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鈴薯成為歐洲另一項日常主食，補充穀類的不足，協助增進糧食安全，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但是，當各國過度倚重這種作物時產生了問題，很大一部分起因於這種作物增殖的方式。當馬鈴薯歉收，就會很嚴重的匱乏。
如果你要在花園中種植馬鈴薯，你可以買一袋種籽馬鈴薯。這個名稱完全誤導人。這些當然是馬鈴薯，但它們不是種籽，從這些小馬鈴薯中生出來的植物，是它們親代的複製品，而這些親代原本就是在仔細控管的條件下生長，確保純種品系，讓個別的栽種品種間雜交減少到最低程度。馬鈴薯是開花植物，而且花很漂亮，淡紫色的五瓣花朵，而開花目的就是要有性繁殖。當昆蟲造訪盛開的花朵，帶走牠們所需要的花蜜，同時也帶來其他植物的花粉。花粉就是植物的精子，含有半組的植物染色體，也就是來自另一棵植物，或來自同一棵植物的雄性DNA，重要性在於產生花粉時它被打散過。同樣的過程在卵子形成時也會發生。產生配子（不論是花粉或卵子）的胚芽細胞，含有一對對的染色體，在每對染色體中，染色體會減數分裂，也就是在形成配子的特殊細胞分裂中彼此交換基因。（染色體加倍就是在這時發生，請回想狗成倍增長的澱粉基因。）一條染色體上的一個基因，可能和另一條染色體上相對應的基因不同。每對染色體只有一條會進入花粉粒或卵子中，選擇的基因變異組合都來自原本那對染色體的其中一條，所以這已經是新的、與親代染色體不同的組合。
當花粉和卵子結合，從父母雙方衍生的染色體會配對起來，一個全新的基因變異，或說對偶基因的組合，就創造出來了。有性生殖的重點就在創造新穎和變異，但馬鈴薯也會很自然的靠無性生殖繁殖。事實上，從演化的觀點來看，這正是塊莖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人類（或其他動物）食用，而是為了創造新版的植物。
可以從馬鈴薯採集種籽，種植下個年度的作物，但這並非創造下一代作物最顯而易見的方式。保存一些比較小的馬鈴薯繼續種植，會簡單得多。利用種籽也會為隔年的植株引入不確定的元素，有性生殖保證一定程度的變異，如果你想種出有特定特性的植物，那可能非常不受歡迎。利用種籽馬鈴薯能消除那股不確定性，其實你種的馬鈴薯不是真的新生代，它們是你採收馬鈴薯母株的同卵雙胞胎。這是無性生殖：新的作物是舊作物的複製品。
這聽起來是個好主意，如果你的作物有令人想要的特定特性，你當然會要保持那些特色。但消除變異是個危險遊戲。有那麼多動植物都進行有性生殖，因為那樣比較「有效」。隨著新一代創造變異、提供新變異的可能性，這會在環境產生變化時較有優勢。所以產生變異是大自然保障未來物種的方法。環境不僅是動植物生長的物理情況，也具有生物性：牽涉到可能與這個特定生物互動的生物體。這些生物體可能造成威脅，也許是病毒、細菌、真菌，或其他動植物。這些潛在的敵人一直在演化出更好的方式進攻，更好的方式躲避受到威脅的生物所演化出的防禦。這比得上軍備競賽，如果防衛者沒有跟上，其命運恐怕不樂觀。
如果你以種籽馬鈴薯來種馬鈴薯，並從收穫的作物中保留一些馬鈴薯再次種植，然後周而復始，你就將那些馬鈴薯困在中止的演化中。你也許能保護你的馬鈴薯，免受其他潛在的傷害或其他植物的競爭，一點除草工作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你也許能保護你寶貴的植物，不讓喜歡咀嚼葉子或塊根的動物（雖然甲蟲極難提防）靠近。但最邪惡致命的威脅，是來自小到人類肉眼看不到的病原體：病毒、細菌和真菌。不要搞錯，病原體這些做壞事的傢伙不會受到阻礙。它們會演化出新而強大的有害方式，侵略你的馬鈴薯，且最終它們一定獲勝。如果你的馬鈴薯中有個還不錯的變異，那麼有些馬鈴薯還有機會被賦予抵抗力，存活過猛烈的攻擊。如果幾乎沒什麼變異，那麼病原體恐怕會有全面的毀滅性，能夠消滅所有作物，能夠消滅整個國家的作物。那正是一八四○年代愛爾蘭發生的事情。
西北歐洲其他國家很晚才接受馬鈴薯，愛爾蘭卻打破框架，當英國移民在一六四○年將馬鈴薯引進愛爾蘭時，這個作物受到熱烈歡迎。愛爾蘭農民發現馬鈴薯是可種植在貧瘠田地的作物，而比較肥沃的土地專門用來種植穀物，收成可上繳遠在英格蘭的地主。十七世紀中期引進愛爾蘭的馬鈴薯，可能仍然是安地斯山品種，但是愛爾蘭的氣候如此溫和，九月就和六月一樣溫暖，馬鈴薯可以一直種植到九月。一株祖先已經習慣種植在靠近赤道、較短白晝地區的馬鈴薯，在靠近溫帶的愛爾蘭也會很愉快地長出塊莖。
到了十九世紀，愛爾蘭農夫仍然將大部分的穀類出口到英格蘭，他們和家人則依賴馬鈴薯維生，幾乎沒有其他食物。但在這片蒼翠、水分充足的島嶼，農夫沒有辦法貯存他們收穫的馬鈴薯。他們種馬鈴薯、吃掉，然後再種。而這作物的基因多樣性很狹隘，農夫只種一種馬鈴薯：愛爾蘭碼頭工人（Lumper）。那是無性繁殖單一栽培（monoculture）的全國性實驗，命運就此受到詛咒。
一八四五年夏季，一種叫做馬鈴薯晚疫黴（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真菌抵達愛爾蘭海岸。它的孢子可能藉由一艘來自美洲的船抵達，愛爾蘭馬鈴薯作物對這種新的病原沒有抵抗力，這個幽靈在馬鈴薯中以驚人的速度擴散，孢子透過風從一片田野傳到另一片。葉子和莖枯黑，地下塊莖變成軟爛的糊狀。空氣中充滿腐敗的氣味。枯萎疫情在一八四六年再度來襲，一八四八年又席捲歐洲的馬鈴薯作物，但在愛爾蘭災情最慘重。
農民的苦難受到殘忍忽視，穀物仍然被運送到英格蘭。社會的不公惡化了這場生物性的悲劇，愛爾蘭農民和他們的家人沒有其他作物可以維生，飢荒、斑疹傷寒與霍亂在這片土地上蔓延開來。由晚疫病啟動的悲劇被稱為「An Gorta Mór」，意思是大飢荒，又稱為愛爾蘭馬鈴薯大飢荒。飢荒促使愛爾蘭難民大規模出走，往西橫跨大西洋。成功抵達北美的人很幸運，在家鄉愛爾蘭，三年內就有一百萬人死亡。現今愛爾蘭的人口仍然比大飢荒與移民潮之前要少，只有約五百萬人，而一八四○年代有八百萬人。
這場可怕的悲劇為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我們總是渴望控制作為食物所栽種的植物與所豢養動物的特性，讓我們能夠事先計畫，以便管理供應和需求。但那是有代價的，如果我們為此避免馴化物種的演化，就會有潛在毀滅性的代價，尤其是牽涉到病原的時候。
這看似很矛盾，當農業發展被視為是執行風險管理，我們卻成功創造這樣巨大的弱點。狩獵採集者的生活風格與農民相比，看似如此不穩且聽天由命：一種倚靠大自然供養，另一種控制收成並貯存剩下的食物作為保險，為艱難的時刻做準備，但卻也將剩餘轉化成財富和權力。然而看似我們對自然的控制，也許沒那麼完全，甚至遠比我們所希望的還虛幻。我們努力想要控制生物，阻止它們改變，卻忽略自然的基礎就是「變化」。限制馴化物種的演化，會使它們變得極為脆弱。
本文節錄自：《馴化：改變世界的10個物種》，羅伯茲著，余思瑩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