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陣子，基因食品引起社會各界甚多的討論，討論的重點集中在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標示與資訊透明化的問題。這僅是生物科技進展，帶給社會衝擊的一面，進入二十一世紀，還有更多的議題，在可見的未來將陸續浮現。
從前，農作物種植或收成時為適應氣候與避免天然災害，農民選擇適當的種苗與季節播種。當有機肥料、殺蟲劑、抗生素與保鮮劑陸續問世之後，社會注意的焦點轉移到這些農業化學品的使用量與殘留量。有關殺蟲劑的使用方面，卡遜女士（R. Carson）在《寂靜的春天》中，反覆地闡釋DDT等農藥對生態環境平衡的影響。至於殘留量的問題，則在科技檢驗進步到殘餘量的檢驗可精密到百萬分之一或甚至十億分之一的程度時，密切受到監視其蓄積體內對身體健康的危害。
一九七○年代初期，科學界開始檢討科技對大自然的衝擊，重視生態保護的綠色科技，如生物農藥、可回收材質的利用等等，但是，在人定勝天的迷思下，生物技術似乎再次顛覆了近半世紀對上述科技省思的觀點。
以往稻米只能一年一作或兩作，農業專家耐心利用作物世代交替的演化，培養新品種的稻米；為防制蟲害，研究人員費盡心力研究控制蟲害的方法。無論是品種改良或是化學合成殺蟲劑，在世間萬物的演化流程來看，都是一步一腳印，也沒有脫離所謂「理性的演化」過程太遠。雖然，科學怪人（Frankeinstein）的論說也曾流傳多時，半世紀前赫胥黎（A. Huxley）的傳世之作《美麗新世界》所描繪的新世界——生老病死、喜怒哀樂都可在試管中先予以制約，仍在未定之天。試管中創造或複製生命，終究僅是象牙塔中科學研究的領域。
快速複製自然演化過程
在二十世紀末之際，這個世界突然發現生物科技不僅可能改變花卉的顏色、開花的季節，基因工程胰島素、血紅素增生素等藥品陸續上市，桃莉綿羊問世之後，人類胚胎複製的效應引起甚大的爭議，在不知不覺中，美式速食文化的基因薯條，也進入我們的日常飲食之中。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不是自然規律誕生的生命，可能是活生生的基因產品像博美犬，或是二○○○年年底時台北院線上演的阿諾‧史瓦辛格新片那種「魔鬼複製人」。
生物科技的創新，讓新產品研發的途徑，出現前所未有的局面。位於加州的生物科技公司Maxygen利用生物技術繁殖一系列的蛋白質，使其具有耐熱的特性或更能與癌症細胞相結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科學家，從自然演化的各種已知技術與工具，快速複製演化的過程，產製多樣性的基因世代，經過試管中四代的演化，他們演化出一種抗體片段，將一種殺手細胞與抗體結合，使其與特定癌症細胞的親和性增加一萬倍以上，對癌症細胞產生獨特的殺傷力，而不致對其他正常細胞有傷害。
丹麥的Novo Nordisk公司與Maxygen合作，開發出一種新型酵素清潔劑Lipoprime，這個發明是從原有的一種菌株的結構基因、將另外二十五種菌株的基因植入演化而來，這個新酵素清潔劑可以在不同的酸鹼值溶液中作用，其效果更佳，這樣的研發成果，是該公司研究人員三十多年來夢寐以求而無法如願者。
另外一家生技公司Diversa從死亡的鯨魚屍體上的細菌，分離出DNA，據以複製能夠分解油脂的酵素。二○○○年年底時，在人類基因序組計畫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生技公司瑟雷拉（Celera）與哈佛大學合作，遠至中國大陸的一個偏遠鄉鎮蒐集當地居民的血液，試圖尋找特定的基因做為新藥開發的材料，也引起相當的注目與批評。
當生物科技研發離開實驗室，變為具有商業價值的技術或產品時，就像潘朵拉（Pandora）的魔盒開啟，人類社會勢必面臨生物技術所引發的爭議。人類基因序組完成之後，接下來的是各方豪傑風起雲湧，試圖從基因序組中找出個別基因的功能或與其他基因之間的互動。或許在本世紀內，我們可能無需待疾病徵兆出現，就可以事前篩選基因，提早診斷或藉由基因修正排除病因。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生物技術年代，生物技術知識的快速成長，及其對我們生活的衝擊，就好像今天電腦之於我們日常生活一樣，在三十年前根本難以想像。
人類主導第二個創世紀
Richard W. Oliver在他的著作《生物科技大未來》裡，就具體說明生物技術終結、取代電子資訊時代，帶領人類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紀：在實驗室中創造生命，無性繁殖或複製哺乳動物，包括人類；從基因著手遏止老化過程，延長人類壽命超越一百二十歲的上限；為個人量身定做精確治療疾病的基因藥學；奈微米技術衍生的新工具與材質，使人類生物過程的知覺如聽覺、嗅覺、味覺，甚至記憶都得以複製；以昆蟲或動物為工廠，生產最強韌的纖維與黏性最強的接著劑等等。
Oliver分析生物技術時代的三項新經濟基本法則：生物科技知識每日倍增、生物技術全球化的範疇與研究對象的規模（材質的粒子大小）成反比，以及逐漸加速的垂直成長速度。這樣的觀點可說是從產業經濟面，正面肯定生物技術的代表作。
但是，人類基因圖譜及其功能建構完成，這些生物技術研發成果衍生的巨大商業利益背後，事實上亦有不容忽視的潛在效應，尤其是負面的效應。這種論點在Jeremy Rifkin的《第二個創世紀》中，表露無遺。Rifkin是一位長期觀察科技對經濟、勞動力、社會以及生態環境衝擊與影響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趨勢經濟基金會的創始人，目前仍擔任該基金會的主席。
他認為達爾文的物種來源與發展理論引導了二十世紀工業時代的政治與經濟立論合理化之基礎，而生物技術所帶來對組織經濟與社會活動的變革，亦逐漸修正自然演化的思想。「達爾文的世界充滿著像機械的生物，自然是由可以相轉換的零件結合起來，形成具各種功能的組合體，經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演化過程，人類成為當今地球生物世界的主宰。」引導進化（directed evolution）的觀念則視生命為資訊，取代生命就是機械的看法，將生命的構造視為功能，而功能僅是資訊流動的一種形式，於是物種的整體性就完全消失了。「生命不再是鳥和蜜蜂、狐狸和母雞，而是一堆堆的遺傳資訊，所有生物的本質都被消滅殆盡，成為抽象的訊息。……在生化科技的時代，不同名字的不同物種，慢慢變成資訊的系統，人們能夠重新設計成各種無限的組合。」
生技發展貢獻多於隱憂
因此，人類在取得和處理資訊上技能高超，就等於有較優越的適應能力，所以人類才能駕馭其他的生物。突然之間，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改由「識者生存」所取代。Rifkin認為，對於像生物技術這樣的新科技，人類所運用的權力在使用範圍和程度上是否恰當或過度？漫無限制的使用所造成的損害是否比進步還大、缺點多於優點？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分裂原子和解開DNA雙螺旋代表著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成就，前者對人類的利益與潛在危險，已陸續反映在許多國家對核能發電的決策上，後者仍在發展之中，目前所看到的是生物科技突破的貢獻多於隱憂，我們這個世代雖可能享受生技突破的果實，但也無法預測路的盡頭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生物技術的快速進展，使得引導進化的觀念面臨許多爭議。在可見的未來，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擁有基因科技所有的核心技術，但在經濟掛帥與智慧財產權的趨勢下，生物技術及其衍生的商業利益，注定是大部分經濟已開發國家的特權。稀有品種或基因資訊的智慧財產權、第三世界日趨擴大的差距是否又造成另一種新經濟殖民主義的興起？當人類基因功能完全被解構後，基因資訊透明化以及誰來主導進化過程等等，這些都是經濟層面以外逐漸引起世界各國重視、更是人類社會需要未雨綢繆的議題。
當擁有基因資訊與科技的「識者」——個人、產業組織或國家——成為決定「適者生存」的主導者時，我們所面臨的抉擇，就不僅僅是生物科技所帶來的正面效益而已，生技革命將會「迫使我們每一個人把一面鏡子擺在我們最深信的價值之前，使我們去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義等最終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