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文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作家，大東文化大學特聘教授野島剛，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他從社會脈絡、文化層面深入剖析，帶大家從日本思維看台灣，也由台灣視角理解日本。（本文摘自《看見不一樣的日本》一書，以下為摘文。）
在台灣搭計程車，對我來說是個壓力。
因為搭車的時候，司機常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對自己的中文溝通能力稍有自信，而且在中國、香港、東南亞講中文，最近也已經不太會被識破我是日本人的身分。
我在中國的時候常說「我是香港人」或是「我從台灣來」。因為只要一說我是日本人，對方就會說起日本該為戰爭負起責任的話題，以及日本首相安倍的壞話。我說我不是日本人，中國人幾乎都會相信。
我知道，我的中文發音沒有特別「標準」，但對於北京、上海人來說，他們常聽四川、山東人說中文，反而更難懂，所以整體來說，我的中文還算比較好理解吧。
至於東南亞的華人，很難想像日本人會說中文，所以就更容易相信我的話，因為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日本人就是英文很差。
但是，台灣人太了解日本人了，計程車司機馬上就會對我說「你的中文好像日本人」。我一聽到這話，怎麼想都覺得很受傷，所以以前只要有台灣司機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就會心想「又來了」，然後不悅地以不友善的態度回他：「我是日本人沒錯，有什麼問題嗎？」
去年12月上旬，我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後搭上計程車。果然，司機就問我「你是日本人嗎？」，但這次，他看起來跟以往的司機不太一樣。
這位5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說：「 如果你是日本人，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接著，他說：「幫我聽一下這首歌。」他打開手機，播放音樂，那是日本重量級演歌歌手北島三郎的曲子。歌放到一半，司機以認真的表情說：
「從這裡開始，仔細聽喔。」
唱到「鶴先生、龜先生」的地方，司機問我說：「這句怎麼發音？」我回答他：「 是烏龜，烏龜先生。」他就欣喜地說：「 烏龜（日語讀音kame）嗎？我還以為是神（kami），原來如此。」
十多年前，他迷上演歌，就開始把歌詞寫在紙上，一一背下來。他把那張紙拿給我看，上面滿滿的都是手寫的歌詞。
「我們計程車司機有很多空閒時間。大家不是看電視，就是嚼檳榔，我是學演歌來打發時間，回到家也會唱卡拉OK，很開心。」他說。
我聽到司機這樣說，實在太開心，想都沒想就立刻低頭感謝他說：「謝謝你喜歡日本文化。」接著，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演歌？」
他解釋：「因為日本演歌跟台語歌很像，台語歌幾乎是複製日本演歌而來，曲調都很熟悉。我查了一下歌詞的意思，內容也幾乎都能引起台灣人共鳴。」
其實，會聽日本演歌的台灣計程車司機很多。在台灣的寺廟裡，也常看到許多太太一早就開始唱日本演歌。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日本演歌，這是一個謎，但我想這應該跟戰後日本文化的限制有關。
戰後的台灣，是不准聽日本歌的，但那樣的曲調和風格，仍保留在台語歌謠之中。只是，在公開場合唱台語歌也沒有好處。我想我們可以說，直到解嚴後，台灣人可以唱自己喜歡的台語歌、日本歌謠，也形同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體現方式。
其實，日本演歌也是從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中衍生出來的。據說，演歌始於明治時代的民權運動，日本民主人士將批判政府的想法寄託在音樂之中，以日本風格的傳統音階，搭配西式節奏的歌曲，創造出折衷的混搭曲風。
演歌也在戰後的快速經濟成長期復活。當時，日本人把過去美好時代已逝的嘆息，寄託在歌手們的演歌上。包括石川小百合、八代亞紀、北島三郎、五木宏等，許多明星歌手在此時誕生，不知不覺地創造出「唱出日本心聲的傳統文化」，但當時距離日本人認真開始唱出演歌也不過才50年的時間。
石川小百合（圖為石川小百合）
在日本，演歌是60到70年代間成長的世代在唱。像我這樣在80年代成長的世代，對演歌是不討厭，但更喜歡中島美雪、佐田雅史這樣的歌手兼創作者，他們的歌在台灣也很流行。
我在大稻埕散步的時候，曾聽到河邊的廟裡傳出卡拉ＯＫ的歌聲。仔細一聽，發現是夏川里美的「淚光閃閃」。對於我的世代來說，夏川里美很親切。說到這，夏川里美每年都會在台灣辦演唱會，細川貴志也在2019年年底到台灣辦過晚宴秀。對於日本歌手來說，台灣是個重要市場吧。
說起日本人會唱的台灣歌手的歌曲，大概就是鄧麗君了吧。我希望日本人也愈來愈熟悉不一樣的台灣歌曲，盛大舉辦台日歌謠交流活動。
台灣也有許多很棒的歌手，台灣的中文歌水平，我認為，在華語圈相對來說非常優秀的。
其實，我很喜歡去卡拉OK唱台灣的歌。尤其是張惠妹的歌，我很有自信可以唱得不錯。有時候，日本朋友帶我到林森北路，台灣朋友們聽了都覺得感動。
若是我在台灣的星光大道之類的綜藝節目演唱，就會從作家變身為歌手也說不定。如此一來，我更要為了促進台日歌謠交流，奮不顧身地來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