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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通Made in China

文 / 臧聲遠    
19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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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通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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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九十二名台灣考取內地大學的公費生,在乘船前往大陸前夕,發表「告別本省同胞書」,由台大醫學院畢業,考取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江濃,以不甚流利的中文寫道:

「常常聽到一股人士的意見說,台灣是全國最發達的省分,如果要離鄉背井遠涉重洋到內地,不如就在台灣學習。不錯,過去雖然在日本帝國主義下,本省比較內地有進步些,可是以這個理由就否定升學內地的好壞是錯誤的……,我們要打開本省和內地的隔閡,瞭解我國的情形,吸收我國的新文化,我們是為求更大的建設力量而求學去的。」

時間: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九日

來自台灣的電視記者、國民黨立委助理、大學講師助教、學運積極份子……,齊集在北京理工大學,把可以容納兩百人的試場擠得座無虛席,他們都是來報考北京各大學的碩博士班。就在前一年,教育部長林清江才宣布,無限期延緩採認大陸學歷。

◆      ◆      ◆

「是不是最好的台灣學生都去了美國?」五年前,大陸國家教委(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主任李海績疑惑地問。他忍不住向台灣喊話,希望能招收到素質較高的台生。

這些微詞是有道理的。前些年赴大陸留學的,主要是台灣聯考的失意者,或是父母在大陸經商。他們多半就讀大學部,而且有七成選擇中醫藥學院。由於大陸就學管道紊亂,正規的港澳台聯招外,還有五花八門的旁門左道,可以免試升學,台生素質低落成為不爭的事實。

就在這種刻板印象定型的同時,悄然出現大批新血輪,重新改寫台生的負面定義。他們出身國內外一流大學,職業涵蓋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大學教師、電影導演、主流媒體記者,甚至中央民意代表。他們主要攻讀碩博士學位,科系則以跟兩岸交流相關的會計、民商法、財經企管和國際政治為主。

他們對中國大陸有第一手的深刻瞭解,與大陸未來的精英建立了同窗師友的「革命情感」。他們更是台灣先進觀念的傳播者,潛移默化影響對岸的制度變遷。

從數字來看,北京大學七十名台生當中,攻讀法律碩博士的就占去一半,以台大法律系校友最多。中國政法大學也招收約四十名台灣研究生,幾乎青一色都是念法律,有律師資格者不在少數。

而上海財經大學,更使台灣會計界趨之若鶩,三十名台灣研究生當中,包括台大會計系副教授,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以及副總統連戰的賴姓會計師的公子。

讀書,為進軍大陸市場鋪路

大陸官方統計,前年度錄取的台灣研究生,總計一百五十二名。照這個數字推算,不難看出台生的「質變」。

台大經濟系畢業,到北大攻讀經濟碩士的殷倜凡,在港澳台聯招的試場,結識「師姑」輩的會計師,交談才知道對方事務所派出四名在大陸有牌的會計師,分頭前往南北四大都市就讀會計博士,有瀋陽的,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為進軍大陸市場鋪路。

大陸允許在職者用「兼讀」名義就讀,給台灣專業人士很大方便。在課程安排上,他們可以密集上課,每學期最少到大陸兩次,每次連續修兩星期的課,不但事業照顧得過來,機票住宿費用也大為節省。

對律師和會計師來說,去大陸念書的出發點,很明顯放在台商市場。想要在大陸執業,需要先調查市場生態,熟悉當地法令運作,取得專業證照,建立人脈關係。最有效的捷徑,就是去讀書。

專業證照方面,台灣人報考大陸內地律師,只有在六年前開放過「空前絕後」的一次,此後再也沒有機會。大陸本地生念到法律碩博士,就具有律師資格;研究所文憑的效力,跟律師執照相去不遠。因此報考大陸的學校,成為台灣律師「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大陸會計師執照,雖然准許台灣人報考,但競爭超乎想像激烈。每年報考者將近三十萬人,合格者只有一萬多人。與王文洋發生感情糾葛的呂安妮,也曾經報考而無法過關。為了方便取得考試資訊,台灣有些商學院學生,乾脆去大陸念會計研究所。

大陸的特殊規定是,考取會計師執照後,必須在當地有兩年實習經驗,否則執照不能用。大陸幾所重點會計學校,如上海財經大學和廈門大學,本身都有校辦的會計事務所,教授也有很多在外面執業。台灣研究生透過跟教授的關係,可把執照「掛」在這些事務所幾年,取得正式執業資格。

大陸的法律規定是一套,實際執行是一套。光是熟讀法條文字,或看幾本大陸的法學著作,根本無法「參透」大陸法律。更要緊的是這些死的條文,是如何被使用的,執法有何破綻或後門。唯有親自到大陸走一趟,方能明瞭個中奧妙。

大陸是個凡事講「關係」的地方,在大學結識的老師同學,是非常有用的人脈資源。尤其大陸各研究所,近年廣開門路招收在職生,去年畢業的五萬名碩博士,在職生高達四分之一,台生很容易結交到有頭有臉的人物。

中國投資社法務經理劉文琦,在人民大學法律博士班就讀時,同學就包括大批現職法官,從最高人民法院到雲南地方法院都有,學校每學期受委託培訓三十名。她還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兼課,這所學校的畢業生,都被分發到對外經貿部任職。劉文琦接到台商的案子,打電話給這些舊關係,很多事情都好辦。

中共要求所有國營企業一級主管必須在五年內,取得相當於工商管理碩士的學位。台灣到大陸念企管的學生,幾乎都有總經理級的「大款」同學。

甚至有些冷門學科,也有意想不到的人脈寶藏。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的陳詩芳指出,在大陸念師範學校教育系的台生,有些是想在大陸開設幼稚園。一胎化政策下,大陸父母「為了唯一的孩子,什麼錢都願意花,即使再愚蠢再笨,」幼稚園儼然暴利事業。但是開設幼稚園,最大門檻是執照。透過教授認識地方教委,申請過關的阻力較小。而且掛出與師範合作的招牌,可建立幼稚園的專業形象。

此外要想在大陸創業,同學也是最佳現成伙伴。台商在大陸找人合夥,被坑被吞已不是新鮮事,相形下同學就值得信賴多了。

擁有政大會計與統計雙學位,目前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攻讀財務會計碩士的簡家德認為,與其窩在台灣的會計事務所打工,每個月領四萬多元的薪水,不如找幾個北大同學合夥開會計師事務所。

「十年後大陸的收費標準,大概跟現在台灣差不多。我的北大同學幾乎都是會計師,跟我交情挺好的,我們可以自己發展事業,有些學長已開始這麼做了,」他說。

創造在就業市場的稀少性

台大經濟系畢業的張筱悅到北京清華大學讀企管碩士的著眼點,則是打算進跨國企業工作。她認為未來很多人都有機會被跨國企業派到大陸。她來北京念書,可以先摸清這裡的企業文化,日後奉派大陸也沒有心理障礙。

張筱悅的同學都是在職生。「team work (分組合作)的時候,同學都很保護自己,能少做就少做一點,想的是我會得到什麼好處,難怪這裡主管和台商很難帶人,」口音已經被京片子「同化」的張筱悅說。

不少台生意識到,來大陸求學的優勢在於「創造自己在就業市場的稀少性」。東吳法律碩士班畢業後,劉文琦留校擔任助教三年。一心想在母校教書的她發現,「東吳從英美回來的太多了,大陸這個領域至少人才比較少。很多老師是隔岸做研究,但我在大陸所學,加上我的生活體驗,可以給學生不同的感受,不是那種冷冰冰的,從台灣做介紹。」

有些台生是在使命感的驅策下,負笈大陸求學。曾任《自由時報》記者和社長特助的陳建仲,捨棄每個月十餘萬元的高薪,考進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班。台灣朝野對大陸認識的貧乏,甚至「聽不懂大陸在講什麼」,他非常不以為然。

「對抗有對抗的方法,和解有和解的方法,台灣對於大陸完全沒有方法可言,這樣下去只會推向戰爭。總要有人去瞭解大陸,既然沒人去,我去,」陳建仲說。他不定期為《台灣日報》撰寫兩岸關係和大陸現況的專欄,雄辯地展現獨到的見解。

榜首考進台大法律系的楊登傑,目前在北大專攻中國法制史。大學時代參加台大的「儒社」,接受四書五經和新儒家的洗禮後,他成了「儒家的信徒」,言談不時穿插幾句「孔曰如何,孟云如何」,對中國也產生強烈的關懷,吸引他踏上神州大陸。

楊登傑指出,大陸受惠於人口規模,即使冷門科目,也不難找到老師指導,台灣就沒辦法。例如他現在讀的中國法制史,在台灣快要變成絕學了。

曾受教育部之託,前往大陸訪察高等院校的淡江大學教授楊景堯也指出,大陸沿襲蘇聯的制度,設有許多單科大學,培養高度專門化的人才。例如電影方面就有北京電影學院,電影製作的每個環節都專門設一個科系,技術非常專精,台灣就無法切得這麼細。所以有些專業人才,會選擇去大陸學技術。

歐美日本到大陸要人才

北大法律博士班的台生,還包括中央民意代表,新黨國代楊敏華。海洋大學碩士班畢業後,楊敏華鍥而不舍報考博士班。但台灣博士班的門閥主義向來為人詬病,與教授素無淵源者,往往不得其門而入。即使楊敏華法學著作甚豐,應考照樣嘗到敗績。求學意志堅定的他,轉往美國攻讀博士。孰料課業尚未修完,他所任教的靜宜大學,就爆發新舊派之爭,楊敏華被電召回國處理,被迫結束在美國的學業。但他仍然不死心,兩年前選擇北京大學,繼續他未竟的博士夢想。

許多優秀學生,是在學校的鼓勵下,負笈大陸深造。例如東吳大學從章孝慈校長時代,便積極與大陸法學界交流。校方不僅蒐集大陸對台招生簡章,提供學生查閱,還考慮承認大陸學分,遭到教育部警告。政大商學科系的教授,應邀到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講學者不少。所以「東吳法律幫」和「政大財經幫」,占台生很高比例。

大陸的大專院校,近年有「強者愈強」的現象。一九九三年出爐的「211 工程」,確定教育資源的分配,優先集中在九十四所重點大學。而副總理李嵐清更著手推動大學合併,希望能集合力量辦出幾所世界級的大學。

「我們的口號是『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北大副校長遲惠生說。他透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醫科大學,都可能併進北大,使北大的版圖補齊工科和醫科這兩塊,成為完整的綜合大學。其他幾所台生較多的學校,例如上海財經大學也可能併進復旦大學,北京電影學院可能吸收廣播電視大學。台生都能明顯感受到,大陸重點大學的實力飛增。

大陸重點大學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超乎台灣的想像。為能暸解與影響大陸的走向,歐美、日本爭相邀請大陸年輕教授去當訪問學者。「我們學校(人民大學)的年輕老師,每半年到一年就被輪派出國,瑞典、荷蘭、日本都來要人。他們學習外國最新知識後,就把它翻譯成中文,二手資料非常快,馬上教給學生,」劉文琦說。

不過文革造成的斷層,對大陸的師資留下無法彌補的傷害。大學教師不是六十歲以上,就是四十歲以下。一般台生的評價是,老教授有高度的教學熱忱,但吸收新知畢竟力不從心,年輕教師的學術成熟度則需要時間。由於不堪薪資太低,年輕教師流失相當可觀,在校外兼差賺取「灰色收入」也很普遍。

許多台生用「可怕」兩個字,形容大陸學生的用功程度。殷倜凡記得他在台大的時候,只有等到期末考前,圖書館自習區的「人氣指數」才達到沸點。但北大的自習教室,每天都座無虛席,有七成的學生每晚泡在裡面。「甚至宿舍熄燈後,還有學生在穿堂大聲誦讀英文,看起來像個傻子。」

殷倜凡的碩士論文題目寫金融危機。他從圖書館找到兩本年齡比他還老的舊書,談三○年代經濟大恐慌的,想不到同學早就借閱過。「他們看書的廣泛性很強,不敢想像他們在資料室待多久,或許因為大陸生活太單調吧,」他說。

大陸學生最花心力的,就是學習英語。副校長遲惠生很自豪地說 ,上次台大派球隊到北大來交流,大清早六點多就被驚醒,原來是校園空地到處有人捧著英文在讀。而就讀北京電影學院徐彥萍,第一年規定修的十二個學分裡面,就有六學分是英文課。她開玩笑跟台灣的朋友說:「我好像是來念英文系的。」如此不尋常地重視英文,說明大陸急欲跟國際接軌,「求知識於世界」的強烈企圖心。

或許是培養「國際社交能力」吧,北大到了午休時間,有人教學生們跳交際舞。每星期五晚上的校園舞會,是驗收成果的時刻。學生們男孩西裝領帶,女孩洋裝長裙,在西洋熱門勁歌、梁祝協奏曲和「媽媽請你也保重」(台語歌)的伴奏聲中,翩翩跳起華爾滋,非常「中國特色」的舞會。

「本來以為來到一個封閉的社會,想不到更有機會認識世界各國的朋友,」在北京電影學院念攝影的黃敬堯說。北大公布的外籍學生獎學金名單,國籍超過了三十個。台生在大陸結交的外國友人,都相當「聯合國」。「我還認識從赤道幾內亞來的學生,厲害吧!」簡家德炫耀。

北大歷史研究所的蕭弘德指出,自從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此發表演說後,北大成為外國元首訪問大陸的重鎮;南韓總統金大中、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義大利總統接踵而至。能夠親睹金大中風采,蕭弘德興奮不已。

大陸潛移默化,台生功不可沒

在戒嚴時代,台灣地下流行的「禁書」,多半請託僑生夾帶入境。台生也扮演相同的「郵差」角色,台灣的書籍資訊,經由他們傳達到彼岸精英手中。大陸近年的法令規章,多少都看得出台灣的影子,台生功不可沒。

台灣精英前進大陸求學,不單是自己得到好處,他們對大陸的瞭解,更是台灣可貴的資產。他們是「正港」的中國通,不是美國學府培訓出來,戴著各種眼鏡看大陸;也不是窩在台灣的匪情研究機構,從故紙堆裡看大陸。

北京大學南門邊的中關村,有如台北光華商場,電腦資訊產品販賣店雲集,路旁到處停放著人力車。只見最古老的交通工具,載著最現代的電腦,在寬闊的海淀路吆喝急馳,構成奇異的畫面。一位報考北大哲學系的台生,一針見血形容「這就是今天大陸的縮影」。

立法院科技委員會召集人王昱婷,高中時代發生六四事件。她萬分悲憤,誓言今生絕不踏上大陸一步。但是大學畢業後,她卻放棄留學美國的機會,被未名湖的冬景吸引,考進北大法律研究所。她的足跡踏遍大陸許多窮鄉僻野,有人問起,她就自稱是南方打漁人的女兒。競選立委的時候,她的大陸學歷成為建國黨的箭靶。放眼立法院,沒有人能像她這樣,暢談大陸下崗勞工的暴動,或台灣該如何利用大陸的地方主義擴大生存空間。

結交許多大陸朋友的楊登傑,感觸最深刻的是,「你去問大陸人,是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他們會說是。再問你認為中國進步嗎?他們會說不是,中國是落後的。一個民族能承認自己落後,而又對自己這麼有自信,它的發展不容小覷。」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使用的教材,全套被譯成中文,盤踞北京各家書店的醒目位置。「台灣的觀念領先優勢,很快就會被大陸追上。今天朱鎔基腦袋裡裝的,已經跟趙耀東沒兩樣,」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在人民大學攻讀新聞博士的資深記者劉國基說。

前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回憶錄出版後,許多研究越戰的學者,開始思考中國事務專家在這場浩劫的角色。一九五○年代前,美國國務院的中國專家,多半是傳教士家庭出身,從小在中國長大,對東亞國家的民情與想法瞭若指掌。

然而,麥卡錫掀起的白色恐怖,卻將這些專家掃出國務院,取代的是從書本去認識亞洲的理論派。從理論憑空想像,美國打越戰沒有不贏的道理,就這樣錯誤引導美國陷進泥淖。

八○年代「中」美建交後,大批美國學生前往大陸學習漢語,實地進行田野研究 ,新世代中國通輩出,美國跟大陸過招,要什麼人才有什麼人才。台灣處理兩岸關係,完全沒有這類型的中國通,對於赴大陸求學的台生,只會懷疑他們的政治忠誠 。劉文琦的求職遭遇,就是鮮明的例子。

劉文琦取得人民大學法律博士學位後,毛遂自薦寫信給海基會高層,希望有機會到經貿處任職,貢獻所學於台商服務。因為目前台商在大陸有糾紛,海基會只能發函給海協會,無法提供實質的司法協助。海基會高層親自接見劉文琦,當場潑了她冷水,「你們從大陸回來,很多人腦筋都怪怪的,」面談結果當然不被錄用。

尤有甚者,不少台生回到台灣,遭到情治單位「政治偵防」。有些剛踏進家門,調查員隨即登門盤問,有些電話被竊聽。在北京的台生圈子,誰是政府派來的職業學生,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台生被視為潛在的叛亂犯,從前對付海外異議留學生的白色恐怖手段,現在原封不動用來對付台生。

楊景堯教授語重心長地說:「高等教育的本質,是選擇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學生可以選擇他自己要的。政府應該把選擇權留給年輕人,不要用政治的理由把它架空。」

台灣爭取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 勢必要開放教育服務業市場。WTO會員國的大學,都將能到台灣招收學生,甚至高中也可以。到時候能否排除大陸的學校,就不是台灣所能決定的了。

本文出自 1999 / 06 月號

第15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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