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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長與環境和平共存

文 / 張玉文    
200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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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長與環境和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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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年前,美國汽車工業之父亨利.福特(H. Ford)買下了底特律附近紅河(Rouge River)岸邊兩千英畝的土地,花了八年時間打造出一貫作業的汽車製造中心「紅河基地」。隨著福特汽車王國的擴展,紅河基地成為二十世紀製造業的聖地之一。

如今的紅河基地已經沒落,而且成為環保夢魘,因為當地土壤受到嚴重的重金屬污染。一般的作法是遷廠,但是福特汽車董事長亨利.福特的曾孫威廉.福特(W. C. Ford, Jr.)卻不這麼想,他要把它改造成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製造業的模範。兩年前,小福特延聘一向強調永續發展的著名建築師麥唐諾(W. McDonough)主持紅河基地的重生計畫,這個耗資20億美元的計畫於去年11月正式動工。新計畫納入許多環保概念,例如基地各處和總面積達五十萬平方呎的所有屋頂都將栽種綠樹,以吸收雨水,也吸收工廠煙囪排出的二氧化碳;採用太陽能和燃料電池等再生能源。

紅河基地重生計畫將進行多年,目前最困擾小福特的,則是如何讓陷入虧損的福特汽車公司重生。小福特目前面對的難題,正代表了二十一世紀企業面對「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目標時,必須兼顧企業成長和環境的挑戰。

在上一個世紀,普遍的觀念是把經濟發展和環境放在對立面,許多國家的立法反映了這樣的心態,企業也把環保支出當作不得不然的成本。這個觀念在新世紀逐漸被質疑挑戰,甚至有一些企業開始以實際行動展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不但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能共榮。

以獎勵、誘因取代命令控制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教授羅森(C. M. Rosen)以「環境永續發展」(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來稱呼這個趨勢,而部分產學界人士則稱之為「工業生態學」(industrial ecology)。

工業生態學不同於傳統觀念之處,主要在於政府從過去那種「命令控制」式的作法,轉為市場導向的政策,也就是以獎勵和誘因取代命令控制;企業則從產品設計、製程、到商業模式,都以環境的永續發展為基本精神,環保是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的來源,而不再是成本。

雖然企業界身體力行的情況還不夠普遍,但是像是福特汽車、杜邦、全錄等知名企業,都已經體認到這個趨勢,化為具體行動。小福特就說,紅河基地重生計畫「並不是環保慈善事業,而是實實在在的商業。」初步估計,該計畫採用綠化等自然方式來吸收涵養水分,每年可以節省350萬美元處理排水的費用。

知名的學習性組織大師聖吉(P. Senge)在《史隆管理評論》期刊上撰文指出,這個趨勢「是由創新促成的新環境主義,而不是由法令規範所創造的」。

為何在面對經濟發展和環境問題時,會有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觀念大轉向?主要是因為有些人士逐漸發現,過去那種「命令控制」式的政策作法不但沒有效率,而且往往不太有成效。

以美國二十一年前立法通過的「超級基金」(Superfund)計畫為例。這項計畫制定嚴格的聯邦法律,希望清除有害廢棄物棄置場所,立意崇高,但實施至今,卻被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評為「官僚作風,支出過鉅,成效不彰」,因為該項立法計畫設定的標準過嚴,而且往往限定企業應採用何種技術,結果反而限制了企業的創意,並造成許多棄置場所根本沒有進行清除。更糟的是,計畫推展至今,已經花費了數十億美元打官司,其中大概一半以上的錢都進了律師的口袋。

美國一家名為未來資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研究機構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名為《超級基金的未來》的書,書中估計,未來十年,超級基金還會再耗費14至16億美元的經費。

保護環境,整治已遭破壞或污染的環境,都是必須要做的,只是該如何做,現在有了新的思考方向。耶魯大學環保法教授艾斯提(D. Esty)就致力於環保法的改革,朝向提供誘因和獎勵、市場導向的政策轉向。例如,徵收環保費用或課稅(好讓產品的價格能反映它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降低或取消政府對破壞環境產業的補貼(例如對農用殺蟲劑的價格補貼),推動環保標誌等。

其實有些國家已經開始採用這種新觀念的作法,成效不錯。例如,1991年瑞典政府開徵硫磺稅,目前燃料中的硫磺含量較法定標準還低50%,同時也促使電廠投資發展降低硫磺含量的技術。

把環保原則納入企業策略

除了政府的改變之外,若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的成長發展並不一定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把環保原則納入企業策略中,反而可以提升競爭力。

也許可以用惠普科技公司的想法來說明企業的想法。惠普科技主管普萊斯頓(L. Preston)在《加州管理評論》季刊中撰文指出,惠普的企業發展策略之所以要以永續發展為基礎,主要有幾個原因:符合顧客和市場日益強調環保的需求,因應法令的要求,節省成本,創造新商機,提升品牌形象,槓桿運用競爭優勢,提高股東價值。

以「創造新商機」為例,惠普不僅設計出能源使用效率較高的新商品,更研究一些能夠協助顧客監控、降低家中整體能源消耗量的方法,以創造新的市場機會。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盡量降低對環境的破壞,方式很多,除了惠普那種開發環保產品的作法之外,行之有年的「節約能源」和採用替代能源(尤其是再生能源)都是更有效利用能源的基本方法。進一步的作法則包括:改變企業生產的方式,例如杜邦公司利用生物工程技術製造聚合物(polymer)。

甚至有些企業改變整個商業模式。例如美國加州的Calpine電力公司採取有別於傳統大型輸電網的分散式電力供應,在客戶處設置小型發電機,有效利用能源(損耗的電力較少),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較小;Interface公司從地毯製造商轉型為「地板被覆服務供應商」,地毯改用出租方式,並且在使用期限過後,保證回收處理。

1970年代初期發生全球石油危機,從那時開始,企業界就有節約能源的觀念。美國《Business Week》指出,目前美國工業部門生產1美元價值貨物所需的能源費用還不到1970年的三分之一,這對企業的效益很驚人,因此即使石油價格下跌,製造業仍持續杜絕浪費能源。

不只是單一企業強調有效利用能源,更可以擴大到「系統」的運作。丹麥的Kalundborg工業中心就是這樣一座師法大自然循環式生態系統的生產基地。Kalundborg內有煉油廠、發電廠、製藥廠,以及其他一些小公司,他們互相供應多餘的電力、熱能、冷卻水、蒸汽等,為每一家公司帶來經濟效益。例如,電廠使用煉油廠產生的天然氣來發電,每年可節省三萬噸的化石燃料(石油等),電廠產生的蒸汽又可供應煉油廠、藥廠、附近的養魚場和鄰近的小鎮。

這種作法頗符合國際工業生態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dustrial Ecology)的觀念,該學會程序委員會成員之一、耶魯大學教授葛雷德(T. Graedel)說,「我們必須揚棄『廢棄物』這個詞,應該把它們當做是剩餘資源。這些多餘的資源蘊含著潛在的價值,只是尚未被發揮運用而已。」

除了能源和「剩餘資源」的有效利用之外,企業也嘗試改採更符合環保的生產方法。例如,杜邦公司利用生物工程技術將玉米糖(corn sugar)這種可以再生的原料發酵產生一種物質,用來製造一種新的聚合物sorona,過去這種成分物質只能從石化原料中提煉。「如果我們有效地運用我們的創意和科學知識,就能讓股東有可觀的投資收益,企業成長發展,同時也能滿足全球人類的需求,並降低我們的工廠和產品對環境的影響,」杜邦公司CEO何利德(C. Holliday)在《哈佛企管評論》上撰文指出。

企業面對環境問題,最大的調整恐怕是連商業模式都徹底改變。美國Duke解決方案公司採用的創新作法是,他們為企業規劃整體能源方案,有績效才收費,也就是當客戶的確有節省能源方面的費用時,Duke才收取所節省的費用中一定比例(例如5%)。Duke甚至出錢設置客戶所需的各項設備,並代客戶管理。

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可以並行不悖時,當今企業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發展出對環境友善、又能符合目前經濟競爭情勢的商業模式,以聖吉的話來說,就是「創新的商業模式和創新的產品必須在財務上是可行的,否則,即使這些商業模式和產品對環境生態和社會有多大的益處都沒有用」。

本文出自 2001 / 12 月號

第18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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