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為群/不適者不能生存
首先，「十三大」所代表的是對古典社會主義模式的背離，我從四方面來分析。
第一，「十三大」趙紫陽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為在大陸發展自由企業制度找到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過去幾年中，自由企業在廣大的農村及部份城市，都已蓬勃發展，根據「社會科學院」的調查，他們的效率高、增長率快。
這是共產黨第一次在大陸上允許自由企業制度合法化，對於古典社會主義模式是一種重大的背離，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私有企業現仍不能存在或處於合法和非法邊緣上，中國將成為第一個私有企業完全合法化的國家。
第二，在非意識型態的道路上又邁開了一大步。趙紫陽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只要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益處，任何「空想模式」原則、抽象概念，都束縛不了中國共產黨的手腳。
黨政分家才能司法獨立
第三，共產黨做了認真、誠摯的努力，來試驗發展民主制，這點我們可從「十三大」代表的選擇方式中看出。在上海的選舉中，胡喬木差點沒得到足夠的選票到北京參加大會。又譬如說，「外交部」有五個規定的名額，結果有二百多人登記競選。同時在「十三大」會議「中央委員會」的競爭中，死硬保守派鄧力群也落選。
這使我們得以第一次用西方政治學中的投票行為分析法，來確立中共意識型態的格局和各種派別的力量分布。這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是破天荒的。
第四，「十三大」提出要建立公務員制度。如果公務員制度真能按照趙紫陽報告所說，成為一個相對獨立於共產黨的操作機器，強調專業能力和對國家的效忠，而不是強調意識型態和對黨的忠誠，中國將來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我相信公務員制度如真能建立，下一步，「軍隊國家化」就可能提到政治改革的議事日程上來。因為在所有的現代國家，軍隊都是公務員隊伍中的一部份。如果軍隊在十年之內，成為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黨的軍隊，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
另外公務員制度若真建立，它的運作與政黨、社會集團或個人發生衝突，就需要一個公正的機構來調解這些矛盾。這就要求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在目前黨政合一的情況下，司法獨立是不可能的。黨政若分開，我相信司法獨立性也會比較認真的被考慮。再則，公務員制度的建立還會為未來的多黨政治發展創造一種可能性。
我的一個朋友隨著代表團去訪問非洲十四個國家，回來後說，非洲除了坦桑尼亞、幾內亞比索兩個奉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外，其他國家的首都建設都比北京強，他心裡覺得非常羞辱。我自己在亞洲去過馬來西亞和泰國，相較下，它們就更比中國大陸強了，但這些國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根本不在我們眼裡。
父傳子很不容易
中國大陸搞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後，連非洲國家都不如，更不必提日本、美國了。因此大家心中都存有強大的危機感。就小環境來看，台灣、香港因用不同的模式，現在已進入了現代社會，這對大陸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不適者就不能生存，這種壓力會使得共產黨本身及老百姓要發憤建設趕上去，否h就如毛澤東所說的會被「開除球籍」(註：地球)。
我認為共產黨本身現在有兩個目標。一是發展市場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允許發展自由企業制度。它認為西方已因自由企業制受惠，加上大陸老百姓的實驗，發現這個制度比國家壟斷經濟的制度效率高、發展快，我們也不妨採取這種方式。
二是建立一黨制的憲政民主。權力轉移不外如下幾種方法：革命、政變、世襲，另外就是民主選舉的方法。
「十三大」代表的選舉中，許多高幹的子弟都被選掉了，中國從辛亥革命至今七十餘年，人民的共和意識非常強烈，再想父傳子很不容易，革命政變的代價則太大，只有一人一票能為更多的人接受。如果沿著這兩條軌跡走下去，權力的轉移將會比較順利，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見效，社會的力量會大大的加強，對黨、國家也就會有相對的制衡力量，而制衡是政治穩定的必要條件。
丁學長/把重點放在「如何統治」上
對大陸事態發展的看法，常有兩個極端。當我與台灣一般民眾及知識分子交流時，發現台灣同胞對大陸事態的發展前景容易看死。他們認為大陸如果「四個堅持」不放棄，共產黨制度不改變的話，什麼都是沒有希望，沒有意義的。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紙面上的改革
另外一些人，包括某些剛由大陸出來者，或與當政者比較關係密切一點的人，容易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常把每一個紙面上的變化當作實質的變化。我認為這兩個極端都不對。對大陸事態的發展，我一直採取一個原則；不要樂觀，也不要絕望。當報上講得很好的時候，再等一等，看他們怎麼做。
我不是說趙紫陽關於「十三大」的報告是講假話，我認為他是真心真意搞改革。但是問題在於，在大陸、蘇聯東歐的社會體制下，有時最高領導人的忠誠改革意願，都不得實現。我們要觀察的是這些最高領導人的計畫、構想能不能真正從紙面落實到社會結構中，這才是重要的。這是我對台灣同胞及學者的一個要求，不要把大陸事態看死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十三大」的改革，我認為重點如下：
一、接受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我雖然不認為這個理論為今後各種試驗掃平了道路，但它為今後各種試驗鬆開了某種程度的緊箍咒。當趙紫陽表示「一切對發展生產力有效的辦法都可以試驗」，對他的話我們不能照字面理解，否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沒有區別了，也不存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問題了。
舉例說，有些已被世界歷史證明為有效的經濟方式，目前在大陸還不能實行，或實行起來會非常困難，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實行。這就證明發展生產力並不是共產黨政策唯一的指標。 二、選舉「中委」時實行了百分之五的差額選舉法，不像過去上面要誰當，誰就肯定當上。
三、希望建立公務員制度，提高幹部的專業水準，企圖達成管理的有效性。當然在這些方面仍然涉及許多限制，譽如說要與四項基本原則保持一致等等。但這仍然是很重要的進步。
象徵性超過實質性
大陸知識分子及西方學者在今年學潮後，對大陸的事態發展多持悲觀的態度，但「十三大」對人事的安排使大家很高興。我發現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者及觀察家，比較注重高層領導的動向，特別關心誰上誰下。這當然很重要，我的感覺是，我們太把注意力放在「誰統治」的問題上，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統治」的問題。
舉例來說，「十三大」下台的人裡有九個出名的保守派份子，所以大家很高興。如果我們翻翻大陸產生巨大變化的一九七六到七八年紀錄，許多這些保守派當時均曾積極參與打倒四人幫，批判華國鋒，並為鄧小平復出而呼籲，也曾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而呼籲。
為什麼後來大家對這些人愈來愈不滿呢？他們一時被人判斷為改革派，但時間一長，當對制度做更基本的分析時，大家就會發現他們的政治哲學與政治運作方式並未做徹底的改革。所以在這點上，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統治，而不是誰統治。
我如此說，並不是要降低這次人事安排的正面意義，也不認為改革只是宣傳攻勢。但我認為「十三大」的許多重要進步，象徵性超過實質性。它是否真能變成政治、經濟、社會的現實，還需等等看。
不論「十三大」是人事上的成功，或是象徵性的進步，我想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朝這個正面趨勢發展的可能性、穩定性有多大？如果不穩定，那怕進步了很多，讓大家開心，但過不久事情一下倒下來，例如胡耀邦下台那樣，人人又傷心得不得了。
我認為從穩定性的角度來看，「十三大」上所取得的勝利或成功，目前看來仍然比較脆弱。
可以治病但不能用藥
任何一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國家，包括大陸、蘇聯、東歐，根本的問題都是改革派提不出一種新的「體」來代替原有的「體」，只能在「用」上做文章。提出一個新的「體」就不是為社會主義的改革了，而是改你社會主義。因此衡量改革對或否、成或敗，都是以「用」來作最高標準。
改革派歸咎中央計畫體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工廠生產力低，人民沒肉吃等等，宣稱市場經濟可以見效。因此改革派的邏輯、合理性也都以「用」來作基礎。
問題就恰恰出現在這裡。當沒有改革的時候，舊體制許多毛病沒有暴露，都被蓋住；一提改革，因緊箍咒鬆了，各種弊病就暴露了。雖然毛病是以前體制留下的，但因為改革把這些現象桶出來了，如果在短時間無法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保守派以及許多老百姓會把這些問題跟改革政策掛在一起。
所謂「改革」，是有些東西能改，有些不能改。但要解決舊體制釀成的難題，就不能僅僅從「用」看手，而必須看手於「體」。現在能改的、不能改的都要改。這對改革派來講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讓你治病，但你沒有用藥的完全自由。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十三大」取得的成果和勝利，其基礎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經濟狀態的趨勢，在今後半年、一年繼續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譬如物價波動愈來愈厲害，不得不用老辦法來控制，回到配給制、證券制；屆時改革派挨打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改革派的合法性就是他們宣稱其經濟政策有效，是一個「用」字。屆時那怕在位人仍然大致相同，改革政策的內容與方式就會被掏空，徒具形式而已。
林因子/原有的均衡狀態被打破了
從事實看，所有進行了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譬如南斯拉夫、匈牙利，沒有任何一國的經濟改革能達到它的目標。目前大陸的經濟改革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過去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難只是或主要是經濟問題；現在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經濟改革中碰到的許多基本困難，都與政治制度或政治經濟制度有關，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經濟改革遭官僚抵抗
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點就是，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都是由一個單一的官僚機構控制的，這個官僚機構不僅是政治組織，也是經濟組織，這個官僚機構把全社會的政治經濟功能都集中在一起。經濟改革的中心是削弱官僚機構的功能，加強市場的功能，所以在經濟改革時，就受到官僚階層的抵抗，這些抵抗有些是自覺的，有些是不自覺的。
目前經濟改革已成為共產黨的政策，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任何人要公開反對經濟改革，那就是反對黨的路線。因此所有反對改革的人，都不公開表示反對改革，而自稱是在推進改革。事實上每一個「改革者」都是按著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利益去推動改革的。
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唯一領導機構都只能是執政黨：共產黨。而共產黨的目標是多方面的。共產黨及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實際是由代表不同社會利益的集團組成的。這些不同的目標之間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在各自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這些利益衝突和意識型態衝突表現的很突出。實際上，這就是經濟改革所碰到的最基本的困難。
無論從統計數字或從社會調查報告看，中國大陸的經濟都遇到了非常嚴重的困難，主要就是由於沒有改變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所造成的。
在經濟改革中，一方面原有的約束被去掉了，另一方面制度中許多基本結構沒有改變，於是原有的均衡就被打破了。中央計畫經濟是一種均衡狀態，市場經濟是另一種均衡狀態，現在的經濟改革想要把這兩個制度混合在一起，於是產生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們應該從基本上改變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呢？還是重新回到中央計畫經濟的路上？
共產黨永遠是上級
有人認為「十三大」產生了「質」的變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十三大」的主要內容是：第一，趙紫陽接班成為最高領導人。第二，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及設立公務員制度。
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主要是為改革辯護，從意識型態上告訴人們，我這個改革是對的，不要懷疑我，如果他沒有這些理論根據，改革就更困難了。同時也在原有的制度下做一些調整，譬如說建立公務員制度等，希望能把事情辦好。
關於公務員制度，我的看法是比較悲觀的，我覺得現在所要建立的公務員制度與原來的制度沒有大的差別。趙紫陽明確指出，建立公務員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共產黨的領導，是為了使共產黨能脫離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從而能對行政工作進行監督，以便使黨的路線執行得更好。
從表面上來看，所要建立的公務員制度是一個獨立於共產黨的官僚機構，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整個社會仍然是由一個單一的組織控制，共產黨組。這個公務員體系實際是永久連在一起的。共產黨永遠是這個公務員體系的上級，所有的重要事情，都是先由共產黨決定，然後再讓他們去做，希望借這種方式提高一些效率。
但這裡的問題是，如果這個社會仍然是由單一的官僚組織控制，原來存在的所有重要的矛盾仍然存在。公務員制度的功能，從最樂觀的觀點看，只能減少內部的違法行為，並不能解決改革的基本問題。
王生/誰代表人民利益？
毛澤東時代不再
我也不認為這次「十三大」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從領導構成上來看，當然比過去胡喬木、鄧力群在位時好，我認為中國大陸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胡、鄧的離去並不是像有人說得那樣意義重大。目前正面臨到一個選擇：是繼續在政治上一黨極權、經濟上高度計畫；或是政治上真正民主(包括個人基本權力受到法律上有效的保障、普選等等)和經濟上市場自由化。
從這次「十三大」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及政委來看，中國大陸在近二、三十年選擇民主及經濟市場化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其走向與新上任的領導們的特點有直接的關係。分析這些新領導的共通處有兩點：
第一，他們多由地方基層做起，一步步往上爬，譬如李瑞寰是從木材廠工人幹到天津市長，再到今天的中央政委。
第二，大部份新上台的委員，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搞具體工作的技術人員，負責水力、電力，不是搞意識型態、文化方面的工作。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這些人的世界觀。這裡世界觀指的是人對其周圍事物，乃至社會的一些基本看法。在這些人看來，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穩定的、按部就班的。我認為在這種世界觀的支配下，這些新上任的領導人不會去觸動現有的政治和經濟架構，他們會像蘇聯、東歐國家的技術官僚一樣保守和反對變革。
他們另一個共通處是認為自己是從基層做起，是瞭解人民的，而且他們認為自己的主張、所做所為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人們所想、所需。
人民利益的絆腳石
因為他們自己有堅強的信念，可能會認為和他們格格不入的思想是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必然會排斥到別的思潮，或一些他們看來不實際的想法，這就是一件很壞的事了。
我說這是壞事有兩個原因：第一，要真正地、完全地代表人民利益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因為人民可能有各種各樣互相衝突的利益。通常一個領導代表那一部份的利益，是經過個人價值觀選擇的。
這一點姑且不論，如果我們現任的領導能夠代表真正的人民利益，誰能保證「人民的利益」將來是否會有變化？如果人民的利益發生了變化，在位的領導人又能通過什麼管道得知？所以自認代表人民利益的堅強信念，常常會成為執行人民利益的絆腳石。
以上所說，對發展民主和市場經濟並不構成最致命的傷害。民主和市場經濟最嚴重的破壞在於對程序的破壞。這些程序包括言論自由、市場價格形成過程、合同的尊嚴等。由於在位的領導堅信自己就是民意的化身，他們對言論、合同的內容及價格的高低都要插手；這樣做的後果，不管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都是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中國大陸徹底的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前景不容樂觀。而改革不徹底會帶來那些後果？
經濟改革提供了企業和個人謀利的動機，但這些動機的實現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經濟學家強調改革不徹底的經濟後果，譬如投資飢餓症等。我認為政治上也會產生一定的後果，最主要是共產黨的威信問題。中國大陸現在有幾個「順口溜」很能反應一定的問題：一為「十億人民九億商，齊心協力騙中央」，「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罵娘此處指發牢騷)。有人解釋這種不滿情緒，是由四人幫造成，我認為這沒道理。
十億人民九億喬
四人幫剛倒的時候，許多人說文革造成了一大部份失望的青年，其實這些青年當時並未真正的失望，大部份人仍然相信共產黨或共產主義信念。現在的年輕人，這種信念完全沒有了。也有人說不滿是因為他們的期望高了，但我不認為這麼說可以全部解釋這種現象。
我認為現在中國社會關係橫行，非常嚴重。有人說中國人比以前貪婪狠毒了，其實不是這樣的，這種現象是因改革不徹底造成的。如果在全面計畫經濟體制下，個人與企業沒有謀利的動機，全部的資源都是國家分配，就不會產生普遍貪污腐化的情況。過去拉關係是有，但遠不及現在嚴重。
改革後，個人和企業的謀利動機產生了，而且這種動機很強烈，賺錢後立刻可改善生活。由於改革不徹底，因此他謀利的機會大部份是取決於官僚的關係，這是造成腐化貪污最根本的原因，也是造成老百姓不滿的原因。
胡耀邦下台時，不少西方學者或大陸民眾都認為，只要經濟開放，胡下台不會對未來的民主化有太大的影響。
大陸經濟發展幾十年後是否會與台灣、南韓一樣，形成中產階級後導向民主化？我認為這兩者間沒有必然的關連。
十八、九世紀的西方啟蒙家，把國家發展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經濟上。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若每個領導都重視經濟，這種重視經濟的本身就會約束他們自己的一些行為；孟德斯鳩認為君主對其權限就會自我節制。但這句話可以從兩方面來說，如果可以限制領導自己的行為，也就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去限制人民的行為。
中國大陸在文革前、文革中，憲法上都有「罷工權」的規定，雖然沒有真正行使這個權力，但總承認罷工權的存在。偏偏就在發展經濟時，中國大陸領導人把這項權力取消了。從紙面上的意義來看，中國大陸的民主是現在多呢？還是以前多？鎮壓學生的行為，也都說是為了發展經濟，必須先要維護社會秩序。
從短期來說，或許發展經濟反而對民主有不好的影響，成了壓制民主的理由。
胡平/一隻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手
「十三大」的評論可從兩種角度來看：一是常識的角度，一是歷史的角度。從常識的角度，值得稱讚就相當少了，因為充其量是對過去所做的蠢事及錯事，既不及時、又不徹底的糾正。
譬如農村的土地可以轉讓了，大家認為是了不起的突破。其實幾千年前秦皇漢武時期就這樣做了，這算什麼突破呢？又譬如反終身制，華盛頓在兩百年前就實行反終身制了，現在我們還說是無產階級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的創舉，這是常識不夠。
摸著石頭過河
稱讚「十三大」成果者多基於歷史的角度，總覺比前些年進步多了。由於過去錯誤陷得很深，糾正需要很大的魄力，因此讚揚都是一種期待、一種勉勵，希望共產黨能繼續依循正道的方式，走上一條合理的道路。但若繞個路，又往其他方向、或回到原方向，就會令人大失所望。
從這個觀點上來看，就如古語說：「行百里半九十」，到最後才能證明他是否走上正途，但若共產黨仍想保持一個極權的中央，對經濟加以支配，那麼就不值得如此稱讚了，所以除非定向了，才能予以充分肯定。(多人插話：沒定向呢！他們是摸著石頭過河，石頭是那個方向都有，石頭那兒塊圓，他就那兒過，他也不知道方向。)
很多口號，都應該分析清楚，「十三大」中的「黨政分開」是句沒意義的話，因為政也是黨在管，黨與政怎麼分開呢？還有「權力下放」，毛澤東時代起就一直強調這個問題，因為領域這麼大，不可能全部管理。權力下放並沒有分權的意思，是因為上邊兒做不完，只有交下去。
就中國大陸目前來說，黨、國家、政府、人大常委會，其實都是一個東西。譬如說，前幾年有人討論「權」大還是「法」大，這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意義，因為我們的「法」就是由我們的「權」去定的。
剛才林因子所說「十三大」試圖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其合法化辯護。我認為改革派除了希望強調自己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用這個理論封住保守派的口以外，最重要的是想堵住搞自由化的人的嘴。雖然改革派做的不見得都是社會主義的事兒了，但是還是要扛著社會主義的旗子。
人心不思教條主義
這幾年，大陸人民的心理變化相當大，過去共產黨高舉馬克思主義，以此證明它統治的合法性、正當性，但人民現在已不這麼看了。
有些史學家評斷諸葛亮，認為諸葛亮不一定要老打著漢家天子的招牌，最初大家都得打著這塊招牌起事，但後來人心都不思漢了，也不談漢賊不兩立了，誰做得好，老百姓就希望誰做皇帝。
如果共產黨現在說，我們過去沒搞好，現在要改一改，老百姓絕對不會說：「那不行，我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老百姓決不會因為當局背離了什麼主義、什麼教條而反對它，他們只會因為當局對那些不合適的教條背離得不夠而反對它。
不要過高估計所謂保守派的力量，正如不要過高估計凡是派或四人幫派的力量一樣，他們顯然都是迅速衰敗的力量。只有當所謂改革派(我不喜歡用改革派、保守派這種二分法)左右開弓時，他才使自己陷於被動。
在一九八七年才提出「初級階段」的理論，其主要目的已不是要防備保守派，而是防備自由派。說到底，就是還要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自由化。
我早在毛澤東死以前就預測，大陸很可能會走上史達林死後蘇聯東歐模式。我認為目前大陸正處在一個關鍵性的選擇中，究竟我們會走向蘇聯東歐溫和型的集團控制狀態，或逐步走向自由民主的狀態？
另外在經濟方面，大陸因過去的權力結構，使得經濟改革的背景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背景有相當大的差別。有人說，有的國家不是也專制、也獨裁？他們也能搞自由經濟，這其中忽略了專制獨裁也有不同的程度。
在大陸目前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實行市場經濟的辦法，好比在坑坑窪窪的台面上打桌球，正打不能正看，歪打也不能正看，除非對這個背景作起碼的改變，否則既不可能造成經濟發展的奇蹟，同時還很難避免陷入危機。
不能接受人為不公平
我們也可以從理論上討論，一個對經濟全面控制的國家轉為市場經濟，其可行性有多大？市場經濟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而指令經濟是靠一隻看得見的手，不只是看得見，還無微不至。這隻手以為可替天行道，後來又發現行不通了，想回頭，但問題是回不回得去。
其實西方世界市場經濟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但為什麼人們能夠忍受那些不公平？原因很簡單，看不見的手造成的不公平是自然的，非人為的，就算人為，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在吃虧後，自己知道是冤無頭、債無主，也就只好認了，只好自己再努力。
而在大陸，原本有個高高在上的大家長管著，忽然說從此不願再管了，要大家自由競爭，於是紛爭即起，老大認為父親偏心，老二嫌老大財產比他多，在這種情況下，除非重新公平分配，再起步競爭，才能避免怨憤，而這一點恰恰是很難做到的。
有人說大陸老百姓喜歡依賴政府，喜歡吃大鍋飯，不喜歡競爭，這是很表面的看法。其實不是對競爭不習慣，對物價上漲不滿意，是因為這個過程裡有很多人為的不公平，人民只能接受自然不公平，不能接受人為的不公平。
人民力量不容忽視
對於中國大陸將來的前途，有人樂觀、有人悲觀。
樂觀派的看法認為領導人目前的做法，可能導致好的結果；悲觀派認為共產黨目前雖然願意搞市場經濟，但若危及他的利益，他就不會幹了。
我認為兩種看法都不好，這兩種看法都假定中國的前途完全是共產黨在起作用，確切的說，是共產黨的幾個最高領導人在起作用。我認為社會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若社會力量能夠發展，樂觀者的看法就有希望，因為共產黨也是人，不能說他就無法接受好意見。當然他一黨專政的意願，可能是不願放棄的。但不願放棄是一回事，不能不放棄又是另外一回事。
共產黨當他面對強大的壓力，加上他認為對方所說的也是有道理，也就會半推半就的同意。其實歷史上成功的改革都是半推半就的。
在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能排斥共產黨在一定的壓力下，可能做出比較明智的抉擇。我不認為中國的命運全都操縱在共產黨少數領導人之手，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