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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一場「背海」夢

文 / 蕭富元    
199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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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一場「背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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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寫一本台灣現代小說史,絕對不能遺漏王文興這個名字。三十幾年前,仍就讀於大學、研究所的王文興,業已發表多篇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直至今天依然是歐美大學中文系的必讀教材。他第一本長篇小說《家變》問世後,曾引起廣泛討論,在當時年輕世代間產生共鳴,目前也出版了英日法德文等國際譯本。之後,他再度以六年時間,完成風格前衛的《背海的人》上集,用現代寓言的手法,反映人性和社會的根本問題。開場白便是一長串三字經,對照他溫文優雅的談吐,別如天壤。

在大學時期,王文興與同班同學陳若曦、白先勇、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在文壇推出各自代表作,被喻為現代小說的輝煌時代。當時就讀台大外文系的他,親炙翻譯大家黎烈文、文學理論大師寇爾克(Korg),為日後的讀寫生涯,奠定重要基礎。

二十多歲開始創作,至今不過出版三本書,讀寫不輟的王文興還養成精讀習慣,每小時最多閱讀一千多字。上過他小說選讀課的學生都記得,三小時下來,他只教一兩頁,帶動學生字字推敲作者的用意。

今日,藝文界新秀輩出、老將接連封筆,惜墨如金的王文興,或許無法打入文學圈主流:對於脫離《家變》影響的新世代而言,他的名字甚至聽來陌生。雖然,每年出版社總會寄幾本書的版稅給他,但是買書的訂單多來自國外,「我小說的讀者,也許金頭髮藍眼睛的人比較多,」五十九歲、在台大外文系教歐美現代小說的他笑說。

創寫一本《背海的人》全書,花去他二十四年的精華人生。與俗世疏離的王文興,用慢工出細活的態度證明,儘管市場無情,嚴肅寫作卻永遠不死。

問:自從二十四年前完成長篇小說《家變》之後,你似乎在文壇銷聲匿跡,這二十四年來你都在做什麼?

答:除了教書、讀書之外,我沒有普通的社交,家庭生活也很簡單,兼職、兼課、行政一概不過問。這些年,我偏向近代小說的閱讀,為了開D.H.Lawrence小說這門課,我花了幾年讀他的作品,也讀了Kipling(吉卜齡)。最近我讀Emily Bronte(勃朗黛)之後,回頭再讀Charles Dickens(狄更斯)與George Eliot(喬治艾略特),補充我自己在維多利亞時期小說的不足。我從前是偏向二十世紀閱讀,現在想要多看一點十九世紀的小說。

此外,我也讀了一些英詩。我現在比較偏愛Byron(拜倫),從前我對詩所知不多,只限於Robert Frost(佛洛斯特)、Emily Dickinson(荻瑾蓀)兩個人而已。後來我看了Lawrence以後,對他的詩也有興趣,但是對詩的興趣,還是在現代詩裡打轉。最近對Walt Whitman(惠特曼)有興趣,覺得他的詩非常地好。Whitman讀完了,我就再往前走,讀了Byron,也因為Byron的緣故,使得我對W. H. Auden(奧登)產生興趣,他們是一貫相連的。Auden之後,我就讀T. S. Eliot(艾略特),從前讀他的東西不太了了,前不久我讀了一「Wastelanf」(荒原),這是非常了不得的詩。

其他時間多半是宗教方面的閱讀,基督教、佛教和一點回教。基督教是從巴斯鳴《沈思錄》開始,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又轉到C. S. Lewis(劉易士),我花了一些時間,後來又讀George McDonald(麥唐諾);他是一個牧師,寫非常好的童話。我也讀一些佛經,最後讀了《可蘭經》,《可蘭經》非常好。

同時,我也看中國的宋明理學,我認為儒學也是宗教。我把所有宗教著作都看成是詩篇,是哲理詩,而我看的哲學也都在文學的範圍,我只看文學性強的哲學家,像齊克果、尼采、伏爾泰,我還沒有能力看系統性的哲學家,像康德、黑格爾。

問:解嚴後這十年社會急遽變動,對文化界的震撼,就如同一場文化大革命。很多文化人、作家都捲進去了,你卻閉門在家看書、寫作,刻意缺席,為什麼?

答: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既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我不反對政治,政治很重要,政治也是哲學,可是我要問,在台灣有幾個人把政治當哲學來看待?學政治的人學到政治哲學了嗎?台灣的政治只是政治鬥爭而已,任何所謂有深度的政治分析,都只限於內幕新聞的提供,內幕新聞哪裡是政治?所以我說台灣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只是選舉、鬥爭,這樣我當然沒有興趣參加。

我認為研究人文科學的人,都要把人文科學當做哲學看待。很多人無法把它當哲學,我想恐怕是語言的隔閡,不太能看懂外國語文的著作,因為人文科學的語言非常困難、艱深。比如說要看馬克思,英文本的馬克思並不容易。要看亞當史密斯,他的英文也不容易。

問:你如何看待這十幾年的文學創作?迎合市場的輕鬆暢銷書似乎把嚴肅寫作逼到死路了。

答:也許有些人才轉到電影、電視去了、這個現象國外也很普遍,文字寫作的人愈來愈少,像日本幾乎就空白,美國也沒有。但是,影視難道不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只不過文字的文學大不如前,但它不可能die out,因為文字的美感和影視的美感畢竟兩樣,文字的美感價值可以永久獨立存在。

問:你現在正在抄寫《背海的人》下集,這本小說上下集中間相隔十八年,內容有沒有什麼差異?

答:文字沒有不同,風格也沒有不同,為了小說的延續性,我刻意不使它有任何derail的現象。也許就是因為要保持原樣,所以才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在全書--二十四年的過程中,我不覺得已經用了半生的一半,所以寫完以後,覺得像一場夢一樣。

這二十四年之間,我自己的生活也確實是一片空白,而這場夢--也許是夢魘--全部投射在這本書上。這本書是這場夢的錄影,是二十四年的夢影。所謂空白就是uneventful,對這二十幾年,我沒有任何recollection,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我記得。我每天的活動只是一種making believe,都心不在焉,都在應付。這二十多年來,我經歷家人的生老病死,現在看起來都覺得unreal,我都應付了,可是並沒有投入。

我的空白還不只二十四年,從寫《家變》開始,就是這種空白的現象。假如我覺得外面活動太有意思,我大概看不下一頁書,Writing也報銷了。生老病死也一樣,如果我那麼投入的話,我幾個月都沒辦法做事。

問:空白聽起來有點恐怖,但對作家是不是一種必要?有人說,作家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參與。

答:空白並不等於完全不參加,只是不留下印象。很多社會事件我和大家知道的一樣多,三十一年來我雖然是空白一片,但是這段時間我寫的日記,加起來也有千萬字。日記上當然什麼事都有,只不過這些事過後就算了,沒有留下痕跡。每件事我都經歷過,只是回頭看,覺得相當陌生。我只是不參加周圍的事,並非不去觀察。這三十一年的過程首要是把書寫完,所以也不後悔這段空白。

我這本新小說絲毫不反映現在的時代,我停在我的青年時代,看不出有任何對現在的批評。這是因為當時我所知道的、或者可以動用的經驗還沒有寫完,因此沒想到再去開發不同的領域。我對於解嚴後的生活非常不習慣,我也看不清楚,所以沒有結論,在這裡頭總覺得暈頭轉向,所以我懷疑將來我能不能回頭寫現在這一段。

這幾年台灣的文化鬥爭對我沒有影響。寫作的材料很多,就算是非常personal的材料,也不比社會性強的材料不重要,Dickinson的詩根本和社會無關。不是沒有社會意識、不本土,就不值一讀。作家不一定要反映社會意識,中國最早的小說《史記》,《史記》的故事並不能反映漢朝的社會,它只是漢朝的歷史小說。唐人傳奇也不是反映唐朝的社會,它是浪漫的fantasy,所以社會寫實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中國文學更上的社會寫實,發生得很晚,從白居易以後,中斷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清代,詩才又走上社會寫實。在西方,馬克思文學之前,唯一能夠反映社會寫實的只有whitman,他反映廣大的勞工階級與社會現象,雖然目標是歌頌自由平等。

問:《背海的人》上集風格十分獨特,讀來異常困難,甚至沒辦法讀下去,你預期下集會有什麼效果?

答:我想效果跟上集一定相同。我寫的時候,沒有想到讀者是不是瞭解,只想到我自己是否瞭解。假如我自己都不瞭解,怎麼能期待別人瞭解?如果別人覺得閱讀困難,這種困難反而是我力求別人瞭解造成的。這是個irony,換句話說,我花了長久的時間在這本書上,就因為我一直在找最有效、最易讀的方法。我常常覺得,這本書如果不是現在的面目,那可能還要難上十倍。書的成敗不重要,比不上每天寫作的當刻重要,過程遠超過結果。

問:《背海的人》很有喬哀思《尤里西斯》的味道,你在創作的時候有沒有參考他的作品或是語言,或是有誰的影子?

答:我在三十來歲的時候,用了兩年半讀了《尤里西斯》,沒有任何收穫,我將來還想再回頭讀一遍,所以恐怕喬哀思對我的影響非常薄弱。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文體最簡練的海明威。恐怕沒有人相信,我寫的文字深受海明威的影響(笑)。從十八、九歲開始,我對他的景仰就沒減少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重讀他的作品,他簡練的散文是可望不可即的。

我對西方文學的吸收,是偏重於寫作技巧上,至於文字,則是依賴中國文學的閱讀。我在中國詩詞的閱讀方面,超過英詩的閱讀;古文散文的閱讀,也多過英文散文的閱讀;我只有小說、戲劇才偏重西方的閱讀。

問:寫完這本書之後,你還打算再寫些什麼?

答:我可能改變方向寫作兒童文學,這是一條理想的路,很多作家到晚年都回頭走這條路,像托爾斯泰、美國猶太作家Singer(辛格),還有我一直很喜歡的Kipling。我對兒童文學有很大的改觀,不是早先認為只是特別容易、取悅小孩的童書而已;兒童文學就像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是另外一種類型。這個類型的長處就是簡易,而簡易就是我幾十年一直追求的目標;兒童文學的簡易,就是文學最高的目標。我幾乎認為,說不定兒童文學是文學的最後目的。陶淵明的詩簡淨,所以是詩的第一等地位。回頭看托爾斯泰,他兒童文學的成就,不亞於《戰爭與和平》。安徒生童話也是登峰造極,地位和荷馬沒什麼兩樣。

(蕭富元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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