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生命風貌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圖像，彷彿掌中紋理，過去、現在、未來，已知和未知，融冶於一爐，有客觀事件的累積，還有人民情感的沈澱。攤開城市地圖，可以看到權力起伏的滄桑。你以為過往雲煙，俱成舊夢，其實滴水穿石，一樣的太陽，不一樣的空氣。
城市，是有心跳的。
辜汪會晤，開啟兩岸重新對話的空間，熱熱鬧鬧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走上一趟，台北、香港、上海、北京、東京、再回台北，串起中國與台灣的歷史路徑，卻有著多重的城市感情和歷史情懷，宛若一個連環套。戰前中國人、戰後中國人、日據時的台灣人、國府播遷後的台灣人，都在這個套子裡，能不能解套？如何解套？能不能重畫一個圓？如何再畫一個圓？迥然不同的城市生命，如何能讓命運交錯重疊？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歷史經驗
走進城市找尋答案，茫然之感油然而生。在時間的流變中，百年已過，分合的過程還在繼續，分合的兩種拉力橫亙在歷史經驗和人民感情之間，力道不曾稍減。在辯證的路途中每走一步，痛感愈深一層。明知道也許再過百年，答案就不再那麼沈重和艱難，未來的矇攏卻仍難以舒緩當下的惶惑。
香港，東方明珠，二十世紀的百年風華，來自清帝國崩解前的租期。英人治港，形塑香港獨持於中國任何城市的風情。有歷史經驗，卻沒有歷史包袱，勸君憐取眼前人的及時行樂，讓香港褶摺生輝。
回歸的開始，也是歷史壓力的開始。一夕之間，明珠轉眼成少婦，眉眼間平添抑鬱，還得裝扮著巧笑。世變壓迫著二十一世紀前的香港，趨於成熟，卻又充滿無奈。
上海，當香港發光的那一刻就蒙塵了。繁華於她，猶如空氣般自然；和平飯店記憶了孫大總統視事前的神氣，以及蔣宋聯姻的斑爛，一旦鎖上，也就鎖上了。辜汪上海一會，震動中外，半世紀沒擠上的數百人潮一夕之間全部回籠，也沒讓上海失態。辦慣大宴大席，壓箱底的絕活是不會忘的。
台灣人在上海一點也不特殊。謝雪紅當年離台赴大陸，上海正是她的第一站；海派人的冒險性格，與台灣人氣味相投。歷史的轉變在這裡顯得如此輕易，雲淡風輕，不見厚重。
只接受歷史滄桑、不接受政治壓力的上海，改革開放勢起，她端了就跑，唰地一聲，半世紀前的上海又重回眼底；人潮、車潮、大樓都回來了。
這個忽而看似淡水小鎮、忽而又似萬華舊街、忽而卻似繁華香港的奇特城市，納新求變的木質猶在，遂成為刺激大陸向前追趕的主要動力。
北京，權力的興衰徹底深化成為城市脈動。上海四項共識，風華轉眼即過，實為虛；北京數場嚴肅的對話，才是影響歷史進程的關鍵。錢其琛與辜振甫是強權的對話，江澤民則與辜振甫大談歷史感。身為中國人的悲哀，同一代人物有迥然不同的歷史經驗，遑論兩代人的史觀落差。
中國大時代下的兩條路線
江澤民有他的歷史認知和論述，與辜振甫是中國大時代下的兩條路線，這是國共鬥爭的產物。
辜家可謂台商的老祖宗，當年隨父往來上海、北京與台北。辜振甫的中國情懷，從兩岸隔絕開始，即進入否定政權、嚮往文化的虛無狀態；「中華民國」成為一線連繫，維持政治和文化間的平衡。辜振甫的「正統」，看在江澤民眼內，全然不是這麼回事，中國百年波折，在北京形塑的「唯一正統論」，使江澤民無法體會台灣人在政權疏離和文化嚮往間的擺盪與拉鋸。
李登輝和辜振甫又是台灣人史觀中的兩種區隔，這是日據經驗下的分歧見解。結果，李登輝和江澤民之間的歷史論述，只能鶴同鴨講。
上一代的思考，有大時代的因素；下一代的思考，既有前輩經驗的累積，也有政治現實的交錯影響。江澤民直言，許惠祐與張榮恭體會不到他們那一代的情懷。
事實上，再往下看，如果兩岸對話與交流不取得實際進展，則「中國情懷」可能在台灣下一代的情感經驗中徹底消失。
台北與上海，城市性格相對接近。在台北，歷史的轉折顯得如此輕易，半世紀積累的能量十年爆發，年年月月都有重大事件發生；國會正統傳承、政黨政治成形、國民黨分裂、中華民國與台灣省定位和內涵的調整，不但撞擊政局，政治力的攻防與角力更直接影響社會生活，民生議題動輒穿透政治領域，甚至改寫事件。選擇太簡單、改變太容易，歷史的厚重感蕩然無存。
歷史總是如此鄭重地等待台北落筆，台北卻總是隨意點評，站在歷史的轉折處恍若末覺。當北京還是政權寫歷史的時候，台北早已是人民寫歷史；轉向一點都不困難。變數雖不可測，猶有軌跡可循，唯獨面對黑水溝彼岸的巨大身影，落子竟是如此困難。
百年即兩代，十九世紀的荷、鄭統治，二十世紀的日據和國府遷台，世變之遽，有歷劫毀滅的悲涼，卻無歷更感的歸宿。海洋文化的特點在此表露無遺：轉變比積累更得到青睞。二十一世紀來臨前，海峽橫互著偌大的問號；是分是合、是東是西，只有政治人物瘋狂地追究答案。其實，台北城素性是悲欣笑淚拋腦後，向前奔跑而不給答案的！
(本文作者為資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