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三十日子夜，中英兩國交接香港主權時刻。立法局，制衡特區政府的最高民意機構也改朝換代。在俯視皇后像廣場的立法局陽台上，一群因回歸「下車」(喪失議員資格)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慷慨激昂地朗誦麥克阿瑟將軍的名言：「我一定回來」。
蟄伏九個月後，他們確實如約回來了。
根據香港大學今年三月公布的調查統計，在五月的香港特區首屆立法會選舉中，香港民主人士「主流」的民主黨獲得了三二%香港民眾表態支持；這個數字是親中或親特區政府的民建聯／港進聯支持度(一一%)的三倍。這也是回歸後香港人第一次全面實施投票權。
「中產階級支持我們，年輕人支持我們，各行各業支持我們，有理想的人支持我們，我們的選票無所不在，」民主黨主席、大律師李柱銘表情嚴肅、但語氣輕快地說。
興奮，也出現在「前線」負責人劉慧卿的身上，前線是民主黨派之一，同樣是在回歸時「下車」，這段期間只花三天街頭募捐，就進帳三十九萬港幣(約一百六十萬新台幣)。以辯才著稱、訴求全面直選的劉慧卿，對自己捲土重來參加特區立法會議員選舉，充滿信心。
只是，他們的戰場與訴求因為回歸而在修正中。
當權派的條件：比受國、比錢多
五月選舉，基本上是一場在中國旗幟下，在野的福利民主對抗當權的紅色資本的戰爭。
九七回歸時，中共廢除香港立法局、改設臨時立法會，並在深圳改選出六十位議員。這也造成九０年代以來，反中共或親西方的政治人物紛紛被迫「下車」，取而代之的是左傾或「突然愛國」的當權派。
中方主導的臨時立法會，金錢是最突出的衡量標準。根據統計，六十位臨立會議員中，超過七成(四十二人)是商界人士。論「資」排輩，港進聯副主席、在商界稱為「褲王」的楊釗，以擁有兩百五十八家公司股份、也是兩百一十二家企業的受薪董事，搶到第一。排名第二的是東亞銀行副理事主席李國寶，他也是八十六家企業的受薪董事。回歸前號稱立法局最富、自由黨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因為「只」是七十五家企業的股東、六家企業的受薪董事，屈居「探花」。不過，他倒是搶了同黨副主席夏佳理(五十家公司受薪董事、二十七家企業股東)的風采。
這些紅色資本家的共同特色是，過去支持港英政府發展自由經濟，回歸前積極與中共唱和，回歸後則大力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容光煥發地穿梭京港兩地。他們思想立場與主言論改變幅度之大，連七０年代就投身反英運動的香港老左派都看不過去。
面對這些屬性立場的非議時，紅色資本家最喜歡說：「愛國不分先後」「後發制人」。香港的經濟好、社會政治的安定也被解釋成「因為強大祖國在背後支持」。在他們的主導下，幾個月來，臨立會一面倒地配合特區政府處理小人蛇遣返、選舉法修法與中央公積金制度，贏得「橡皮圖章」的綽號。(見表一)
中間性人物：又傾又砌，既聯合又鬥爭
臨立會中，紅色資本家外．，還有一類是所謂「又傾又砌」(既聯合又鬥爭)的中間性人物。像民協主席馮檢基，過去對抗港英，爭取中低層民眾利益，回歸後，既受中共統戰，也演出「向江澤民遞抗議書「在天安門前遊行兩分鐘」等活動。這種在現實利害中搖擺的身段，香港人喜歡加上「投機」的帽子。
五月選舉，特區政府根據紅色資本家「量身訂造」的氣息濃厚。新的立法會雖然同樣是六十席，產生方式卻包括普選的地方選區(二十席)、功能團體(三十席)和選舉委員會(十席)三種方式。台灣選民熟悉的地區選舉，更採取「比率代表制」。也就是，單一選區多個名額，並依照政黨得票比率分配當選席次。
「光是這一招，保證親中政黨萎縮速度慢一點，」一位民主黨候選人的文宣幹部忿忿地說，像臥虎藏龍、有許多產業「大王」列名其中的港進聯，根本不打算參加兢爭激烈、直接面對民眾的地區選舉，「一方面選不上，而且有更舒服的當選方式。」
「基本法規定這種過渡性安排，我們按照基本法辦事，」週六上午，照樣上班開會、忙碌不堪的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翁佩雯從容不迫地說。
想從人民選票建立權力的政黨，無論標榜自由民主人權的民主黨派，或是長期發展基層工作的老左派，莫不有志一同地朝討好選民下手。他們談起勞工政策時，必然義正辭嚴地反對引進外勞；說到福利，則要求降低地鐵票價、減少公屋租金；談到減稅，左右不離房貸利息免稅、凍結政府開支等。要區隔他們的政黨屬性差別，「只有看關鍵時刻怎麼做，」一位香港媒體記者調侃地說。
各政黨飆起的「福利」風，處處指向福利支出增加的趨勢，甚至引來新華社香港分社「小心車毀人亡」的警告。
香港鳥籠裡：只有在野黨，沒有執政黨
香港，也因這套曲折的選舉制度，進入政黨林立、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見表二)。小小一個香港，有名有號的政黨或政治團體就有六、七個，黨員登記超過五百人就算是大黨，更多的是只有幾十人的政團。過去幾個月來，受到比率代表制影響，政黨推派人選排名順序攸關當選機會，各黨內部紛紛傳出內鬧、退出、另組母體的新聞。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近三十年、被視為民主黨內實權性人物的司徒華，談起民主黨派人士各立門號、相互內耗的現象，坦言「只能依選舉自然淘汰」。
如果說香港的民主政治才剛起步，政黨與政治人物自我設限的程度令人惋惜，香港人對選舉風氣的認真，卻值得台灣學習。
二月二十八日，新界沙田市大會堂廣場，雖然圍觀的民眾只有稀稀落落幾十人，其中還包含各種媒體的記者，五位政黨候選人(包括兩位政黨主席)仍一本正經地接受當地社區「質詢」。主持人的問題從社區有多少人？有幾所小學？到地方議會有多少議員等。問題一出，只見五位候選人面面相覷，沒有人完全答對。彼此之間幽默調侃，台上台下不時笑成一團。
因為黨主席李鵬飛在此參選，而特別趕來助陣的自由黨大埔區議會議員鄭治國邊看邊笑，「在香港，你無憑無據侮辱別人，是會被選民看不起的，」對台灣選舉氣氛並不陌生的鄭治國指出。
特區政府也規定，這次選舉，每個選區政黨競選經費上限為兩百五十萬港幣。在禁止送禮、請客、流水席與廣告的情況下，候選人幾無異議，甚至還有再降上限以增加窮人參選意願的呼籲。
去年與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合作出版《香港優勢》一書的杜大偉感覺，香港人雖然不是制定規則者，卻懂得觀察風向，快速自我調整，適應環境，擴大、攫取市場。「這個原則主宰香港經濟，也主宰香港政治，」觀察香港二十年的杜大偉說。微妙的是，五月選舉雖然攸關政黨消長，但選後的香港仍是一個只有在野黨、沒有執政黨的社會。
沒有執政黨，就沒有人理直氣壯地為政府政策辯護，「會不會立法會六十席都是反對黨，甚至整個香港都是反對黨，一列名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被視為董建華「小內閣」成員的梁錦松搖頭說。他最擔心的是，這套制度繼續下去，「我們只教香港人當反對黨的心態，而非當家作主的意識。」
香港人卻不管這麼多。他們一向在既有遊戲規則下活動，畢竟「一國兩制」也不是他們設計的。
