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江會談，既不是國際公約，也不是兩國條約，所以並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
但是，柯江會談產生的政治效應全然不容忽視。北京利用與柯林頓的會談，積極向國際社會營造和談的氣氛。透過這種氣氛的升高，北京達到了兩項目標：一是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政的問題」，一是明確表達追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身段。
這種策略是相當高明的。在過去將近半世紀以來，北京通常都是採取「以戰逼和」的手段，如今卻轉而求諸「以和逼和」的戰略。柯林頓無論使用怎樣的語言來演繹其「新三不」的政策，都未曾放棄「以和平方法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因此，中共的和平攻勢無非是順著美國的調子而展現出來的。在美國已公開表示支持和談，而北京也熱切以其體行動配合美國的立場之際，台灣應如何迎接這樣的新形勢？
如果台灣拒絕談判，極可能在國際社會製造拒絕和平的印象。如何面對中國，一直是台灣政治的敏感議題。任何不慎的談話或表態，隨時會遭到「賣台」或「統派」的指控。然而，台灣距離中國大陸如此接近，經貿關係又是如此密切，絕不能閉起眼睛否認問題的存在。
李登輝總統在七月二十二日國統會的開幕致詞表示，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北京「一國兩制」的政策，讓台灣淪為地方政府的地位。這樣的明確態度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他並沒有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戒急用忍的方針，支配兩岸的經貿往來已有三年，繼續朝這個方向走下去，似
乎只是通往一條沒有出口的道路。
美國參、眾兩院先後通過兩項決議案，重申「台灣關係法」的承諾，眾議院的決議案還列入「台灣人民自決」的字眼。美國樂於見到台灣海峽的和平，還是不容否認的。二十一世紀到來時，任何製造戰爭事端的當權者，必然受到國際的譴責與抵制。基於這樣的考量，美國國會終於做出這樣的決議案，誠然可以理解。問題在於，美國並不能在台灣海峽創造和平。能否使和平降臨兩岸，完全取決於兩岸的當權者。戰爭火種隨時可以引燃，唯和平意願有賴長期釀造。
柯江會談之後，誰能夠播下和平的種子？片面期待北京善意的回應，只能視為變相的推卸責任。政府官員甚至還有人期待「第二管道」的出現，彷彿台灣的和平，並不是台灣的責任；彷彿和平是可以等待、而無需去追求的。倘若戰爭不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唯一方式，倘若政府官員認識到和平是台灣僅有的出路，則政府官員必需運用更多智慧，創造和平的條件。
長期主張台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曾有過一段激情的年代。它的建黨，訴諸於草根的情緒與抽象的意識形態，而終於開闢了現在的民主境界。但是，民進黨在接近執政階段之際，愈來愈清楚地覺悟到台獨黨綱的實務性與可行性的問題。特別是在柯江會談後，民進黨比任何時期還更體會中國政策之無可迴避。依照過去的建黨經驗，民進黨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除了以發表空洞的聲明表達立場之外，從未提出任何具體的力案。
在現階段，追求轉型的民進黨顯然已擺脫過去那種悲情的論調，而正視台灣海峽的真正問題。從黨務高層人士的陸續訪問大陸來看，民進黨誠然跨出了一大步，這種行動並沒有引起爭議。黨內的意識形態追逐者，以及黨外的基本教義派，無不對這樣的訪問之旅進行抨擊撻伐。這是民進黨的歷史後遺症，似乎無可避免。不過形勢已經很清楚，民進黨不可能再走回歷史的老路。既然必須向前邁進，則如何創造台灣海峽和平的問題，就不能避開與北京的接觸。
民進黨的中國大陸之行，不會只此一次。敞開封鎖的大門，其實也象徵著台灣社會發展的又一次轉折。唯有透過不斷地接觸與溝通，智慧才有可能從其中產生。猜忌與推測的年代畢竟已經過去，務實地面對面交談，必然勝過雙方的各種設想。對話，並不等於政治談判，因此也不可能產生任何法律效力。以簡單的邏輯判定這種對話是「通匪」或「賣台」，只能證明思考程度的幼稚。
沒有任何的和平是可以等待的，而必須去追求並營造，使戰爭的影子能夠全然洗滌。誰能夠創造和平，誰就是贏家。兩岸和平，就是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