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寫一本台灣現代小說史，絕對不能遺漏王文興這個名字。三十幾年前，仍就讀於大學、研究所的王文興，業已發表多篇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直至今天依然是歐美大學中文系的必讀教材。他第一本長篇小說《家變》問世後，曾引起廣泛討論，在當時年輕世代間產生共鳴，目前也出版了英日法德文等國際譯本。之後，他再度以六年時間，完成風格前衛的《背海的人》上集，用現代寓言的手法，反映人性和社會的根本問題。開場白便是一長串三字經，對照他溫文優雅的談吐，別如天壤。
在大學時期，王文興與同班同學陳若曦、白先勇、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在文壇推出各自代表作，被喻為現代小說的輝煌時代。當時就讀台大外文系的他，親炙翻譯大家黎烈文、文學理論大師寇爾克(Korg)，為日後的讀寫生涯，奠定重要基礎。
二十多歲開始創作，至今不過出版三本書，讀寫不輟的王文興還養成精讀習慣，每小時最多閱讀一千多字。上過他小說選讀課的學生都記得，三小時下來，他只教一兩頁，帶動學生字字推敲作者的用意。
今日，藝文界新秀輩出、老將接連封筆，惜墨如金的王文興，或許無法打入文學圈主流：對於脫離《家變》影響的新世代而言，他的名字甚至聽來陌生。雖然，每年出版社總會寄幾本書的版稅給他，但是買書的訂單多來自國外，「我小說的讀者，也許金頭髮藍眼睛的人比較多，」五十九歲、在台大外文系教歐美現代小說的他笑說。
創寫一本《背海的人》全書，花去他二十四年的精華人生。與俗世疏離的王文興，用慢工出細活的態度證明，儘管市場無情，嚴肅寫作卻永遠不死。
問：自從二十四年前完成長篇小說《家變》之後，你似乎在文壇銷聲匿跡，這二十四年來你都在做什麼？
答：除了教書、讀書之外，我沒有普通的社交，家庭生活也很簡單，兼職、兼課、行政一概不過問。這些年，我偏向近代小說的閱讀，為了開D．H．Lawrence小說這門課，我花了幾年讀他的作品，也讀了Kipling(吉卜齡)。最近我讀Emily Bronte(勃朗黛)之後，回頭再讀Charles Dickens(狄更斯)與George Eliot(喬治艾略特)，補充我自己在維多利亞時期小說的不足。我從前是偏向二十世紀閱讀，現在想要多看一點十九世紀的小說。
此外，我也讀了一些英詩。我現在比較偏愛Byron(拜倫)，從前我對詩所知不多，只限於Robert Frost(佛洛斯特)、Emily Dickinson(荻瑾蓀)兩個人而已。後來我看了Lawrence以後，對他的詩也有興趣，但是對詩的興趣，還是在現代詩裡打轉。最近對Walt Whitman(惠特曼)有興趣，覺得他的詩非常地好。Whitman讀完了，我就再往前走，讀了Byron，也因為Byron的緣故，使得我對W. H. Auden(奧登)產生興趣，他們是一貫相連的。Auden之後，我就讀T. S. Eliot(艾略特)，從前讀他的東西不太了了，前不久我讀了一「Wastelanf」(荒原)，這是非常了不得的詩。
其他時間多半是宗教方面的閱讀，基督教、佛教和一點回教。基督教是從巴斯鳴《沈思錄》開始，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又轉到C. S. Lewis(劉易士)，我花了一些時間，後來又讀George McDonald(麥唐諾)；他是一個牧師，寫非常好的童話。我也讀一些佛經，最後讀了《可蘭經》，《可蘭經》非常好。
同時，我也看中國的宋明理學，我認為儒學也是宗教。我把所有宗教著作都看成是詩篇，是哲理詩，而我看的哲學也都在文學的範圍，我只看文學性強的哲學家，像齊克果、尼采、伏爾泰，我還沒有能力看系統性的哲學家，像康德、黑格爾。
問：解嚴後這十年社會急遽變動，對文化界的震撼，就如同一場文化大革命。很多文化人、作家都捲進去了，你卻閉門在家看書、寫作，刻意缺席，為什麼？
答：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既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我不反對政治，政治很重要，政治也是哲學，可是我要問，在台灣有幾個人把政治當哲學來看待？學政治的人學到政治哲學了嗎？台灣的政治只是政治鬥爭而已，任何所謂有深度的政治分析，都只限於內幕新聞的提供，內幕新聞哪裡是政治？所以我說台灣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只是選舉、鬥爭，這樣我當然沒有興趣參加。
我認為研究人文科學的人，都要把人文科學當做哲學看待。很多人無法把它當哲學，我想恐怕是語言的隔閡，不太能看懂外國語文的著作，因為人文科學的語言非常困難、艱深。比如說要看馬克思，英文本的馬克思並不容易。要看亞當史密斯，他的英文也不容易。
問：你如何看待這十幾年的文學創作？迎合市場的輕鬆暢銷書似乎把嚴肅寫作逼到死路了。
答：也許有些人才轉到電影、電視去了、這個現象國外也很普遍，文字寫作的人愈來愈少，像日本幾乎就空白，美國也沒有。但是，影視難道不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只不過文字的文學大不如前，但它不可能die out，因為文字的美感和影視的美感畢竟兩樣，文字的美感價值可以永久獨立存在。
問：你現在正在抄寫《背海的人》下集，這本小說上下集中間相隔十八年，內容有沒有什麼差異？
答：文字沒有不同，風格也沒有不同，為了小說的延續性，我刻意不使它有任何derail的現象。也許就是因為要保持原樣，所以才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在全書－－二十四年的過程中，我不覺得已經用了半生的一半，所以寫完以後，覺得像一場夢一樣。
這二十四年之間，我自己的生活也確實是一片空白，而這場夢－－也許是夢魘－－全部投射在這本書上。這本書是這場夢的錄影，是二十四年的夢影。所謂空白就是uneventful，對這二十幾年，我沒有任何recollection，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我記得。我每天的活動只是一種making believe，都心不在焉，都在應付。這二十多年來，我經歷家人的生老病死，現在看起來都覺得unreal，我都應付了，可是並沒有投入。
我的空白還不只二十四年，從寫《家變》開始，就是這種空白的現象。假如我覺得外面活動太有意思，我大概看不下一頁書，Writing也報銷了。生老病死也一樣，如果我那麼投入的話，我幾個月都沒辦法做事。
問：空白聽起來有點恐怖，但對作家是不是一種必要？有人說，作家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參與。
答：空白並不等於完全不參加，只是不留下印象。很多社會事件我和大家知道的一樣多，三十一年來我雖然是空白一片，但是這段時間我寫的日記，加起來也有千萬字。日記上當然什麼事都有，只不過這些事過後就算了，沒有留下痕跡。每件事我都經歷過，只是回頭看，覺得相當陌生。我只是不參加周圍的事，並非不去觀察。這三十一年的過程首要是把書寫完，所以也不後悔這段空白。
我這本新小說絲毫不反映現在的時代，我停在我的青年時代，看不出有任何對現在的批評。這是因為當時我所知道的、或者可以動用的經驗還沒有寫完，因此沒想到再去開發不同的領域。我對於解嚴後的生活非常不習慣，我也看不清楚，所以沒有結論，在這裡頭總覺得暈頭轉向，所以我懷疑將來我能不能回頭寫現在這一段。
這幾年台灣的文化鬥爭對我沒有影響。寫作的材料很多，就算是非常personal的材料，也不比社會性強的材料不重要，Dickinson的詩根本和社會無關。不是沒有社會意識、不本土，就不值一讀。作家不一定要反映社會意識，中國最早的小說《史記》，《史記》的故事並不能反映漢朝的社會，它只是漢朝的歷史小說。唐人傳奇也不是反映唐朝的社會，它是浪漫的fantasy，所以社會寫實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中國文學更上的社會寫實，發生得很晚，從白居易以後，中斷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清代，詩才又走上社會寫實。在西方，馬克思文學之前，唯一能夠反映社會寫實的只有whitman，他反映廣大的勞工階級與社會現象，雖然目標是歌頌自由平等。
問：《背海的人》上集風格十分獨特，讀來異常困難，甚至沒辦法讀下去，你預期下集會有什麼效果？
答：我想效果跟上集一定相同。我寫的時候，沒有想到讀者是不是瞭解，只想到我自己是否瞭解。假如我自己都不瞭解，怎麼能期待別人瞭解？如果別人覺得閱讀困難，這種困難反而是我力求別人瞭解造成的。這是個irony，換句話說，我花了長久的時間在這本書上，就因為我一直在找最有效、最易讀的方法。我常常覺得，這本書如果不是現在的面目，那可能還要難上十倍。書的成敗不重要，比不上每天寫作的當刻重要，過程遠超過結果。
問：《背海的人》很有喬哀思《尤里西斯》的味道，你在創作的時候有沒有參考他的作品或是語言，或是有誰的影子？
答：我在三十來歲的時候，用了兩年半讀了《尤里西斯》，沒有任何收穫，我將來還想再回頭讀一遍，所以恐怕喬哀思對我的影響非常薄弱。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文體最簡練的海明威。恐怕沒有人相信，我寫的文字深受海明威的影響(笑)。從十八、九歲開始，我對他的景仰就沒減少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重讀他的作品，他簡練的散文是可望不可即的。
我對西方文學的吸收，是偏重於寫作技巧上，至於文字，則是依賴中國文學的閱讀。我在中國詩詞的閱讀方面，超過英詩的閱讀；古文散文的閱讀，也多過英文散文的閱讀；我只有小說、戲劇才偏重西方的閱讀。
問：寫完這本書之後，你還打算再寫些什麼？
答：我可能改變方向寫作兒童文學，這是一條理想的路，很多作家到晚年都回頭走這條路，像托爾斯泰、美國猶太作家Singer(辛格)，還有我一直很喜歡的Kipling。我對兒童文學有很大的改觀，不是早先認為只是特別容易、取悅小孩的童書而已；兒童文學就像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是另外一種類型。這個類型的長處就是簡易，而簡易就是我幾十年一直追求的目標；兒童文學的簡易，就是文學最高的目標。我幾乎認為，說不定兒童文學是文學的最後目的。陶淵明的詩簡淨，所以是詩的第一等地位。回頭看托爾斯泰，他兒童文學的成就，不亞於《戰爭與和平》。安徒生童話也是登峰造極，地位和荷馬沒什麼兩樣。
(蕭富元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