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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領導人?

文 / 高希均    
199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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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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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鋸局面

台灣社會民主多,法治少;台灣人民有高所得的不少,有高生活品質的不多;台灣家庭小康普遍,大愛不普遍;台灣議壇既呈顯生命力,也出現惡勢力;台灣官員不缺少做官的熱忱,但缺少做事的擔當;台灣企業有些憑本領而揚名世界,有些靠權勢而苟延殘喘。

台灣面臨了一個成或敗、進或退、是或非、善或惡的拉鋸局面。如果繼續改革,前程似錦;如果往後倒退,後果堪慮。

面對成敗與進退拉鋸戰時,往往在於領導者一人的智慧及決斷。這正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一刻。

(二) 不需神化領導者

觀察歐美社會,可以得到一個令人驚奇的心得:在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現代化的國家,政府的運作是靠體制與各階層的文官,而非居高位的領導者。領導者的媒體魅力常常多於真正的影響力。試看近三十年來美國的總統如福特、卡特、布希均極平庸;而詹森、尼克森、柯林頓則各犯了嚴重的錯誤。

可是在台灣,黨主席與民選的總統,一個人的決定就是黨與國的決定。「領袖」的權威過去是建立在威權與廉能上,今天是建築在選票與鈔票上。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華民國除了更民主、更法治、更開放之外,別無選擇。選民經過了半民主、半法治、半威權的十年,終將會要求一個有大格局、大包容、大識見的新領袖出現。

在現實政治中,我們也不需要開列出任何政治人物無法達到的條件,把領導者美化或者神化。

具有兩百餘年民主傳統的美國,根據美國歷史學家史勒辛格於一九九六年邀請三十二位美國專家學者的評比結果,被認為「偉大的」總統只有三位:華盛頓、林肯、小羅斯福;傑佛遜、威爾遜、杜魯門為「近乎偉大」;我們較熟悉的艾森豪、甘迺迪、詹森為「中上」;福特、卡特、雷根、布希、柯林頓(第一任)則為「中下」;尼克森被評定為最差的七位「失敗」總統之一。

(三) 對李總統的評價

一向直言的王作榮先生,在其自傳《壯志未酬》中,對兩位蔣總統與李總統均有率直的褒貶。他在書中指出:

‧蔣中正總統是鄭成功以來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人,但專制獨裁。

‧蔣經國總統是史達林與包青天的混合,有其智慧與機敏。

‧李登輝總統能忍而難容、敏感而自信。有強烈之改革企圖,但不是一個堅強的改革者;有熱烈的革命情懷,但不是一個壯烈的革命者。待人雖誠爽,但亦用謀略。自負甚高而喜出奇謀,但出奇未必能制勝。有國際視野,但更多地方情結。深受日本文化及習俗傳統影響,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興趣不高。富於想像而格局不大。多拚鬥精神,而少沈潛工夫。(參閱該書第三十三章至第四十一章)

(四) 對新總統的期望

把自己看為一個冷靜、理性、挑剔的選民,我希望中華民國的新總統要具有下面四項先決條件:

(1) 治理國家的學識與能力:有見解、能裁決、肯授權。

(2) 人民可以信賴的性格:沈著、包容、大愛。

(3) 較完整的公職生涯:有過大風大浪的經歷與磨練。

(4) 無私與專業的幕僚:不攬權、守本分、知進退。

此外,領導人一定要有李總統所指出的「做事有遠見」。這一「遠見」應當包括兩大範疇:一是要提出一套策略及藍圖,能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一是要有能力及公信力可以切實改善兩岸的僵持關係。

對我們這些(少數的?)理性的選民,選總統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因此,我特別注重領導者的性格:

‧做大事可取,講重話不可取。

‧冷靜決策可取,熱情作秀不可取。

‧包容可取,報復不可取。

‧授權可取,專權不可取。

經過了民主、多元、民氣釋放的十年;經過了內耗、權謀、政爭迭起的十年,我們真嚮往有一個安定的、和諧的大環境,以及一位沈著、包容、大格局的領導者。

這位國家領導人,真如一百餘年前著名的美國歷史學者亞當姆斯(H. Adams)所描述:「美國總統就像汪洋大海中的船長,他必須掌舵、領航、返港。」我們有權利要求:新世紀中華民國的國家領導人,掌舵要穩健,領航要精確,靠港要安全。

本文出自 1999 / 05 月號

第155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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