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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何時解套?

文 / 吳耕野    
199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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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何時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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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命風貌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圖像,彷彿掌中紋理,過去、現在、未來,已知和未知,融冶於一爐,有客觀事件的累積,還有人民情感的沈澱。攤開城市地圖,可以看到權力起伏的滄桑。你以為過往雲煙,俱成舊夢,其實滴水穿石,一樣的太陽,不一樣的空氣。

城市,是有心跳的。

辜汪會晤,開啟兩岸重新對話的空間,熱熱鬧鬧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走上一趟,台北、香港、上海、北京、東京、再回台北,串起中國與台灣的歷史路徑,卻有著多重的城市感情和歷史情懷,宛若一個連環套。戰前中國人、戰後中國人、日據時的台灣人、國府播遷後的台灣人,都在這個套子裡,能不能解套?如何解套?能不能重畫一個圓?如何再畫一個圓?迥然不同的城市生命,如何能讓命運交錯重疊?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歷史經驗

走進城市找尋答案,茫然之感油然而生。在時間的流變中,百年已過,分合的過程還在繼續,分合的兩種拉力橫亙在歷史經驗和人民感情之間,力道不曾稍減。在辯證的路途中每走一步,痛感愈深一層。明知道也許再過百年,答案就不再那麼沈重和艱難,未來的矇攏卻仍難以舒緩當下的惶惑。

香港,東方明珠,二十世紀的百年風華,來自清帝國崩解前的租期。英人治港,形塑香港獨持於中國任何城市的風情。有歷史經驗,卻沒有歷史包袱,勸君憐取眼前人的及時行樂,讓香港褶摺生輝。

回歸的開始,也是歷史壓力的開始。一夕之間,明珠轉眼成少婦,眉眼間平添抑鬱,還得裝扮著巧笑。世變壓迫著二十一世紀前的香港,趨於成熟,卻又充滿無奈。

上海,當香港發光的那一刻就蒙塵了。繁華於她,猶如空氣般自然;和平飯店記憶了孫大總統視事前的神氣,以及蔣宋聯姻的斑爛,一旦鎖上,也就鎖上了。辜汪上海一會,震動中外,半世紀沒擠上的數百人潮一夕之間全部回籠,也沒讓上海失態。辦慣大宴大席,壓箱底的絕活是不會忘的。

台灣人在上海一點也不特殊。謝雪紅當年離台赴大陸,上海正是她的第一站;海派人的冒險性格,與台灣人氣味相投。歷史的轉變在這裡顯得如此輕易,雲淡風輕,不見厚重。

只接受歷史滄桑、不接受政治壓力的上海,改革開放勢起,她端了就跑,唰地一聲,半世紀前的上海又重回眼底;人潮、車潮、大樓都回來了。

這個忽而看似淡水小鎮、忽而又似萬華舊街、忽而卻似繁華香港的奇特城市,納新求變的木質猶在,遂成為刺激大陸向前追趕的主要動力。

北京,權力的興衰徹底深化成為城市脈動。上海四項共識,風華轉眼即過,實為虛;北京數場嚴肅的對話,才是影響歷史進程的關鍵。錢其琛與辜振甫是強權的對話,江澤民則與辜振甫大談歷史感。身為中國人的悲哀,同一代人物有迥然不同的歷史經驗,遑論兩代人的史觀落差。

中國大時代下的兩條路線

江澤民有他的歷史認知和論述,與辜振甫是中國大時代下的兩條路線,這是國共鬥爭的產物。

辜家可謂台商的老祖宗,當年隨父往來上海、北京與台北。辜振甫的中國情懷,從兩岸隔絕開始,即進入否定政權、嚮往文化的虛無狀態;「中華民國」成為一線連繫,維持政治和文化間的平衡。辜振甫的「正統」,看在江澤民眼內,全然不是這麼回事,中國百年波折,在北京形塑的「唯一正統論」,使江澤民無法體會台灣人在政權疏離和文化嚮往間的擺盪與拉鋸。

李登輝和辜振甫又是台灣人史觀中的兩種區隔,這是日據經驗下的分歧見解。結果,李登輝和江澤民之間的歷史論述,只能鶴同鴨講。

上一代的思考,有大時代的因素;下一代的思考,既有前輩經驗的累積,也有政治現實的交錯影響。江澤民直言,許惠祐與張榮恭體會不到他們那一代的情懷。

事實上,再往下看,如果兩岸對話與交流不取得實際進展,則「中國情懷」可能在台灣下一代的情感經驗中徹底消失。

台北與上海,城市性格相對接近。在台北,歷史的轉折顯得如此輕易,半世紀積累的能量十年爆發,年年月月都有重大事件發生;國會正統傳承、政黨政治成形、國民黨分裂、中華民國與台灣省定位和內涵的調整,不但撞擊政局,政治力的攻防與角力更直接影響社會生活,民生議題動輒穿透政治領域,甚至改寫事件。選擇太簡單、改變太容易,歷史的厚重感蕩然無存。

歷史總是如此鄭重地等待台北落筆,台北卻總是隨意點評,站在歷史的轉折處恍若末覺。當北京還是政權寫歷史的時候,台北早已是人民寫歷史;轉向一點都不困難。變數雖不可測,猶有軌跡可循,唯獨面對黑水溝彼岸的巨大身影,落子竟是如此困難。

百年即兩代,十九世紀的荷、鄭統治,二十世紀的日據和國府遷台,世變之遽,有歷劫毀滅的悲涼,卻無歷更感的歸宿。海洋文化的特點在此表露無遺:轉變比積累更得到青睞。二十一世紀來臨前,海峽橫互著偌大的問號;是分是合、是東是西,只有政治人物瘋狂地追究答案。其實,台北城素性是悲欣笑淚拋腦後,向前奔跑而不給答案的!

(本文作者為資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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