四．五%。
日子過得比上一代好
本次調查的題目共有十題，答案如圖一所示。第一題至第四題是問對整個大環境的感受。有八五%的受訪者肯定其物質享受較上一代為佳；七０%的人認為自己比上一代快樂、理想較易實現；認為自己較上一代有安全感者有六三%。
由此答案可知，基本上大多數受訪者均肯定經濟建設的成就，也認為社會能夠提供國人一個大致上還算公平的環境。
然而，探討反面的意見，有一七%的受訪者欠缺安全感，一二%的受訪者認為理想較難實現。似乎反應出政治上的過敏症仍困擾著某些人，而社會方面的某些條件依然無法使少數人實現自我的理想。
第五題至第八題是問受訪者對周遭事物的滿意程度。對於本身收入覺得滿意的受訪者占三八%，覺得不滿意的占二二%。對家庭生活感到滿意的受訪者占七三%；對工作滿意的受訪者占五四%；認為自己到目前為止的成就還過得去的受訪者占七六%。
努力建立美滿家庭
從二十歲到現在，多數的受訪者努力的目標是建立美滿家庭(六六%)，其次是賺錢(二二%)，再次是享受人生與出人頭地(分別占一五%與一四%)。
最後一題是問受訪者，未來五年至十年內最希望實現的夢想是什麼？有六一%的受訪者回答希望社會安定、國家前途光明，可能跟調查時期適逢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逝世有關。二八%希望生活愉快，一九%希望子女的表現能夠符合自己的期望，而希望事業有成及富有的比例甚低，分別僅占一一%及四%。
黃光國/家是心之所繫
在這個調查中，有關物質生活享受部份，我們發現中、高級主管幾乎都肯定自己比上一代好，這是很容易瞭解的。但是從是否比較快樂、比較安全、理想比較容易實現等部份來看，似乎這些物質生活富足的人，精神生活未必美滿。
職位不同，想法也不同
這個調查顯示，很多基層員工覺得比上一代快樂安全；中、高級主管中，則比較少人這樣表示。
不過要注意的是，回答問題的是兩群不同的人，他們對於快樂、安全、理想等主觀情緒的解釋差距很大。基層員工對於這些情緒的解釋可能比較單純，回答時也比較憑直覺；但中、高級主管回答時考慮很多，不敢馬上斷言自己是不是比較快樂或比較安全。
這在心理學上，可以用一個「認知複雜度」的觀念來說明；想得愈多，認知愈複雜的人，愈不敢對自己的主觀情緒反應下定論。
對於大多數人都很重視家庭這一點，我覺得很自然。因為儒家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家庭生活，個人的生活都是以家庭生活為核心。西方的人生觀把人視為上帝所創造的，每個人生而平等，強調自我的實現，要求充分凸顯自己的特色，產生了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化。
中國人的人生觀則是我的生命是祖先生命的延續；子孫的生命是我的生命的延續，強調團結和諧，產生了一種集體主義的文化。在這種文化規範的影響下，多數人把家庭生活當做努力的重點，是十分正常的事。
由於傳統對家庭的重視，家庭仍舊是現代人努力工作的主要動機。許多人拚命賺錢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改善家庭生活。
再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愈是基層員工，愈傾向遵守傳統文化的價值；愈到中、高級主管階層，愈熱衷出人頭地或賺錢。不過也可以倒過來解釋，因為他們本身權力欲望較強、企圖心比較旺盛，所以才獲致了今天較高的社會地位。
寄望子女的補償心理
另外，有超過半數的基層員工希望自己未來五至十年能夠富有，或許是因為過去「窮怕了」，希望以後能有所改善。
他們之中也有近四成的人把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這可以用「補償心理」來說明，他們設想自己的一生大概沒什麼指望了，期待子女有些城就，幫他們揚眉吐氣一番。
「享受人生」應該是最典型的西方人生觀。但在這個調查中，只有一０%不到的人選擇這一項，可見中國人在朝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傳統文化底層裡的東西，即所謂深層結構，仍會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不僅在中國如此，在東亞其他受儒家傳統文化薰陶的地區也是一樣，這一點從這些國家的儲蓄率高居世界前幾名就可以看得出來。
(黃光國為台大心理系教授)
(符芝瑛訪問整理
張茂桂/物質豐碩心靈飢渴
從這個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目前三十到四十歲之間的人，基本上認為自己的物質生活比上一代好。但是對於是否比較快樂、比較有安全感，理想是否比較容易實現這幾個問題，答案就不那麼肯定。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快樂、安全、理想實現的意義比較難界定；同時這一代對快樂、安全、理想實現所要求的標準，也可能高於上一代的緣故。
我自己倒蠻想知道，在道德這個變項上，他們覺得自己比上一代好，還是比上一代差。因為我們常聽到各種對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水準低落的批評，如果加上這個問題，也許可以看出如此的批評是否有所根據。
希望社會安定
在第二大類問題中，問到這一代人對收入、家庭生活、工作是否滿意，結果和我們從前做過的一些有關生活素質的研究結果差不多。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對自己生活的評估，幾乎都是偏中間、趨向好的一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大概是「未來五至十年，你最希望實現的夢想」這一項，有六一%的人回答「希望社會安定、國家前途光明」。我想這絕對和調查時的情境因素有關，因為通常在有危機發生的時候，一般人的道德界線和價值判斷都會有緊縮的現象，趨向追求安全和穩定。因此在所有的答案中，我想這可能是最容易讓人去選的一項。過了這段時間再調查一次的話，結果恐怕不會這樣。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在「從二十歲到現在，你努力的目標」這一問題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選擇「建立美滿家庭」。可能是因為在所有的答案中，這個答案是最美好、最符合社會期望的。我們也常常聽到有些人說「我在外面拚命工作，還不都是為了家？」這樣說對個人的行為有合理化的作用。
如果這樣分析的話，選擇「建立美滿家庭」的人，應該占十之七八，結果只有半數左右的人這樣選；反倒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選了「賺錢」和「享受人生」這樣不太符合傳統社會期望的答案，是不是透露了什麼值得深入思考的訊息？
「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仍在 同時，從男性和女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可反映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因為社會觀念始終強調女性的責任在家庭，男性的責任在努力工作，所以選擇「建立美滿家庭」的男性(四六．三%)低於女性(六六．八%)；但男性選擇「賺錢」和「出人頭地」的則高於女性。
(張茂桂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符芝瑛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