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8 歲時拚了命離開台灣的，那時我滿心想逃離一個被我認為太壓抑、太狹隘的地方，而在美國的這4 年，我從一開始的辛苦，到逐漸適應、扎根、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生活。大學畢業那年，我在紐約爭取到一份令大家稱羨的管理顧問工作。第一年，我的年薪就是新台幣200 萬元起跳。當時我想，少女時夢寐以求的人生終於可以正式展開。那年，我22 歲，壓根沒有一絲想回台灣的想法。
然而，在開始工作後的這一年，原本預想好的社會新鮮人旅程忽然開始出現曲折、岔路，甚至是最後的急轉彎。
一開始，只是在聊天時聽見多年投注在偏鄉課輔的父母提到師資嚴重缺乏的問題。「很奇怪，流浪教師這麼多，但是願意投入偏鄉教育的人卻打著燈籠都找不太到。即使找到了，也常常心不在此，很快就離開了。來來去去的人，對孩子其實不僅沒有幫助，甚至可能是種傷害。」他們常常無奈地說著。
「其實，這個狀況不是只有台灣有，在美國這裡也有啊。」電話另一端的我試著提供一些安慰。
「真的嗎？」爸媽驚訝地回答，「那他們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嗎？」
「嗯⋯⋯」我側頭想了一下，忽然靈光一閃。「有耶！我們學校20 多年前畢業的一個學姊，她在畢業隔年創立了一個叫『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簡稱TFA）的組織，每年募集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去偏鄉教書。現在他們非常成功，每年都送好幾千個年輕老師出去，而且還不是想去就可以去，像我們畢業的時候，申請去教書競爭好激烈， 錄取率只有10％左右，跟上哈佛一樣難。」
原本只是想提供一些靈感給努力在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爸媽，沒想到他們彷彿在海上漂流許久、終於找到一根浮木，用力緊緊抓著不肯放掉。那天晚上，他們興奮得一個晚上都睡不著，捧著電話和我討論了3、4 個小時。結束時，他們激動地囑咐我，一定要想辦法把這麼棒的資源引進台灣。「Teach for Taiwan! 我們可以為台灣而教耶！」昏昏沉沉的他們在掛掉電話前還是開心地補上這句。
於是，從那天對話擦出的小小火花，我開始一邊做著忙碌的顧問工作，一邊利用下班和假日的時間，以及在美國的地利之便，開始更深度研究「為美國而教」，也努力透過教授和校友網絡，終於在幾個月的努力後，聯絡上TFA 的國際部負責人，開始正式談合作的可能。
沒想到，雪球以我從未預想過的速度愈滾愈大。漸漸地，有興趣聽我簡報的從爸媽兩人，到整間會議室的教育工作者；簡報的頻率，從一個月一次到每週一次；從我一個人，到在台灣形成了最初的團隊。我們發現偏鄉師資的問題不只存在於「體制外」的課輔機構，也矛盾的存在於「體制內」的學校裡， 而且問題的遍及程度遠超乎原本所想像。
在那一年的過程中， 我看著這個「Teach for Taiwan」的構想像是一個有機體，從零到有，不斷地成長茁壯，我的心情是既亢奮又害怕的。作為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當然有媽媽看著孩子長大的驕傲；但同時，當迴響愈大、構想愈具體，我也愈無法切割和它的關連，不論是事務上或情感上，我害怕這個「程咬金」的介入，會讓自己無法繼續專心在原本好不容易爭取來、理當前途似錦的一條路。
2013 年6 月，離我第一次提起「Teach for Taiwan」構想整整一年後，「妳再不回來，團隊就要解散了。」我被下了最後通牒：「研究、團隊、熱情都到位了，妳到底要不要回台灣？」
5 年前，我好不容易逃離的台灣；5 年後，我好不容易立足的美國。我怎麼能允許自己冒險放棄這一切？
冒險的理由， 應該大於自己
原本拒絕冒險的心情開始動搖， 是有天晚上，我夢見了我所有教過的各樣學生：在迦納從暴力相向到在我臨走前，用雙手抹淨我沾滿泥濘的腳的小瑪麗；在青年監獄，從質疑我出現的動機，到3 年後愛上數學、出獄後考上大學的亨利；在海地， 和我掏心掏肺分享生命故事，一同哭、一同笑的難民營孩子們⋯⋯。
當我醒來，我意識到我之所以沒有辦法踏出舒適圈，是因為我深陷一個個由自己出發的問題：「我」想要什麼、「我」可以得到什麼、「我」會失去什麼、「我」喜歡什麼⋯⋯，我以為這些問題可以保護我不受傷、不吃虧，但矛盾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從來沒有帶給我真正的滿足。
但這些學生，喚醒了我生命中一次次被破碎、卻同時無比喜樂的時刻—當我放下「我需要什麼」，而開始願意問「哪裡需要我？」的時候。在這些時刻，我之所以能夠有先前沒有的力量，踏出我的安全領域， 是因為「我」雖然渺小，但是因為我不再將「我」當作主詞，我的渺小就不再阻擋我；而遠大於自己的世界和需要，就成為我力量的來源。
即使如此，我還是覺得我頂多將企畫案寫好，交給台灣教育界的前輩來推行就好，我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地利之便，為什麼要我自己來做？但在一次和誠致教育基金會方新舟董事長對話時，他說：「Teach for Taiwan 既然最終是希望帶動年輕人的運動，就該由年輕人自己來做。」換句話說，非關我是「哪根蔥」， 而是關乎我在社會上應該扮演的角色，以及作為「青年」應該扛的責任。而這個角色取決於無數的因素： 家庭、經歷、大環境的演變所賦予我的，是我的「小我」無法否認或改變的。
去年7 月，我短暫地飛回台灣，希望能下最後的決定。為了「試水溫」，我和團隊邀請了身旁的青年朋友辦個小小分享會。原本，我們想這麼「兩光」的宣傳方式，如果能有20 個人左右來就不錯了，沒想到當晚來了將近100 個人！大家席地而坐，整個晚上就如此熱烈地討論著教育及我們可以做的。當下，我感覺很像進到電影中演的「武昌起義」或是「法國大革命」般的場景，那一份份熱血、一雙雙發亮的眼睛，成了我決心冒險的「最後的稻草」。我知道，我冒險的理由，大於我自己：在於需要、在於時機。
徐超斌醫師曾經說過：「不是我想、不是我要，是我看見需要。」我想，唯有如此超乎自己的動機， 才能成就超乎自己的冒險。
冒險的理由，應該大於結果
在決定是否要回台灣的過程中， 白天，我是每週工作80 個小時以上的管理顧問，但為了能每週與台灣的團隊簡報，又為了配合時差，我只能利用半夜或凌晨做研究、開視訊會議，還會思考到睡不著覺，日復一日。當時，來美國探望我的媽媽非常擔心，總是耳提面命：「安婷，不要太強求，妳付出愈多，結果也不一定會如妳所意，失望可能愈大喔！」
一年後，當我終於在一番掙扎之後下了回台灣的決定，我開始打包、退租公寓，而最後，我必須將我的車脫手。能在大學畢業時就擁有第一輛車，是因為第一份工作的厚待，當我和父親一同看車時，忽然發現有一輛金龜車正在特價出清，當下我們對看一眼，就知道我的第一部車必須是它。因為，我的外公在我7 歲時就過世了，雖然和他只能有7 年相處的時間，但他的雙臂曾經是我心中最溫暖、安全的避風港，而外公一輩子最寶貝的，除了孫子們，就是他的綠色金龜車。那輛骨董車被他無微不至的照顧數十年，直到他過世仍始終如新。他走了後，車子早已被轉手，但我一直很想他，特別是在路上看見金龜車時。當我開著我的金龜車從車廠離開，心中有一份很深的感動：我終於有能力，用我自己的第一份薪水，去紀念我所思念的外公。
當拖車公司將我的金龜車緩緩拖離時，我痛哭失聲。我猜，我的鄰居大概覺得我瘋了，只不過是賣一輛車啊，有什麼好難過的？但在我心中，那台對我意義深遠的車從我眼前消失時，我必須要面對我心中很真實的軟弱：我沒有辦法向害怕放手的自己保證，踏出的這一步，結果的價值會大於這台車，以及它背後所代表的、我所必須放手的。就如同我沒有辦法在那一年之中廢寢忘食努力的當下，向自己和擔心我的媽媽證明我的付出，一定能和結果成正比。但是，冒險， 從定義上，就是在不確定結果時所採取的行動。如果必須在「未知」中生存，那我必須緊握住我「已知」的是什麼。
結果，是冒險家不能掌控的；但我們能抓住的，是冒險的起點和北極星：那份支持我不由自主地想投入更多時間在TFT 上的初衷，以及到最後能支持做出決定對教育和世代的感動。所謂「莫忘初衷」，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但用力的捍衛初衷，才能夠在未知的冒險旅途中，不論結果成敗，都能有盡力走一遭的力量和意義。而雖然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終點長什麼樣子，也不知道中間的路會如何走，但是「教育，是一世代的使命」的理念，是始終指引我這趟冒險的北極星。我必須相信，踏出舒適圈的勇氣若是不能被撼動，那就必須大於結果，對的初衷、用心踏出每一步和沿途的風景、還有對北極星的專注，就是冒險的核心價值。
冒險的理由，應該大於條件
兩年前，我在柬埔寨做論文研究，我與一位「嘟嘟車」司機因為長時間合作而成為好朋友。這位司機很有趣，從來不用本名介紹自己，而將自己叫做「Mr. Smiley」（微笑先生），包括安全帽背後、車子的側邊都特別寫上這個名字。而且，他是真的身體力行將他的名字活出來，無時無刻不掛著一抹微笑。
因為首都金邊的交通非常壅塞，所以我們有很多塞車時間可以互相分享生命故事。他跟我分享，他小時經歷慘痛的赤棉革命，在全國1/3 人口被處死或餓死的狀況下，他親眼看見親人被士兵奪去性命。好不容易活下來、長大、結婚生子，卻又因饑荒必須離鄉背井來到首都開嘟嘟車維生。我看到他時， 因為還沒有存夠積蓄，他已經兩年多沒看見他的妻子和孩子。
知道他的故事後，我真的無法理解，為何經歷這麼多痛苦的他，還有辦法叫自己微笑先生。在金邊的最後一天，微笑先生載我去機場，下車時我終於忍不住問他：「看起來你一點開心的條件也沒有，你到底為什麼笑得出來？」他看著我，邊露出他的招牌微笑，邊回答我：「妳不是第一個問我如何微笑的人。我覺得很奇怪，因為你們擁有一切應該值得微笑、甚至大笑的條件，卻反過來問我該如何微笑。這些年，我學到， 不是有條件才能微笑，是微笑後才能有條件。」
這句話，給我一個當頭棒喝。很多時候，我們沒辦法踏出安全領域，是因為我們覺得那是「人生勝利組」的特權，或是想要等自己夠有錢、有能力、有資源之後，才覺得有「條件」可以冒險。但是如果一味等待環境給我們綠燈，我們或許永遠沒辦法踏上冒險的旅程，成就在別人眼中不可能的事。微笑，對Mr. Smiley 來說，理當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但當他願意踏出實踐這任務的每一步，他就愈來愈有真正從心中微笑的條件。
Teach for America 創辦人Wendy Kopp 曾經在一場對史丹佛大學生的演講中，勉勵他們：「Embrace your inexperience」（擁抱你的經驗不足），不是說經驗不重要，但很多時候經驗反而成為我們的藉口、絆腳石。冒險，需要對的理由，但不需要被條件框住。
如果，我只能分享「一個」冒險的理由，那麼我又會回到我最喜歡的那句德雷莎修女的禱告詞：「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 falls in」（ 願神將我的心完全地破碎，好讓這整個世界能湧入我的心中）。
冒險之所以令人畏懼，是因為冒險的過程會有衝撞、損失、甚至心碎；但冒險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在心碎、痛苦的過程中， 讓我們經歷、擁抱世界和自己的破碎，而淬煉出最柔軟、真實的自己。而這樣的自己，不再將自己保護在銅牆鐵壁內—雖然不會受傷，內心卻也只能愈來愈空、愈來愈冷—反而能像德雷莎修女所說，開始感受到世界的溫度，這或許也才是最飽足的自己。
當然，即使知道這些道理，即使心中有著一股熱血， 要踏出冒險的每一步，都依然令我膽顫心驚。當我回到5 年前抵達紐約的甘迺迪機場，同樣只拿了兩個行李袋，但這次手上還多了一張單程機票，我的腦中仍然緊張到一片空白。我依舊有做為一個人的軟弱，但或許真正的差別在於，我不再認為軟弱是丟臉的，因為我知道真正的勇氣不在乎沒有畏懼，而是即使畏懼，最終我做了選擇。
這裡，我尤其要謝謝我的爸媽願意放手讓我去飛， 不論是當時飛去美國，或是後來飛回台灣。因為他們的放手，我才真正有機會在一次次跌倒後，享受展翅高飛的感動與視野。
所以，不論你的冒險是一抹不可能的微笑，還是一趟由無到有的旅程，邀請你，給自己一個冒險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