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的富強來自偉大制度
四十年來，我一直在探討美國的富與強。即使讀的是經濟，也同樣地關注美國的民主與法治。在現場觀察了美國十次總統大選（一九六○到九六）之後，我的看法是：其間所選出的總統，從甘迺迪到柯林頓，正如美國學者所評比 ，沒有一位是「偉大」的第一級、「接近偉大」的第二級；這八位總統都屬於第三級（中等）、第四級（中等以下），甚至第五級（失敗）。
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證：在一個體制健全、輿論功能發揮、民主與法治兼有的社會，即使不斷出現平凡或平庸的總統，無損於國家的富強。這就清楚地說明了：美國的富強來自偉大的領導者少，來自偉大的制度者多。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制度的設計會產生平凡的總統，但不一定會產生平凡的結果。
（二）民主政治逐漸扎根
在學習民主的過程中，台灣剛經過競爭劇烈的第二次總統直選。選後的第三天，三月廿一日，我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短文「新總統的歷史性機會││敲開兩岸雙贏之門」。其中寫過下面三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