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底,法國電視台找了全球十個地區的導演,拍他們想像中的西元二○○○年;我拍的「洞」除了代表台灣,也代表亞洲。當時法國人希望我隔天就大致講出預想中二○○○年的感覺,因為時間很趕,那時我的直覺是:「就拍不停下雨的台北吧。」
去年聖誕節,法國電視台在電視上做這一系列作品的首播,我看過其中兩位導演的作品。一位是住在巴黎的北非籍導演,他拍的是二○○○年當天,他回到家鄉北非村莊的一天,大家都無所事事,有點類似紀錄片,我滿喜歡的。另一位是加拿大導演,他拍的內容很像美國電影,有點像世界末日的感覺。拍「洞」的時候,我設定的場景幾乎跟外界沒什麼接觸,就是不停地下雨。雖然作品最後我對二○○○年似乎還抱著希望,但我真正的感受其實並不樂觀。
我是不太去預測未來的人,只是以現在的台灣來看,我無法相信明天會更好。這也許是因為不安全感或不信任感吧;而這種不安全感,大概因為我活在台灣,或是因為我住在亞洲的關係。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到現在還很喜歡回我的家鄉婆羅洲旅行。婆羅洲有些地方甚至要搭汽艇九個小時,沿著河流進入叢林,有點像電影「現代啟示錄」。那些地方實在太偏遠了,沒什麼商業或觀光價值,但我每次回去還是可以感受現代文明正不斷入侵。一九七七年我來台灣念書,二十年來台灣變化很大;中華商場整個被拆除更令人感受深刻,覺得記憶被抹去了。我是外地來的,因為喜歡看電影而常往西門町跑,所以中華商場也有我的記憶。老兵更不用說了,那是他們聚集的一個地方。拆掉中華商場,所有的記憶不論深淺,都被抹掉了。
我想整個亞洲,包括台灣、馬來西亞、印尼,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經濟掛帥。我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也許在不安定的狀態下,經濟或金錢是人唯一比較確定可以擁有、看得到的。馬來西亞也像長江三峽一樣正在蓋水壩,他們的原住民有一支是以遊牧維生,等水壩蓋成,這些原住民可能就此消失。他們也知道這樣是在破壞,可是沒有人敢有擔當地說「停下來」。當你發現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的文明都以很粗暴的方式被對待的時候,我所說的那種不安全與不信任的感覺就會跑出來。
二○○○年對我來說,就是數字而已。我只想靜下來。現在所有的情緒都太高張了,整個台灣社會就像「2100全民開講」一樣,大家都在為自己說話。做為社會的一分子,這樣的情緒讓我有點疲倦,想要隔絕。我以前也會擔心跟不上社會的腳步;可是再想一想,生命那麼短,要跟上的東西那麼多,怎麼追求得完?又能跟到哪裡去呢?我算過,這輩子大概不會拍超過十部電影,想清楚了就不會再搖擺。這十部電影都是我想拍的,我希望能給觀眾意想不到的東西。
愈到世紀末,愈發現我的養分其實都是從老東西、老電影來的。張愛玲、黑澤明去世時我很感傷,因為那標示著一個認真時代的結束。現在的電影有很多像罐頭一樣,包裝精美,可是都規格化了。有時候電影真的看不下去,因為你會發現,除去電腦特效,什麼都沒有。可是過去的電影,包括瑪麗蓮夢露的電影,都可以在環境、器材或是技術的諸多限制中,看到許多創意。有一次我在日本演講,有人問我如何進入現代電影的藝術世界,我回答:回頭去看老導演的舊電影,去感受那種局限中的創意與可能。
我的電影是很都市、很個人的,但我不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所以我無法回答未來電影的走向。只是到二十一世紀,我更關心人的內在。你會發現,科技再進步,人還是會常常感到莫名的恐慌;這不是科技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我會更想去拍人到底怕什麼?我電影的情節、場景、對白、音樂一直在減少,看起來好像變簡單了,卻是將外在簡化到極致去看待人的內在——人到底在恐懼什麼?人的不安全感又是從哪裡來?
(徐子婷整理)
21世紀全球語摘
未來如果因缺水爆發戰爭,戰場必然在中東。沒有任何中東國家,顯示出願意妥協的跡象。約旦大學的薩拉梅教授曾說,水決定中東的未來。但是水的嚴重短缺,可能意味著誰都沒有未來。
——布洛赫(J. Bullouch)和達維斯(A. Darwish),《水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