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年前，美國汽車工業之父亨利．福特（H. Ford）買下了底特律附近紅河（Rouge River）岸邊兩千英畝的土地，花了八年時間打造出一貫作業的汽車製造中心「紅河基地」。隨著福特汽車王國的擴展，紅河基地成為二十世紀製造業的聖地之一。
如今的紅河基地已經沒落，而且成為環保夢魘，因為當地土壤受到嚴重的重金屬污染。一般的作法是遷廠，但是福特汽車董事長亨利．福特的曾孫威廉．福特（W. C. Ford, Jr.）卻不這麼想，他要把它改造成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製造業的模範。兩年前，小福特延聘一向強調永續發展的著名建築師麥唐諾（W. McDonough）主持紅河基地的重生計畫，這個耗資20億美元的計畫於去年11月正式動工。新計畫納入許多環保概念，例如基地各處和總面積達五十萬平方呎的所有屋頂都將栽種綠樹，以吸收雨水，也吸收工廠煙囪排出的二氧化碳；採用太陽能和燃料電池等再生能源。
紅河基地重生計畫將進行多年，目前最困擾小福特的，則是如何讓陷入虧損的福特汽車公司重生。小福特目前面對的難題，正代表了二十一世紀企業面對「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目標時，必須兼顧企業成長和環境的挑戰。
在上一個世紀，普遍的觀念是把經濟發展和環境放在對立面，許多國家的立法反映了這樣的心態，企業也把環保支出當作不得不然的成本。這個觀念在新世紀逐漸被質疑挑戰，甚至有一些企業開始以實際行動展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不但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能共榮。
以獎勵、誘因取代命令控制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教授羅森（C. M. Rosen）以「環境永續發展」（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來稱呼這個趨勢，而部分產學界人士則稱之為「工業生態學」（industrial ecology）。
工業生態學不同於傳統觀念之處，主要在於政府從過去那種「命令控制」式的作法，轉為市場導向的政策，也就是以獎勵和誘因取代命令控制；企業則從產品設計、製程、到商業模式，都以環境的永續發展為基本精神，環保是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的來源，而不再是成本。
雖然企業界身體力行的情況還不夠普遍，但是像是福特汽車、杜邦、全錄等知名企業，都已經體認到這個趨勢，化為具體行動。小福特就說，紅河基地重生計畫「並不是環保慈善事業，而是實實在在的商業。」初步估計，該計畫採用綠化等自然方式來吸收涵養水分，每年可以節省350萬美元處理排水的費用。
知名的學習性組織大師聖吉（P. Senge）在《史隆管理評論》期刊上撰文指出，這個趨勢「是由創新促成的新環境主義，而不是由法令規範所創造的」。
為何在面對經濟發展和環境問題時，會有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觀念大轉向？主要是因為有些人士逐漸發現，過去那種「命令控制」式的政策作法不但沒有效率，而且往往不太有成效。
以美國二十一年前立法通過的「超級基金」（Superfund）計畫為例。這項計畫制定嚴格的聯邦法律，希望清除有害廢棄物棄置場所，立意崇高，但實施至今，卻被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評為「官僚作風，支出過鉅，成效不彰」，因為該項立法計畫設定的標準過嚴，而且往往限定企業應採用何種技術，結果反而限制了企業的創意，並造成許多棄置場所根本沒有進行清除。更糟的是，計畫推展至今，已經花費了數十億美元打官司，其中大概一半以上的錢都進了律師的口袋。
美國一家名為未來資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研究機構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名為《超級基金的未來》的書，書中估計，未來十年，超級基金還會再耗費14至16億美元的經費。
保護環境，整治已遭破壞或污染的環境，都是必須要做的，只是該如何做，現在有了新的思考方向。耶魯大學環保法教授艾斯提（D. Esty）就致力於環保法的改革，朝向提供誘因和獎勵、市場導向的政策轉向。例如，徵收環保費用或課稅（好讓產品的價格能反映它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降低或取消政府對破壞環境產業的補貼（例如對農用殺蟲劑的價格補貼），推動環保標誌等。
其實有些國家已經開始採用這種新觀念的作法，成效不錯。例如，1991年瑞典政府開徵硫磺稅，目前燃料中的硫磺含量較法定標準還低50％，同時也促使電廠投資發展降低硫磺含量的技術。
把環保原則納入企業策略
除了政府的改變之外，若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的成長發展並不一定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把環保原則納入企業策略中，反而可以提升競爭力。
也許可以用惠普科技公司的想法來說明企業的想法。惠普科技主管普萊斯頓（L. Preston）在《加州管理評論》季刊中撰文指出，惠普的企業發展策略之所以要以永續發展為基礎，主要有幾個原因：符合顧客和市場日益強調環保的需求，因應法令的要求，節省成本，創造新商機，提升品牌形象，槓桿運用競爭優勢，提高股東價值。
以「創造新商機」為例，惠普不僅設計出能源使用效率較高的新商品，更研究一些能夠協助顧客監控、降低家中整體能源消耗量的方法，以創造新的市場機會。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盡量降低對環境的破壞，方式很多，除了惠普那種開發環保產品的作法之外，行之有年的「節約能源」和採用替代能源（尤其是再生能源）都是更有效利用能源的基本方法。進一步的作法則包括：改變企業生產的方式，例如杜邦公司利用生物工程技術製造聚合物（polymer）。
甚至有些企業改變整個商業模式。例如美國加州的Calpine電力公司採取有別於傳統大型輸電網的分散式電力供應，在客戶處設置小型發電機，有效利用能源（損耗的電力較少），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較小；Interface公司從地毯製造商轉型為「地板被覆服務供應商」，地毯改用出租方式，並且在使用期限過後，保證回收處理。
1970年代初期發生全球石油危機，從那時開始，企業界就有節約能源的觀念。美國《Business Week》指出，目前美國工業部門生產1美元價值貨物所需的能源費用還不到1970年的三分之一，這對企業的效益很驚人，因此即使石油價格下跌，製造業仍持續杜絕浪費能源。
不只是單一企業強調有效利用能源，更可以擴大到「系統」的運作。丹麥的Kalundborg工業中心就是這樣一座師法大自然循環式生態系統的生產基地。Kalundborg內有煉油廠、發電廠、製藥廠，以及其他一些小公司，他們互相供應多餘的電力、熱能、冷卻水、蒸汽等，為每一家公司帶來經濟效益。例如，電廠使用煉油廠產生的天然氣來發電，每年可節省三萬噸的化石燃料（石油等），電廠產生的蒸汽又可供應煉油廠、藥廠、附近的養魚場和鄰近的小鎮。
這種作法頗符合國際工業生態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dustrial Ecology）的觀念，該學會程序委員會成員之一、耶魯大學教授葛雷德（T. Graedel）說，「我們必須揚棄『廢棄物』這個詞，應該把它們當做是剩餘資源。這些多餘的資源蘊含著潛在的價值，只是尚未被發揮運用而已。」
除了能源和「剩餘資源」的有效利用之外，企業也嘗試改採更符合環保的生產方法。例如，杜邦公司利用生物工程技術將玉米糖（corn sugar）這種可以再生的原料發酵產生一種物質，用來製造一種新的聚合物sorona，過去這種成分物質只能從石化原料中提煉。「如果我們有效地運用我們的創意和科學知識，就能讓股東有可觀的投資收益，企業成長發展，同時也能滿足全球人類的需求，並降低我們的工廠和產品對環境的影響，」杜邦公司CEO何利德（C. Holliday）在《哈佛企管評論》上撰文指出。
企業面對環境問題，最大的調整恐怕是連商業模式都徹底改變。美國Duke解決方案公司採用的創新作法是，他們為企業規劃整體能源方案，有績效才收費，也就是當客戶的確有節省能源方面的費用時，Duke才收取所節省的費用中一定比例（例如5％）。Duke甚至出錢設置客戶所需的各項設備，並代客戶管理。
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可以並行不悖時，當今企業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發展出對環境友善、又能符合目前經濟競爭情勢的商業模式，以聖吉的話來說，就是「創新的商業模式和創新的產品必須在財務上是可行的，否則，即使這些商業模式和產品對環境生態和社會有多大的益處都沒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