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法國黃背心運動……，歐洲一舉一動牽動全球局勢變化，《遠見》彙整出近期歐洲社會出現的三大新趨勢，帶你反思因應之道。
英國脫歐混亂，天天上演；法國黃背心抗議運動四起；到底歐洲社會出現哪些新變化呢？
整體分析外國報導與專家評論，可以發現歐洲已出現三大社會新趨勢。
趨勢1〉白人女性爭取權益
首先是，憤怒的白人女性已然崛起。
3月9日，巴黎天氣乍暖還寒，但住在東北邊市郊的凱瑟琳一早就整裝出發，準備到市中心的凱旋門參加第17週的黃背心運動。
法國內政部統計，當日全國約有2萬8600人參與黃背心運動，比前一週少了一萬人，巴黎抗議民眾也僅存3000人，聲勢明顯消退，但30歲出頭的凱瑟琳依舊熱情不減。
「有權力的精英根本不知道一般人生活多苦，他們已經和現實生活脫節，」畢業後就一直在超市當收銀員的她，只領最低工資，每個月都透支，更負擔不起汽油、汽車費用。
相對剝奪感愈來愈大的她，對主流政治人物失望透頂，反而從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Rally）女黨魁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身上找到希望。
今年51歲的勒朋，出身極右派政治世家，主張加入歐盟導致法國農、漁業衰微，強烈要求法國退出歐元區和歐盟，讓歐盟聽得如坐針氈，卻打動像凱瑟琳這樣經濟弱勢、對現況不滿選民的女性。
勒朋知道如何擴大群眾基礎。離過兩次婚的她，強打自己單親媽媽的形象，也鮮少提及國民陣線反墮胎，以引起更多女性共鳴。
造成黃背心運動的主因，正是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據法國政府統計，該國目前有52.1％的貧窮成年人口是女性，這和她們常得離開工作崗位生孩子，無法得到足夠工資有關。
法國雜誌《健談者》（Causeur）觀察，此次黃背心運動參加群眾中，約有四成以上是女性。勒朋善用民怨，向上街的女性工人、單親媽媽、低收入戶女性拉票。
勒朋的崛起有脈絡可尋。過去20年來，與反歐盟劃上等號的極右派，多由白人男性提出激進訴求，吸引白人男性選民，女性相較之下是隱性支持者。《衛報》（The Guardian）形容，這像是「憤怒的白人男性互相支持。」
但2015年歐盟難民危機，扭轉歐洲社會和政治觀，「憤怒的白人女性」也開始走上街頭，並居領袖地位。《衛報》統計，目前至少有六位女性在法國、德國、義大利、丹麥、挪威等國領導極右派政黨。
今年5月23至26日，歐洲議會選舉將登場，當選者任期將至2024年。《衛報》指出，勒朋的國民陣線支持度已和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所屬的共和前進黨（La République En Marche!）旗鼓相當。
「憤怒的白人女性」效應能否擴及各國，衝高極右派政黨得票率，已是關注焦點。
趨勢2〉社會主義浪潮再起
與此同時，政治光譜的另一端也在蠢蠢欲動，帶動第二個明顯的趨勢：社會主義浪潮再起。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1991年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成為經濟失敗和政治壓迫的代名詞，但如今社會主義又重新流行，英國工黨（The Labour Party）極左派領袖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也可能在脫歐亂象中取得首相大位。
即將在今年5月滿70歲的柯賓，青少年時期就加入工黨，主張鐵路和郵政國有化、提高富人稅、廢除大學學費，並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被稱為「老式左派」。
1997年，前工黨領袖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取得政權時，柯賓還未曾躋身核心，在黨內是隻孤鳥。
但工黨於2010年成為在野黨後，柯賓聲勢卻逐漸攀升，在2015年以59.5％過半得票率贏得黨魁，支持他的多半是18至34歲的年輕人，對貧富差距加劇不滿。
柯賓本人支持軟脫歐（指雖然脫離歐盟，但仍留在單一市場、負擔歐盟預算），認為這有助於推動英國社會改革，但他又深怕得罪投票給他的年輕人，拒絕表明立場，使得工黨支持度仍落後給處理脫歐不力的保守黨。
趨勢3〉千禧世代失落感嚴重
受到歐洲動盪影響嚴重的，是1980、19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世代，這是第三大趨勢。
2月7日，一群反英國脫歐的年輕人在英國國會大廈外示威，22歲的劍橋大學政治系學生蘿拉・史比瑞特（Lara Spirit）高舉標語：「我們這一代被『剝奪』在歐盟生活和工作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卻開放給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史比瑞特認為年輕一代多半支持留歐，卻要承擔上一代留下來的爛攤子。
民調公司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統計，18到24歲中，逾七成希望英國留在歐盟。《衛報》指出，英國已有成千上萬個家庭，面臨無法癒合的傷痕，更有不少年輕人表示，「無法原諒支持脫歐的父母」。
身為英國人的史比瑞特，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我們的未來，我們的選擇」（Our Future, Our Choice）組織，希望推動二次留歐公投。
目前該組織已募得逾7萬英鎊（約台幣286.46萬元），並吸引不少過去支持脫歐的年輕人，改變立場加入。
脫歐也影響在英國工作、求學的歐盟千禧世代年輕人。38歲的德國數據科學家勞倫斯・格費特（Laurens Geffert）就是一例。八年前，取得德國波昂大學生物資訊學系碩士學位的他，到總部位於英國劍橋的聯合國附屬機構——世界保護監測中心（UNEP—WCMC）實習。
原本他只打算待八個月，但意外獲得正職工作和劍橋大學博士班的錄取通知，讓他就此留在英國。格費特認為，自己變得愈來愈像英國人了。
但英國脫歐後，他十分迷惘，不知道能在英國待到何時。他的女友是個法裔香港人，也在英國工作，擔任初級醫師（指醫學院畢業，工作經驗未滿10年），她一度希望和格費特一起到美國找工作，但最後兩人仍決定留在英國，靜觀變化。
據英國國家統計局今年2月統計，16歲以上、在英國工作的歐盟公民有230.3萬人，占英國勞工的7.05％。這些公民若在英國合法居留十年以上，可申請永久居留，不受脫歐影響。
居留未滿十年的公民，英國也和歐盟達成協議，可在2021年6月30日前申請「歐盟解決方案」（EU Settlement Scheme），通過後就可留在英國。英國政府為此推出App，去年9月上線至今，已有15萬人申請，13.5萬人取得居留資格。
英國內政部說明，已申請但尚未取得居留資格的1.5萬人，會得到「預定居留」（pre-settled）身分，沒有任何一個申請人遭到拒絕。
但，即便這些人可以繼續留在英國，傷害卻已造成。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湯米・沛多（Tommy Peto）研究發現，不管採用哪一種協議脫歐，千禧世代年輕人都會在職涯中少賺7000至10萬8000英鎊（約台幣28.8萬至4439萬元）。
更有大量研究指出，若脫歐造成英國經濟衰退，將使此刻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工資永遠落後經濟活躍時期入行的同輩。動盪的歐洲已嚴重衝擊年輕一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